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随潘光旦赴川东南、鄂西南走访土家期间留下的摄影纪录。在他的镜头下，展现了土家族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近百幅的照片里，他们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唱薅草歌，真实、自然而生动。

　　本书是作者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随潘光旦赴川东南、鄂西南走访土家期间留下的摄影纪录。对于土家族的研究，潘光旦可以说居功至伟。他的调查结果直接促成了中央将土家认定为单一民族。张祖道第一次将潘光旦对土家族的实地调查用影像方式记录下来。在他的镜头下，展现了土家族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近百幅的照片里，他们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唱薅草歌，真实、自然而生动。

早上，潘先生说，走不成，游三游洞去。三游洞在宜昌城西10公里处。小吉普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乡道走了十里路左右，被一条小溪阻断，只有下车步行。

这条小河灌入长江，有渡船。最近因为要在长江勘探水库库址，需要在对岸长江边大盖工房，市工程局在小河上建了一座桥，运送人员、材料，为了维护摆渡人的收入，就在桥上设了一扇门，派人看守，不许老百姓走桥，只能摆渡过去。于是老乡提篮挑担，挤在桥门口央告、理论，甚至吵架。我想，公家修的桥不让纳税的老百姓过，宁愿让桥闲着，真是不应该。其实，可以吸收摆渡人参加工程建设，收入比划船要高，把守门人撤下来做其他工作，省下的守门工资就足够付给摆渡人了。老乡们从桥上走，比等船、上船要快得多，还省了船钱，真是一举三得。联想到这次下来逛的公园，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大门设立一个入口，一个出口，至少一个口子派一个人看守，旺日淡日一个样，照样分出、人口和售票，至少三人，其实只要一个就足够了。这两件事就是一篇小品，准备写出来寄回刊物发表，触一触官僚主义作风。

潘先生很要强，不要轿子和小车，架着双拐用一条腿走，天晴暖和，走得满头大汗。

他敞开黄皮夹克，一撑一大步，精力充沛，毫无老态。我热得把绒衣绒裤都脱了。走了十里，沿着一线陡坡窄径上三游洞，潘先生上去比较困难，但他不要人帮助，慢慢地顺利地到达洞口。

三游洞在灯影峡下游北岸峭壁上，背倚西陵峡，面临下牢溪，四周山水秀丽。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元微之、白行简三人来此探访，白居易写了(三游洞序)，就成了此洞的名了。宋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来游过，被称为“后三游”。洞大概有八九间房大，前面亮后面暗，石壁上刻有古人的诗词，还涂有近代人的一些歪诗，破坏人们的心情。抗战时，当地政府在此洞办公防空袭。这里交通不便，游人很少。我们在下牢溪长江水库仓库休息。我一个人去南津关一带拍摄三峡，这里为三峡的西陵峡东口，就是三峡的出口处，所以宜昌被称为“三峡门户”。钻探队正在这一带工作。平善坝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长江水库勘察处就在那里。潘先生今天走得太累，双腋已经磨破，就没有去。他说，平善坝过去叫平喜坝，平喜的音转就是“比兹”，潘先生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抿着嘴，半眯着眼，重复一次的连着吐出“平喜”“比兹”两个词，让我们细听。又说，“土家”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自称“比兹卡”，“卡”是家、族的意思。又说，今日的宜昌，在唐代称夷陵郡，在这一带，分布有“土家”的祖先，“巴人”。我们吃饭和休息见到的工人，来时路上遇到的老乡，有姓田姓谭姓向的，还有路旁杜家祠堂的杜家，这些姓都与“土家”有关。这里已是古代巴人活动的范围了。他们的重要性不比你们这两天考证三国演义时的荆州、江夏、赤壁、襄樊差。张飞战巴人，胜负难分啦。大家都笑了。

我们回程改乘小船，顺流而下，很快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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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是搭乘末班车。

湖南岳云中学毕业，我在桂林考上当时在广东韶关的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因为付不起对我来说是高昂的学费，没有去报到。后来，花了一年多时间，才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的来到昆明，在1945年秋，进入心向往之的西南联合大学，读社会学系。在那里，磕磕碰碰、时断时续地念了一年。

抗战胜利，1946年“五四”青年节，学校宣告结束，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上。这是我第一次搭上的联大末班车。

赴校途经上海，系里老师把我们留下，参加上海工厂状况调查，最后又留下我和其他三位同学继续做工人个案访结束时已是11月中，由上海清华校友接待处代办最后一次复员船票，乘末班海轮去塘沽转北平清华上学。

1948年12月15日，清华先于北平得到解放。全校同学在时事政策学习中，同学们踊跃发言，认为经过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后，全国形势一片大好，马上就要解放全中国，我们应该抓紧参军，争取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最末一仗。要不然，怎么向儿孙们讲古，说我曾经搭上末班车，为解放祖国扛过枪。于是，大家纷纷报名南下工作团，第四野战军慷慨地接纳了近万名学生青年，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也将是最末一次这么大批量地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我也是带着照相机拥进去的其中一名。

1952年调北京《新观察》半月刊任摄影记者和编辑。《新观察》是一个综合性文艺刊物，主要报道新人新事物，由此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各界知名人士。《新观察》创刊三年来，潘光旦、费孝通二位老师已经给刊物写了不少稿件，是我们的重点老作者了。我去看望二位先生时，他们已于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分配到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民族学教授。社会学系因为不合时宜已经被取消。我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后不觉一愣，这次不单我一个人搭乘了社会学系的末班车，就连我们整个班、整个系师生一起一个不落地挤进了这辆末班车。原先打算工作两三年后，再去系里回回炉，充实一下的想法是无法实现了。不过不要紧，只要人在工作着，机会就会有的。

1954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社会学家费孝通要去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盟大草原视察并做田野调查，希望《新观察》派一位摄影记者同行，协助摄影和调查，他应允将调查所得写成文稿，供《新观察》独家发表。主编欣然同意，让我将照片发稿工作做好安排后随同费先生出发。  费先生在海拉尔和呼盟草原调查半个月后，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电话召回北京参加筹备会去了。我于9初月结束调查工作，也匆匆赶回并向费先生汇报调查和拍摄情况。费先生后来以《话说呼伦贝尔草原》为总题，连写《初访草原》、《牛奶和羊肉》、《蒙古包和游牧》、《组织起来就有办法》等4篇文章。

以后，我又随同费孝通师到苏州市吴江县“江村”(开弦弓)进行“重访”(费著《江村经济》再调查)，这是我于1957年5月随同费先生第一次调查“江村”。(1982年1月)、(1994年10月)、(1996年9月)、(1999年10月)42年间，共随同费先生前后5次调查、访问和拍摄“江村”。

我记述和拍摄的《江村纪事》一书也已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

1956年11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我的老师潘光旦要去四川东南和湖北西南十几个县视察，对土家族进行识别和实地调查，也请《新观察》出动一位摄影记者随行，协助调查、摄影。潘先生也应允将所写文章由编辑部独家发表。由于上次费先生的《话说呼伦贝尔草原》一文合作顺利，图文并茂，而且连载数期，受到读者欢迎；印数每期都在上升，提高了作者和刊物的知名度。编辑部认为这种文字和摄影作者同行采访，进行同期拍摄的方法可以提高二者的质量，值得推广。因此，主编对潘先生的建议一口应承。于是我和上海《文汇报》记者杨重野同志一起，随同潘光旦先生于1956年11月26日抵达湖北省开始，钻进盘亘在川湘鄂边境的武陵山区，一整天一整天的穿行在绵延不断，起伏不定的高山、深谷、丛林、雪海中，一个县一个县的调查，访问、座谈，寻觅、识别土家人，采集各种资料。直到1957年1月31日方才顺利结束此行。

1991年9月27日至10月18日，我随费孝通老师到武陵山区对土家族进行访问和调查。费先生此行是顺着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实地调查的足迹走，进行再调查、潘先生是1956年5月20日至6月30日对湘西北的吉首、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水顺、龙山7县的“土家”(当时尚在研究，识别中)进行访问和实地调查。1956年11月再去川东南和鄂西南18个县市对土家族实地调查，费时65天，行程14000里。费先生此行也是先从吉首、凤凰开始，走完湘西北，再去川东南、鄂西南各县。对我来说，这次是二访土家。

1994年11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潘乃谷和研究员邱泽奇二人到武陵山区做社区调查时邀请我一起去拍些照片。我们于11月10日飞抵武汉，到达武昌中南民族学院，参观了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老师吴泽霖在此创建的民族学博物馆。展品很多，我们主要参观了土家族部分。11日下午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然后乘车去来凤县，于13日至18日在该县百福司镇的河东乡做社区调查。19日至23日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的龙山县兴隆街乡做第二个社区调查。这是我的三访土家。

2002年7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湖北恩施市举行“第七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潘乃谷所长和我被邀请参加大会。

会后，大会请来宾前往来凤、宣恩二县参观、调查。次日又去利川市参观古建筑群等。大会共有5天。

此行是我四访土家。

1957年1月底，潘先生、重野兄和我一起，从湖北回到北京。春节期间曾去两家拜访过一次。之后，我将“土家行”的胶卷冲冼放大后，就静待潘先生赐稿，以配上照片，作为重点文章连载发表。哪里想得到，等来的却是一场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潘先生没有能够为刊物提供土家识别的稿件，后来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拍摄的照片大都束之高阁，只有最先拍摄的湖北长阳县和山峡的几张照片和文字《长阳——可爱的山城》《川江航标员》一起发表在《新观察》上。

关于潘先生的生平，他自己很少谈起，我们师生间谈话时也很少涉及，只能简单介绍几句。

潘光旦，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13日生于罗店镇，优生学家、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