两汉的刘姓皇帝，有所作为者不少。开国之君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自不待言，即或是守成的帝王，如两汉之文、景、昭、宣；东汉的明帝、章帝，也都堪称出类拨萃的人物。不过，相对而言，武帝刘彻显然是更出众的一位。本书向读者展现了雄才大略汉武帝的不同侧面，帮助您了解这位帝王的心胸与气魄。

两汉的刘姓黄帝，有所作为者不少。开国之君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自不待言，即或是守成的帝王，如西汉之文、景、昭、宣，东汉的明帝、章帝，也都堪称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相对而言，武帝刘彻显然是更出众的一位。本书向读者展现了雄才大略汉武帝的不同侧面，帮助您了解这位帝王的心胸与气魄。

引言

第一章 帝王之路 充满传奇

 第一节 从胶东王到皇太子

 第二节 初登帝位的尴尬

 第三节 皇权的最后胜利

第二章 尊儒兴学 士多彬彬

 第一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节 始置五经博士

 第三节 太学与郡国学

第三章 雄才大略 留传青史

 第一节 断匈奴右臂与张骞凿空

 第二节 起用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

 第三节 恩威并施，四方臣服

 第四节 推恩分子弟

第四章 锐意鼎新 强化统治

 第一节 强化中央集权

 第二节 军队的改革

 第三节 新的经济政策

 第四节 广开选举之路

 第五节 完善法制

第五章 工程兴作 名目繁多

 第一节 长安城的扩建

 第二节 关中六渠的修筑

 第三节 兴建茂陵

第六章 精神世界 恍兮惚兮

 第一节 土德制度

 第二节 求仙与祭祀

 第三节 个性与爱好

第七章 西汉盛世 危机四伏

 第一节 空前强盛与挥霍无度

 第二节 民众的反抗斗争

 第三节 匈奴再起边患

 第四节 巫盅之祸

第八章 晚而改过 难能可贵

 第一节 轮台之诏

 第二节 任用赵过推行“代田法”

 第三节 后事安排

第九章 功过是非 重新评说

 第一节 功大过亦大

 第二节 从汉武功过看历史悖论现象

一、冲突的引发

武帝选择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后，就兴致勃勃地按儒家要求执政。儒家讲究礼仪，推行王道，崇尚古代圣王业绩。为了宣明政教，必须建立明堂。明堂源自原始社会氏族议事的大房子，是古代天子祭祀先祖、朝见诸侯、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朝中儒生虽然都从史书上知道明堂的用途，可对于它的具体形制谁也不清楚。有人推荐八十高龄的《诗》学大师申公来指导。申公名培，是赵绾和王臧的老师，也是汉代鲁《诗》的创始人。文帝时曾任博士官，现在退休在家教习弟子。

武帝当时年轻有为，喜欢和文人高谈阔论，薄古非今。他接见申公后一连问了几个问题来讨教治国之道，老头却淡淡地说：“治国不靠空话要靠行动。”让武帝有些摸不着头脑。正在尊儒兴头上的武帝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封他为太中大夫，留在京城共议明堂事宜。

众儒生不仅要求建立明堂，在巡狩、封禅、改历等各方面也都按儒家学说办理。朝中以窦婴、田蚡、赵绾、王臧为代表，竭力推行儒术，实行儒家政治。过去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被搁置一边，朝中信奉黄老的大臣也备受冷落，他们纷纷到窦太后面前诉苦。

窦太后对孙子刘彻一系列尊儒活动早有耳闻，虽然有些不悦，但年老体衰，武帝已经亲政不便干涉，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不久武帝采取新措施，检举不法的外戚宗室，撤销了他们的宗籍，并让列侯离开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住。这一下子触动了许多外戚皇族的利益，他们中有许多是窦太后的亲戚。公主们也不愿意离开京师到偏远的地方居住。他们纷纷到老太后那儿告状，窦太后的怒气又增加了三分。在汉朝廷内部形成了以窦太后为首奉行黄老的旧派势力和以武帝为首的尊崇儒说的新派力量。新派需实行改革，使用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来推行霸权，显然和旧势力的清静无为格格不入。两派势力必然会展开激烈的斗争。

赵绾等新兴儒官看出了阻挠改革的力量实际是窦太后，于建元二年(前139)初，上奏武帝，建议他遇事自己做主，不必向东宫奏事。东宫即窦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因为在东边所以简称东宫。窦太后闻听大怒，于是爆发了积压已久的怒气。她派人搜寻赵绾、王臧的罪过，陈给武帝，并把他训斥了一顿，同时要求惩办赵、王二人，说他们两个是新垣平第二。

新垣平是文帝时的一个骗子，他鼓吹长安东北有神气，应该建立祠庙。信仰神灵是古代帝王的通病，文帝也不例外，被新垣平哄得团团转，对他言听计从。文帝不仅按照新垣平所说的在渭阳(今陕西省渭水北岸)建立一座五帝庙，并亲自去祭祀五帝，把新垣平奉为神仙，封他为上大夫。新垣平多次弄虚作假哄骗文帝来显示自己的神威。他事先派人送玉杯，又在文帝面前装成未卜先知的样子，最后被大臣张释之等看出破绽，终于揭穿了他的把戏，依法查办，夷灭三族。文帝因为这件事十分沮丧，也给当时仍是皇后的窦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王臧、赵绾和新垣平视为同类，可见她生的气确实不小哩！

武帝迫于祖母的压力，同时也看到旧势力的强大，如果一味抗争，可能不会有好结果，反正祖母已老，以后仍是自己的天下，于是他就按窦太后的指示，撤窦婴、田蚧之职，把赵绾、王臧逮捕下狱。不久，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自杀了。

武帝听从窦太后的安排，任命许昌为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朝廷内部的儒派势力被驱逐出去，尊儒活动暂时中断。

二、太后之死与皇权胜利

窦太后干预朝政，赵绾、王臧自杀，明堂停建，朝中儒家集团解散，一切又恢复成老样子。尊儒活动进入低谷，这对年轻的武帝是一个考验，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黄老学说的不可行性，更加肯定了“大一统”作为治国方针的合理性。武帝面对眼前形势，藏起自己的锋芒，不和窦太后发生正面冲突，非常顺从地起用了一批她喜欢的人来辅政，比如任用“万石君”这样的老实人。“万石君”是河内人石奋一家人的绰号。石奋十五岁时就侍候高祖，经历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在朝中为宫，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忠厚老实，办事谨慎，从无差错。石奋的四个儿子也个个像其父亲那样忠实可靠。到景帝时，父子五人全部为官，每人俸禄二干石，合为万石，所以人称“万石君”。像“万石君”这样的人只知道墨守成规，自然合老太后的口味，但对武帝来讲，他打算有所作为，需要有在事业上能够锐意进取、勇于革新的人来辅佐。武帝把朝中之事交给信奉黄老的旧臣管理，每日吃喝玩乐，消磨时光，等待时机再展宏图。

武帝经常和幸臣韩嫣深夜出城狩猎，几日不归，有时踏坏农田也毫不在乎。有一次留宿客栈和老板发生争执，幸亏老板娘从中周旋才得以脱身。武帝就是这样放纵自己来逃避现实，发泄心中的苦闷。

建元五年(前136)，武帝二十一岁，他看到窦太后病得很重，没有精力干涉朝政，就积极地活动起来，趁机建立“五经博士”，表示官方承认儒家的专宠地位，由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迈出了新步子。

建元六年，窦太后病逝于长乐宫。信奉黄老的旧派势力失去后宫的支持，显然不堪一击。武帝等待几年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大干一场了。首先，他罢免了当初由窦太后指定的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重新启用田蚧为相，并以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朝中的黄老旧臣差不多被清除干净了。田蚡也起用了许多儒生为官，汉王朝呈现出一派尊儒景象。

已经停止的明堂继续修建，儒生们也积极活动起来，用儒家经典解释各种事物理由，儒学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再次召集天下贤良商量对策，名儒公孙弘复出，再任博士。以后十年，公孙弘以儒生身份平步青云，由博士升任左内史、御史大夫，于元朔五年(前124)拜为丞相，封平津侯。他学习儒学便可由布衣入侯，成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向世人展示儒学的魅力。天下文人纷纷响应，一时间学习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儒家的统治地位逐渐稳固。

为了贯彻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主张，武帝又设太学，为五经博士召弟子。儒学和官学结合起来，标志着儒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正式确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此，后文将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P16-18

刘姓，据相关的统计资料可知，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四大姓之一。不仅如此，而且与中国皇帝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的皇帝称谓，始自秦代，系秦王赢政将“泰皇”去“泰”著“皇”，又采上古“帝”位号，合并而成。不过可惜的是，本欲“传之无穷”的秦王朝，仅历二世十五年便覆亡了。而继秦之后的两汉，绵延四百余载，传承二十余帝，是中国进入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帝国时代(前221-1911)的第一个长祚王朝，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两汉王朝的皇帝姓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刘姓虽非中国皇帝的第一姓，但却是皇帝第一姓之后，第一重要的皇家姓氏。后世的刘姓子孙，或多或少恐怕都会沾些刘姓皇族之光，甚或可以径直视作刘姓皇族的后裔。

两汉的刘姓皇帝，有所作为者不少。他们中像开国之君高帝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自不待言，即或是守成的帝王，如西汉之文、景、昭、宣，东汉的明帝、章帝，也都堪称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相对而言，武帝刘彻显然是更出众的一位。自班固在《汉书·武帝纪》里给他戴上“雄才大略”这顶桂冠后，直到当代出版的多种有关他的著作，似乎没有不给他冠以这个头衔的。我国古代帝王数以百计，但真正配得上使用“雄才大略”这一定语者，实在是寥寥无几。

汉武帝生活在帝国时代之初。当时，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帝国，虽由秦代创立，但在实际运作中，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完善之处。例如帝国的指导思想，秦以法家为主，“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再如在秦开创的公卿官僚制下，丞相等臣子权力很大，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沙丘之谋，如果没有丞相李斯参与，其事便难获成功。汉初的情形似更为突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平灭诸吕，实际是由大臣们发动的一场政变。可以这样讲，汉武帝时代，历史的发展已经把改进、完善新兴的帝国制度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在此关键时刻，倘若遇着一位平庸之君，糊里糊涂地混过去，历史画卷上将缺少有如今天所见到的威武雄壮的一页。所庆幸的是，汉武帝不仅敢于迎接时代的挑战，而且有声有色地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从而将帝国时期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后人之所以称赞汉武帝“雄才大略”，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此。

毋庸讳言，任何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作为两千年前的帝王，汉武帝所迈出的每一步，差不多都伴随着劳动人民的巨大痛苦；他的那些“雄才大略”行为，除了积极的一面之外，也同时存在负面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休养生息初步繁荣起来的西汉社会，由于武帝“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的多方折腾，财政吃紧，问题丛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出现了种种危机。正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然而汉武帝毕竟不愧是位非凡的帝王，面临危机四起的局面，他紧急刹车，改弦更张，不仅检讨了自己的“不明”，而且公开宣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休息”、“思富”、“养民”新政策，实际为以后的“昭宣中兴”也奠立了基调。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像汉武帝这样，能够晚而改过者，实不多见。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印迹的人物，书之竹帛，流传久远——特别是让刘氏子孙世代铭记这位先祖的赫赫业绩，显然是非常需要也非常必要的。尽管目前已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汉武帝的论著，数量相当可观，但从刘姓皇帝的角度来写他的，似还不曾见到。唯其如此，这册《汉武大帝》的面世，或许可以弥补汉武帝研究中缺少从刘姓视角作考察的某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