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人一生必去的若干个地方之一，去敦煌旅游是很多人的梦想。敦煌旅游热近年逐渐升温，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但当人们真正到了敦煌，进入莫高窟之后，密集的佛教艺术信息骤然袭来，往往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本书将为你提供一套让普通人走进敦煌、读懂敦煌的真正大众的通俗读本。

本书是“走近敦煌丛书”之《国宝流散——藏经洞故事》，书中介绍了莫高窟藏经洞封闭的缘由和藏经洞文物重新发现的史实，讲述外国探险者盗宝的故事，概述敦煌文物的流存情况。

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本书是“走近敦煌丛书”之《国宝流散——藏经洞故事》，书中介绍了莫高窟藏经洞封闭的缘由和藏经洞文物重新发现的史实，讲述外国探险者盗宝的故事，概述敦煌文物的流存情况。

前言

王圆禄与藏经洞的发现

 王圆禄的来历

 王圆禄定居莫高窟

 王圆禄在莫高窟的修复活动

 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经过

 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时间

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藏经洞文物在地方官员间的流散

 甘肃省政府对待藏经洞文物的态度

 藏经洞文物向省外的流散

 最早获得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

 虎视眈眈的西方考古学家

斯坦因与藏经洞文物的大规模外流

 斯坦因来到敦煌

 斯坦因进入藏经洞

 斯坦因对藏经洞的观察与记录

 斯坦因告别莫高窟

 斯坦因撤离甘肃前的最后一捞

伯希和入洞与藏经洞文物的东运

 曼纳林未入藏经洞之谜

 伯希和在藏经洞的活动

 北京学术界对藏经洞文物的反应

 藏经洞劫余文物的东运

 王圆禄及地方官员匿盗藏经洞文物的行为

民国时期藏经洞文物的继续流散

 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在莫高窟的活动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莫高窟的活动

 鄂登堡在莫高窟的活动

 华尔纳在莫高窟的活动

 王圆禄的后事

后语

图版目录

参考文献

王圆禄的来历

藏经洞的发现，以及藏经洞文物的外流，都和“王圆禄”这个道士的名字分不开。谈藏经洞就必须说王圆禄，谈王圆禄也得说藏经同。不了解王圆禄，当然也扰不可能了解藏经洞，以受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因比，这本书虽然谈藏经洞，印不得不首先从王圆禄说起，而且从头到尾都得围尧着王圆禄展开。(图6)

可以说，通过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士的著作，‘王道士”一名在世界范围内早已为学术界所熟悉。又通过文艺作品和新闻媒体的长期渲染演绎，“王道士”在当代中国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是，关于一个真实的王道士，关于王圆禄的真人真事，未必人人知晓。因此，我不得不首先从王圆禄的来历入手，再一步步进入到藏经洞这个话题里来。

首先，我们说说王圆禄的名字。王圆禄，在文献中又作王圆箓、王圆录、王元箓、王园禄等。有学者推测，这个名字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应该是他皈依道教后使用的名字。那么他早年曾使用过的本名会是什么，现在就很难考证了。不过，王圆禄入道教后，还另有一个正式的法号，法名“法真”，道中人又尊称他为“王法真”。俗人们为了图方便，习惯上多直呼他为“王道士”，或“王道人”。

其次，我们要谈谈王圆禄的生卒时间和年龄。关于王圆禄的确切生年，已不可考。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身后显名的人物出身卑微，也许他们对自己的真实出生年月日也是一无所知的。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宗教僧侣，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神秘感，为了蒙骗信徒，一般都对自己的生年讳莫如深，以便将年龄任意夸大，自我塑造出个“半神”或“半仙”的形象来。王圆禄大概和这两种情况都沾边，所以他生前从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生年，以致后人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

不过，王圆禄的死年还是可以肯定的。王圆禄死后，其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撰写了《太清官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以下简称《王法真墓志》)，开首部分说：“民国二十年古历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日。”(图7)1941年10月，考古学家卫聚贤(1898-1989年)在敦煌对已故王圆禄的身世作过调查，结论是：“按王道士死于民国二十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时已八十余岁。”按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王圆禄死于1931年。《王法真墓志》中提到的“古历七月卅日”不好换算，而卫聚贤记录的“民国二十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可以轻易地换算成1931年6月3日，于是我们可把这一天当成王圆禄的死期。

当然，关于王圆禄的卒年，也有不同的记录。譬如高良佐1935年访问莫高窟时，在王圆禄的墓塔前当面读过《王法真墓志》，却在《西北随轺记》中说“王道人死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概是看走了眼，不足为凭。卫聚贤说王圆禄死时“时已八十余岁”，那么从其卒年上推八十余年，可将他的生年大概确定在1851年以前。所以，学术界有人说王圆禄大约出生在1850，有人将王圆禄的生年确定在1849年，都是根据卫聚贤的调查结果而推测出来的说法。

斯坦因于1907年5月给王圆禄拍摄过几幅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1907年的王圆禄是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这与卫聚贤的调查结论相差不大。斯坦因以善于记人记事而闻名于世，但可惜的是，他在1907年和1914年两次到敦煌和王圆禄打交道，却没有记录下王圆禄的年龄信息。斯坦因不懂汉语，王圆禄不懂英语，无法直接沟通。斯坦因和王圆禄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斯坦因的秘书蒋孝琬(蒋师爷，1858-1922年)作中介。而平时只说一口湖南湘阴县土话的蒋孝琬，又不懂英语，他和斯坦因交流时只能通过一种“突厥语”(实即维吾尔语)的西南方言。这样一来，由于交流不便，斯坦因对王圆禄失记的重要内容很多。

P1-3

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曰“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渎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

1910年藏经洞文物东运后，藏经洞很快变得空空如也，成为莫高窟下寺道士们的贮藏室。鄂登堡1914年到访时看到的藏经洞，变成了“上锁”的“小库房”。但此后凡到莫高窟访问的中国人，总是怀着凭吊的心情，要争取进藏经洞看一看。1923年8月21日，来自兰州的官员钟彤沄和敦煌县县长陆恩泰进了藏经洞，发现藏经洞“今为道人贮藏杂物之处”。1935年6月9日，国民政府要员邵元冲及秘书高良佐凭吊了藏经洞，也发现藏经洞“今为道人贮藏杂物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敦煌成为来自大后方的官员、文人和雅士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莫高窟也是他们的必来之地。空空如也的藏经洞，此后只因其北壁壁画而再次为世人所关注。

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画家张大千逗留敦煌莫高窟，调查石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对藏经洞情有独钟，一到莫高窟就钻进了藏经洞。1941年10月下旬，张大千在藏经洞西壁稍南处题字：“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为道人王圆篆发现之藏经洞。”张大千还第一次记录下藏经洞北壁壁画的内容，包括西侧的近侍女像和东侧的尼姑像。张大千似乎对近侍女像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来。(图85)1941年10月下旬或11月上、中旬某日，张大千在藏经洞西壁北角上留下了5行题字：“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大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亦遂名家。辛巳九月(1941年10月20日至11月18日间)，蜀郡张爱大千来观，赞叹题记。”(图86)

张大千在莫高窟逗留期间撰写的《漠高窟记》中，对藏经洞北壁壁画记录如下：“东端比丘尼一身，红袈裟，持凤扇，西向立。前，老树一株，枝上悬一长壶，壶有白色络。树梢右，飞鸟二。西端，小女子一身，双鬟，绛衣，左持朱杖，右臂披一红巾，东向立。前，老树一株，枝上悬一白色方形长袋。树梢西，飞鸟二。高约三尺七寸。此画下半，稍有残毀。”

张大千逗留敦煌期间，又邀请好友画家谢稚柳到敦煌，于1942年夏初至1943年春暮间协助调查莫高窟。后到的谢稚柳也进入过藏经洞，并记录下藏经洞北壁的壁画。谢稚柳在后来出版的《敦煌艺术叙录》中，对藏经洞记录如下：“东、南、西三壁及窟顶藻井均无画。西壁中即原砌碑处。北壁，比丘尼一身，红袈裟，持凤扇，西向立。旁老树一株，枯干上悬一长壶，树梢两端，飞鸟二(壁东)。近仕女一身，下半稍有剥落，高约三尺七寸，双鬟，绛衣，左手持朱杖，右臂披一红巾，东向立。旁老树一株，枯干上悬一白包方形长带(壁西)。……(北壁画用笔敦厚，情调自然，盛唐高手之作。)”

自张大千人藏经洞后，凡来莫高窟并进入藏经洞的人，都瞩目于北壁上的近侍女像和尼姑像，只是有时在记录中表述不同。1941年10月至1943年冬，画家王子云(1897-1990年)率领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王子云等对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及其壁画的记录如下：“大型窟，窟后建有三层楼阁。即为举世闻名之藏经洞。窟门内左侧石室一，乃清末王道士发现藏经所在地。其中已空无所有，仅后壁绘有唐画一幅，画中男女各一，衣饰描绘极为细致，为莫高窟唐壁画中的罕见作品。按莫高窟(即一般所称的千佛洞)其所以能为今人注意者，是由于此窟中石室之发现。”

常书鸿于1943年3月24日到达敦煌后，很快赶往莫高窟。常书鸿在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便凭吊了藏经洞。他后来回忆说：“如今，第17窟室已空无所有，只剩下被遗弃在外的洪■和尚塑像、北壁唐入画的供养仕女画二身。这两个色彩文雅、栩栩如生的画像，成了历史变迁的目睹者，是帝国主义分子盗窃中华民族宝藏的可耻罪行的见证人。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央的洪■造像坐坛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对于张大千在藏经洞题记中对北壁壁画近侍女像的过誉之辞，后来的画家们也表示过异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至1945年编写的《莫高窟各洞内容之调查》中，对藏经洞的记录说：“北壁：比丘一身，忧婆夷一身。余壁无画。”执笔者李浴(1915-？年)的按语是：“此即敦煌经卷之出处也。窟门在一五一窟甬道之北壁。窟内西壁北部，近北壁之忧婆夷处，有时人张大千题壁：‘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辛巳九月(1941年10月20日至11月18日间)，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题记。’按此忧婆夷像，描用铁线，而雅逸淡作色。墨线处略施微染，故颇合过来一般国画家口味。实者，此乃画家率意之作。画固不恶，如云此为莫高窟之白眉，是魏、隋初、盛唐等期诸作皆庸俗之作矣。果尔，则吾人日孳孳于千佛洞者，不谓过欤？又，马和之为南宋高宗吋人，画人物多用兰叶。张氏之论，尚有商量之处。”

1945年秋，画家潘絜兹针对张大千在藏经洞西壁上的题壁，用蝇头小楷在张氏题记之南侧题写道：“此画甚佳，然未必即莫高窟之白眉。张氏以其稍具士气，遽即以此抹杀一切，殊欠精当。至若马和之得其一二，亦遂名家，尤属荒谬。……似此浅戏写，足(？)以渎人物哉！题壁本为恶德，强作解人，尤属可恶。故为正谬如上。三十四年(1945年)秋，絜兹。”李浴认为近侍女像“画固不恶”，潘絜兹也认为“此画甚佳”，只是不赞同张大千的“白眉”之说。

1954年10月25日，莫高窟第一次用发电机发出了电，藏经洞内部第一次被电灯泡照亮。(图87)当电灯照亮藏经洞时，常书鸿进入洞内，感慨万千：“我来到第17窟，那个被盗的藏经洞。这里也被一只100瓦的电灯照得满堂通明。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半世纪以来历经劫难的‘石室’纤毫毕露，空无所有的真实景象。这一切，都是过去昏暗的油灯下所见不到的。北壁上那两幅唐代供奉仕女画像在强烈灯光下显得更加艳丽多姿，呼之欲出。我审视良久，她们从石窟创建那一天起，就寸步不离地守卫在这里。她们是这里一切变迁的目睹者，也是石窟惨痛历史的见证人。……从悲愤的往事中醒来，我看到这两个历史的见证人在灯光下露出动人的微笑，仿佛她们在庆幸这样的劫运已经永不复返了，明亮的灯光驱散了陪伴她们的漫长黑暗，给她们带来了光明。这是多么令人动心的幸福的微笑啊，这是足以与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比美的另一种具有东方风格的‘永恒的微笑’！我拿出速写本，即兴把她们这幅‘永恒的微笑’勾勒出来，记下这幸福的瞬间。”

为了恢复藏经洞的原貌，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64年将王圆禄当年镶嵌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南壁上的《大中碑》搬回了藏经洞，又镶在了藏经洞西壁原处。(图88)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认定藏经洞是洪■影窟之后，常书鸿等人于1965年10月将莫高窟第。362窟内摆放的一尊高约94厘米、宽约74厘米、厚约60厘米的圆塑像搬进藏经洞，安放在北壁下方的禅床式低坛上。(图89)他们确认，这尊泥塑像就是本应放在藏经洞内的洪■写实影像，只是当年藏经洞的封闭者在往洞内填充物品吋，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来，而将这尊像从藏经洞转移到了他处。

现在，藏经洞内最吸引人的内容，依然是北壁上的近侍女像和尼姑像。(图90)假如这两身女像真是从唐代起就站立在墙壁上，那她们一定陪伴过高僧洪■，一定目睹了11世纪初藏经洞的封闭，一定经历了近9个世纪的黑暗与孤独，一定在寂寞中翻检过藏经洞文物的所有内容，一定会被王圆禄等人1900年破壁人洞时带人的第一束光亮照得头晕目眩，一定会把1900年以来发生在藏经洞内外的一切事件都牢记在心里。可惜，她们只是在1941年10月后才出现在北壁上的，系张大千的游戏之作。但愿人们用心目从她们脸上看到的那种“永恒的微笑”，绝不是一种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