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奋斗史，六十余年读史阅世的生命体验，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艰忍负和理的记录，中国百年学术史的珍贵注脚。

本书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书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本书是何氏的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60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何氏半个多世纪的亲见亲闻，弥足珍贵。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特别有关三四十年代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友和校风——重新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序言

国内篇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专忆1 何家的两根砥柱

【附录 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专忆2 少年时代的朱英诞

第三章 南开中学

专忆3 爱国记录的创造者

第四章 一年插曲:山东大学

第五章 清华大学（上）

Ⅰ.考试与入学

Ⅱ.“发现”自己，磨炼意志

Ⅲ.培养自修习惯

Ⅳ.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第六章 清华大学（中）

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

第七章 清华大学（下）

“天堂”与“精神”

专忆4 雷海宗先师

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

第九章 西南联大（上）

Ⅰ.留美初试失败

Ⅱ.“尽人事”

Ⅲ.再“尽人事”

Ⅳ.否不单临

Ⅴ.东山再起

【附录1 留学考试的英文水平】

【附录2 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

第十章 西南联大（下）

Ⅰ.建校史略

Ⅱ.联大社群

Ⅲ.学风（上）:人文社科

Ⅳ.学风（下）:理工

Ⅴ.个人生活漫忆

第十一章 师友丛忆

Ⅰ.郑天挺（1899—1981）

Ⅱ.钱端升（1900—1990）

Ⅲ.陈体强（1917—1983）

Ⅳ.张奚若（1889—1973）

附:罗应荣（1918—198?）

Ⅴ.潘光旦（1899—1967）

Ⅵ.闻一多（1899—1946）

Ⅶ.孙毓棠（1911—1985）

Ⅷ.丁则良（1916—1957）

Ⅸ.冯友兰（1895—1990）

海外篇

第十二章 纽约和哥大（上）

Ⅰ.选校补忆

Ⅱ.旅途观感

Ⅲ.令人留恋的纽约生活

第十三章 纽约和哥大（下）

Ⅰ.岁月蹉跎的焦虑

Ⅱ.导师的选择

Ⅲ.课程忆要

Ⅳ.两次口试

Ⅴ.准备话别

【附录 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

第十四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

Ⅰ.西迁温古华

Ⅱ.博士论文计划受创

Ⅲ.哥大论文的完成

Ⅳ.论文出版的受挫

第十五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

Ⅰ.国史研撰的序幕

Ⅱ.埋首国会、哥大、哈燕图书馆

Ⅲ.决心踏进汉学以外的世界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

Ⅰ.哈佛与明清人口史论

Ⅱ.哥大与《明清社会史论》

Ⅲ.学习“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Ⅳ.极不寻常的邀聘与考验

专忆5 胡适 第十七章 芝加哥大学（上）

Ⅰ.芝加哥创校及其特色

Ⅱ.学校领导对中史教研的重视Ⅲ.国际规模的中国研讨会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Ⅰ.课程的设计

Ⅱ.研撰（上）:一再出入明清史的门槛

Ⅲ.研撰（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Ⅰ.《东方的摇篮》引起的波折

Ⅱ.新中国的号召

Ⅲ.衰象:东亚教研的暗斗

Ⅳ.师生关系

【附录 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

第二十章 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

Ⅰ.重建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Ⅱ.画龙必须点睛

Ⅲ.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

Ⅳ.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

Ⅴ.攻坚与翻案: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

卷后语

写撰这部偏重学术性的回忆录必须从先父开始。谈到先父就不得不涉及金华何氏本族和天津的母系亲属了。据说我们何氏源自山西高平，几经辗转迁徙，至晚在南宋初年已植根于金华北乡了。高平就是战国时代的长平，秦国名将白起就是在长平消灭坑埋40万赵国全军的。我们何氏这个渺远的“祖籍”是多么富有戏剧性！世代相传我们是南宋理学家何基（1188—1268，谥“文定”）的后裔。文定公于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孔庙。后来在上海从长我21岁的堂侄德奎得悉，金华北山一带的何姓人氏硬说他们才是文定公的后代，我们是旁支德奎说不值得同他们争认祖宗，重要的是看我们这支何氏是否争气。

记得我大约阴历10岁的那年，有一天父亲在沉思之后对我们说，不知为何昨夜梦见他的父母，可能由于他在外多年，从未按生日、忌日祭祀过父母。父亲决定今后一定要按生日忌日举行祭祀。除了叫家里准备荤素菜肴（内中必须包括以薄薄的豆腐皮裹人黄豆芽、冬笋丝、冬菇丝等极爽口的“豆腐包”）之外，要以锡箔叠元宝，装进印好格式的纸包，纸包要按以下的方式由我以恭楷写：右行：“浙江金华北乡瓦窑头巳山亥向”，当中：“先考何公讳志远府君、先妣陈夫人”，左行下半：“孝男寿权、孝孙炳棣”，等等。由于父亲应酬忙，忙时由我代祭。祭前出门捧香向南揖拜迎接祖父母之灵，请到上房之后，要三度敬酒，三度磕头。第三次磕头之后以一杯酒按“心”字形泼在地上以示报恩之诚。然后持香出门，烧纸包，恭恭敬敬地向南揖拜“送别”。自始父亲即强调一点：一切要心“诚”。幼年这种训练使我后来非常容易了解孔子、荀子论祭的要义和“文革”期间亿万群众经常跳“忠字舞”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回到正题：父亲决定恢复祭祖，我才知道祖父的名字。

父亲名寿权，字逸清，生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他的生母陈夫人是志远公的继室。猜想中志远公第二次结婚时或年已逾40，大约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我的大伯父寿延公（即德奎的祖父）和二伯父寿铨公（即炳松之父）年纪要比父亲大不少。我和父亲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这造成我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的大缺陷，父亲曾根据他壮年自习日文科学教本的知识为我讲述遗传及生理大要。他说：“你祖父寿至83，祖母寿至87，隔代遗传很重要，好自为之，你也可能像祖父母那样长命的。”没想到他紧接就讲西周昭穆制的要义，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当我于50年代“及60年代初长期攻治明清人口、经济及社会史时，曾再三揣想志远公的起家似与太平天国后浙江（包括金华）的土旷人稀、地价低廉很有关系。祖父如于乱平后最初l0年买进相当田产，到l880和1890年代必已大大增值；这应该是全家经济重心自农转移到商的主要原因。果然，1996年刊印的《何炳松年谱》：何氏“世居金华北乡后溪河（今罗店乡）。自祖父志远始创业于邑城”。虽然确切年份无考，但以批发火腿、南枣、锡箔名闻于金华一府八县的“何茂盛”就是在这“繁荣”期间创建的。就全族言，四房分工的模型也日趋显著了。大伯父经管“何茂盛”，二伯父和父亲专心读书应试，四叔少青年时期家境已比较宽裕，不喜欢读书，就专管田产。

最重要的长房之内又有分工。大伯父老年因患沙眼，“何茂盛”的业务全由长子炳金管理。次子炳森专门读书，而且20岁后中了秀才，不幸36岁时得瘟病不治逝世。幸而他的长子德奎，字中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真正成为何氏全族的中流砥柱之一。炳金好色，多外遇，以店中公款供其私人挥霍。由于“何茂盛”营业规模不小，除夕百忙之中还要按乡俗大铁锅炒米，不慎起火，店铺及附近住房全部焚毁。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并本诸祖上传下的处世原则，所欠的债要尽量毫厘不爽地清偿，于是何家“破产”，四房就不得不分家了。这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了。

二伯父是岁贡生，有子二人。长子炳文，子女多，壮年逝世。次子炳松（1890-1946）是何家第一个留学生，介绍“新史学”的历史家，多年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35—1946）。他当然是全族另一砥柱。

我父亲是廪生，曾在杭州书院晋修，考举人两次“荐卷”而未中。科举废即习日文及法政。初任宁波法院的检察官，因守正不阿得罪巨绅，愤而辞职。回金华即按照日本制度创办了一所高标准的城东小学，学生操练时有洋鼓洋号，县人耳目为之一新。但因主张继续毁庙兴学，不久即为乡里保守人士所不容。于是决心离家北上。后来据同乡前辈传说，启程之前父亲指着金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有去无还，不期竟成谶语。

父亲初到天津任法官大概是在民国二三年。房东是同乡前辈东阳“张辑老”（全名和号已无由得知）。老先生是举人出身，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他曾任元氏知县数年，因体弱便血在津休养等候新的任命。据说袁很欣赏他的书法。父亲早年以儒医闻于乡里，他钻研岐黄是与结缡多年的王夫人之不能生育大有关系。父亲为张辑老诊治初期甚见功效。于是张辑老夫妇转而对父亲年逾40而无子息大表关怀，提议以视如己出的养女咏兰嫁给父亲，但必须与王夫人“两头大”不分嫡庶。这项建议得到仍然健在的祖母陈太夫人的热烈赞同，王夫人亦以子嗣为重，毫无异议。事实上，我周岁后王夫人即北上来津，我是在王夫人怀抱之中长大的。我16岁去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王夫人才悄然离津回金华的。当时我心灵创痛之中唯一的慰藉是，王夫人过上海时，德奎安排她看了一场德国海京伯马戏班猛虎跳火圈等极其精彩的表演。

我在高小时期才略略知道生母的身世梗概。她出自金华农家。外祖母张老太太是金华人，自己亲生的女儿早已嫁到外县的陈家，生儿育女，自有家业。外祖母中年以后感到有必要收养一个幼女由自己抚育，才不会感到寂寞。于是就向这个农家收养了我的生母。母亲属羊，生于光绪乙未（1895），小父亲25岁，生我时22岁。主持家政及对外交际。

非常有趣的是，外祖母在她嫁给陈家的亲生女50岁左右守孀的时候，她叫陈家四口全部搬到天津，并把陈家唯一的女儿（应该是她的外孙女）硬收为己女，改名张芝鸾，于是与我生母咏兰便成了“亲姐妹”了。姨母出阁以前对我爱抚有加，远嫁到东阳以后仍不时北上重聚，因姨父俞星槎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三届（1916）毕业，与白崇禧同班同屋，军职流动性大。姨母连生四子，其中三子生于天津和北京。总之，我童少年时期和陈、俞两家的两代表亲相处融洽，充分感到这种扩大多面的亲属关系的温暖与亲切。

除父亲外，身教言教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老太太。她至老都一直保持端秀慈祥的面容，非常热情，又富理智。亲友同乡间的大小摩擦，经过她合情合理的仲裁和教训之后，无不人人倾服。我是她最疼爱的对象。父亲明了她这“弱点”，所以对我执行体罚之前先将门内锁，以平时用蜡擦得亮亮的红木戒尺重重地连打我的左手心后，才开门半赔笑着恭候外祖母的责骂。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此章的回忆应回到重点：父亲如何决定我的早期教育。

至今仍不时涌现我脑海和“眼帘”的，是商务印书馆精印裱好的一副历史“对联”挂轴。严格说不是对联，因为左联用彩色横贯表明历代王朝国祚的长短，夏、商、周和两汉就上下宽、面积大，秦、隋就上下极窄几乎只有左右横贯的一线了，五胡十六国、辽、金等朝代在左半部另划专区处理，但在上下比例上仍与东晋、南朝、南宋联系。右联全是纵向安排，和木版书一样自右而左一行一行地接连下去，上始黄帝，下迄宣统，详列了传说及正史中“五”千年的帝王世系。这副历史图表挂在王夫人和我卧室的墙壁。回想起来，我高中和大一时主修化学的意愿，是绝对无力抗衡从6岁起父亲有意无意之间已经代我扎下了的历史情结的。

P3-7

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时光流逝，转瞬间自童稚初听《左传》故事至今已大大超过原估的60年了。只有从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3年秋考，1944年春夏之交发榜）起算，此书写撰的完成与出版在年代上才符合整整一个花甲。有鉴于“60”这个数目，无论在西方文化发源地两河流域，还是在远古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内，都涵有非常丰富的意蕴，我决计保留原拟的书名，不去计较年代上的出入了。

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象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我们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本书“上篇”其余的“专忆”虽然是应邀早已撰就的短篇，但其中“应酬”的成分微乎其微，都是补充本人早期学思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有用史料。清华及西南联大时期不少位师友，神貌言笑仍历历如新，其中凡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故事轶闻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一罗致在“上篇”之末的“师友丛忆”章。雷海宗先师对我治史胸襟影响深而且巨，所以在“上篇”享有最长的“专忆”。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准，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的，我之所以穿插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如果本书对历史社科内外的广大读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话，我将引为衰年尚未辍学的岁月里最大的报偿和欣悦。

对本书的写撰与完成有所贡献的是以下几位学人友好: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汪博士，十年如一日，几乎无时不在为我穷搜广借所需参考数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汉威博士，自1993年初识即不断鼓励我从事治史经验的写作，一再供给有用史料，并备极用心地校核全部书稿中个别史实、人事、年代等细节。杨振宁先生不但核正了我对联大回忆中涉及的人名、街名等，还认为我对清华和联大数理教研的综合评估并不显示人文学者的外行。本书筹撰初期，与劳贞一（干）院士和汪荣祖教授多次电谈治古史新思路时，曾获得他们积极的反应和鼓励。南开大学领导世界史教研的王敦书教授曾供给近年纪念雷海宗先师的文册和雷师《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遗著。同校郑克晟教授，除寄赠乃父毅生（天挺）先生纪念文集之外，还特别为我复印郑先生60年前评阅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明清史考卷的日记——这是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在筹撰第十九章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的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教授，不但屡度和我通信讨论，并且不时惠赠近年有些重要的考古论文集和海外很难及时获得的专门报告，有如鄂尔多斯博物馆的《朱开沟》——以动物为母题，富有浓郁“亚欧草原”气息的青铜器群的发源地。对以上诸位旧雨新知，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博士对本书写撰和出版殷切的关怀，张倩仪女士对书稿内容及其他建议，黎彩玉女士经常耐心的编辑工作，都是我应该在此一并申谢的。

虽然本书定名为“读史阅世六十年”，事实上从童年听父亲讲《左传》起至今已将近80年了。这样漫长的读史经验在此“卷后语”中值得综结之处甚多，兹择其要略陈如下。

（1）我诞生时父亲（同治庚午1870秋生）已经48岁了（中国算法）。年龄差距如此之大，他对我的童少年教育只能作折衷的决策。学校教育科目既远较传统启蒙教育新而且广，他无法也不应硬使幼童课余另作《四书》全部背诵的工作。他只能在我课余精心选择片段经史（尤其是《左传》故事与《礼记》若干篇章的故事与制度）作穿梭式的讲解和“讨论”。他似乎很懂儿童心理，严督之下不时夸奖我的“悟性”，这对我逐步培植读书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2）我17岁第二次才考进清华，实现了童少年第一个志愿。本书“上篇”第七章曾以夸大的语气讲出，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的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课题。当时国内各大学中只有清华才是历史与社科兼重，历史之内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蒋先生这种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的政策，实际上非常符合我个人必须采用的“功利”取向，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我从刘崇师打下欧洲近代史的基础，雷海宗师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专题（另有课外的清史谈话），冯友兰师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我大有启迪之功。我最获益的是在那优美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之中，培养出治史向“大”处进军的宏愿，而这宏愿要到美国之后才能逐步实现。

（3）哥伦比亚的英史训练对我治学有枢纽性的重要。重要的并不全是知识和眼界的扩展，而是沉浸于史料之海的初度经验与感受。姑以中、美第一流大学图书设备而论，七七战前清华西文书籍的收藏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全部不过十几万册。先就外交档案而言，蒋廷黻先生虽主张把第一次欧战前德国秘密外交档案Die Grosse Politik陈列在西文阅览室的公开架子上，可是历史悠久而又最基本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经常逐年发表的非秘密外交文件，即俗称的《蓝皮书》，却一本也没有。反观哥大书库之中，百数十年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逐年的种种档册和报告，放满了一架又一架，排列成一行又一行，更不要提伦敦、利物浦等都市、各地方政府摆如长龙的档册了;非官方各式各样的史料和书籍专刊更是多到浏览不完。初入哥大书库即深深感到作为华籍学人，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本书第十四章偏重叙述我哥大英史博士论文所引的主要史料，用意正是在此，更在以实例说明“原始”资料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程度。

自1952年夏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史料起，特别是次年夏天开始，在国会图书馆新楼第八层书库遍翻3000多种中国方志及其他大量典籍之后，我才充分感觉到在史料渊海中自由游弋之乐和捕获之丰。最初两部有关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出版迄今已逾40年而仍屹然被公认为标准著作，就是因为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哥大、国会、哈燕、芝大图书馆（中国善本胶片最全，并与普林斯顿合购日本珍藏明代史料胶片）等处所作史料方面的基本功确较一般学人认真。

“实录”必须讲实话。我如果1940年考取第五届清华留美庚款，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包括中国史籍）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入书库自由翻检。

更有利于大规模研究的是当时所有各种期刊，甚至创刊百年以上的，卷卷都摆在架上任人自由翻阅。近一二十年来因书库空间有限，很多图书馆都把陈年多卷的期刊存放他处（哈燕社早已采此政策;加州大学系统内旧期刊一律存放在regional libraries）。

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当时虽没有复印和电脑的便利，一切靠手抄，但抄写之前必须先作一番消化与联想的工作，积久对我的写撰和讲课都大有裨益。盛年正值大量多样使用图书的黄金时代实是今生一大幸事。

  （4）也许由于当年学习西史相当认真，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diachronic）的比较。特别是在专攻先秦思想的现阶段，这两种成了习惯的默默比较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

（5）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研究的取向和作风曾有几度改变。由于不佩服乾嘉考据及20世纪前半欧洲汉学之无补于了解国史重要课题，所以当哥大英史论文完成之前已下决心不走汉学之路，力求打进社会科学的园地。这个志愿很快就在一系列有关我国农作物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及其相关制度与意识等方面的论著得到充分的实现。事实上，有关美洲作物传华的考证，已在植物学史上赢得不算太小的永久地位。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最系统利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的《明清社会史论》完成若干年后，蓦然回首，对某些社会科学观点方法理论感到失望与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最低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

于是自60年代末开始，个人研究的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得到中国农业是土生土长，并未受西南亚两河流域影响结论之后，立即决心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独立土生起源。这期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自修与考古相关的多种自然科学工具和与初型数字、文字、语言、宗教、思想有关的古今文献。《东方的摇篮》出版前后十几年间是我一生“孤军作战”最饱受围攻，也是学术最低产的阶段。这期间钓鱼台、“文革”、中美建交等大事件使我不能专心治学;再则研究上搞完像《东方的摇篮》那样基本性大课题之后，亦颇有茫然不知何所适从之感。屡经泛读中、西古籍、冥想审思之后，才毅然决然投入历来论战不休的先秦思想领域。

我近10年来在先秦思想方面的工作尚无愧“攻坚”两字，因为研究对象都比较重要，其中还有2000年来一贯被认为是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即使这类基本性课题中所澄清的枝节问题，有如太史公司马迁生年考，本身就是国史上第一等的专题。生平累积的工具和治史经验，虽有形无形皆有裨于刻下的研究，但我主要赖以攻坚的却是所有历史学家自始即必须具有的基本功———考据，现多称为考证。诚如思想史家李泽厚所说，像老子年代这类困惑历代学人关键问题的解决，就只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家的思想史”了。考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古今中外皆大致相同，都要靠常识和逻辑。突破性的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高潮中，老子年代始终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有些“大师级”的学人们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我近年对先秦思想诸作之新解是否今后能为学术界广泛接受虽尚不可知，至少《孙》《老》翻案文章的结论“是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制度、思想内涵，以及命题与反命题先后顺序等多维考证得出来的”。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的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一生驰骋古今，从未曾一日不携带“汉学”的“护身符”。

（6）有待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不是过分自信的话，近年论著之中已作了两项先秦思想史上基本性的翻案。较令人注意的是最近一篇证明《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事实上，更基本的翻案是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召见之前。此年孔子40岁，故《孙子》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实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这项考证最大的翻案意义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不但是人类史上最早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而且通过墨子“道德化”的改装、提升和广泛应用，对战国期间的政治思想及制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孙》、《墨》关系是2000多年来思想史上从未经人察觉的大关键，即使在此卷后语中亦必须摘要考铨。

《孙子·计篇》开宗明义指出兵事五大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在“政出名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申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沉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

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逐步表达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中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此句中“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可以完全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种自语义转化到理论范畴的扩大，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以下极重要的意义:

（1）墨子（约前480—前400）约生于孔子、孙子之殁，深深了解金字塔式制度的崩溃和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建立的必然趋势，于是提出自己的“尚同”与“尚贤”的理论系统。“尚同”是他的“政原论”，全篇开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互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的人民必须自下而上，层层地服从里、乡、上级官长、三公，以至天子的意志和命令。这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一定是贤明的，因为他是最高神“天”参照人民的意愿而选派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但这绝不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社约论》式的政原论，因为人民既无知，也从未曾被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所以根本谈不到天和天子与人民间的“契约”关系。最后分析起来，这种政制是一人专制，意识上是墨子一人专制。历史演变的结果是秦始皇一人的专制。

（2）墨子学说的更大意义是将《孙子》极其接近“行为主义”科学那种完全不考虑道德价值的理论体系全部加以伦理化，甚至宗教化。按:《孙子》开卷的“计篇”即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九地篇”中表现出最为彻底的行为主义原则:“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按:墨子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所主张的是发挥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作用。《墨子·尚贤上》:“……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的行为主义与道德牢不可分，因为墨子所提倡的基本道德之一是利己利人的“兼爱”，本人就是不惜摩顶放踵以救世为己任者。在他理论系统中，天子类似古之圣王，必须“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如此，墨子的理想天下全部笼罩于伦理道德之中，即使最高的环节偶有梗阻，还有宗教的制裁。

这样一来，墨子对行将开始争鸣的“百家”形成一种“威胁”，因为百家理论虽各有其特色，其共同核心都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的“君人南面术”，而“君人南面术”讲求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办法本可不择手段的。墨子把全部治术都伦理宗教化，逼得百家的理论主张都不得不披上道德、仁政、清静、无为、心性及其他形上的外衣。另一方面，墨子逼使未来的哲人、辩士、说客（商鞅是唯一例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言说《孙子》理性思维最缜密、最重实际功效，但完全置道德价值于不顾的“行为主义科学”。连“极惨 少恩”集法家大成的韩非都要以《老子》为缘饰，即系明证。历史实践证明战国百家争鸣最后的成功者是一贯应用消极强化，亦即严刑峻法的行为主义学派。这学派的渊源尚有待详考，而以孙武、商鞅这两位“兵法家”为轴心。这个轴心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秦汉以降2000年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深层政治意识的影响当另有专文讨论。

台湾中央研究院秘书组最近发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院士专长的调查表。寄给我的一份有关专页最上端本应是空白的地方特别加印了几年前我自己填写的专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十分触目，令我小吃一惊，因为列出这么多的“专长”必会使不知我者以我太不谦逊，极少数真知我者了解我的用心在劝示后起学人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事实上，除了以上自列的“专长”之外，我对制度史也曾做过不少有用的工作，例如帝制晚期的赋役制度（内中“明初鱼鳞图册编制考实”可能是生平利用史料最彻底、考证最精细、翻案性最强的论文之一），明清科举制度中的明初生员额数及选拔，明代五种贡生的源起等细节问题;更不必提近年因考证司马谈、迁先世，司马迁生年，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生平要事的系年，而不得不深入细钻西汉官制等等，都是大课题考证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不敢自诩制度史也是专长之一。

在全书结束之前，我之所以提出“专长”的问题，正是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当代盛行的一种说法:唯有思想史才能画龙点睛。上述的“专长”都属于龙身的若干部分。而当代大多数思想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仅是对古人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甚或“出脱”及“美化”，置2000年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深层意识的“阻力”于不顾。所以我长期内心总有一个默默的疑问:“不画龙身，龙睛何从点起？”因此，我深信研究历代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衡量他们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只有具安全感，并终身践履其学术及道德原则的超特级人物朱熹才能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也正是我今后尚须对传统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继续深索的原因。

当然，时间精力许可的话，我也决不会忘记继续阐发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特殊优点及其现实意义的任务。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杨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