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离开久了，文澜仍对故乡充满了诚挚的爱，爱她锦绣的山川，爱她淳朴的乡亲，爱她灿烂的历史文化，爱她特异的风土人情。这里是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也是养育他成长的摇篮。我们的爱国精神不正是植根于这种对乡土的深切眷恋吗？固然，眼下他的家乡还没有得到开发，也不算富足，甚至是灾难深重的，但是如果有人对她说了不敬的话，就会像伤害了他的生身母亲一样，让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楚。
他无法保持沉默，只能挺身而出，面对周围愤激的民众一展辩才：“这位先生，你也不想想，武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大敌当前，枪口应当一致对外才是，怎么可以拿来吓唬老百姓呢？
“你刚才侮辱了这位朋友，可你侮辱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千多万云南父老乡亲。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云南不是藏垢纳污之所，而是敢于反抗强权暴政的忠义之邦。民初袁世凯称帝，云南首义，再造共和，把袁皇帝拉下马。试问，连皇帝都不怕，还会怕谁？
“再说眼下，云南以一隅之地，为抗战作出多大的贡献？纳捐纳粮不算，云南健儿还以血肉之躯为国干城。台儿庄一仗，滇军打出了国威军威。在强敌面前，他们决不会做闻风丧胆的长腿将军。”
人群里发出嘲讽的笑声，“刀疤脸”更是洋洋得意，他指着右颊的伤疤大声嚷嚷：“瞧这里，该不是狗咬的吧？在禹王山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一对三，把他们都收拾了。莫非你比日本人还横？”
文澜朝大家摆摆手，继续侃侃而谈：“云南人最讲仁义，决不会恃强凌弱，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无家可归，他敞开大门接纳你；你肚子饿了，他把最后一碗饭匀给你吃。但他们也不是贤愚不分，善恶是非他们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看你先生也是一名国家公务员，一言一行当为民众之楷模，切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千万不能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一席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在人群中激起层层波浪：
“拉屎拉到脑袋上拿尿洗，真是欺人太甚！”
“有本事上前方打日本，在自己同胞面前耍什么威风！”
还有人上前推推搡搡，要胖子马上滚蛋。
眼见众怒难犯，瘦子赶快出来打圆场，他连连朝四方拱手：“都是自己人，别闹误会了。”一边挽着胖子的胳膊把他拖走。
胖子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便宜了你们！”
接下来的时间倒也平安无事。夜渐渐深了，四周沉沉睡去，只有车顶暗淡的灯光，像是人渴睡的眼睛半睁半闭。车厢里空气混浊，旅客的睡相也很丑，横七竖八如同空袭后死亡枕藉的场面。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还是净饭国王子的时候，就因为半夜起身见到众多宫女的睡相，这才萌发了出家的念头。
葛大哥——“刀疤脸”姓葛，文澜亲热地以大哥相称——靠在文澜的肩上，鼾声如雷。隔开一排座位的那位姑娘也倚在车壁上安详地进入梦乡。
文澜没有一点睡意，说不清是因为快要到家而兴奋难抑，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心绪不宁。
他轻轻地把葛大哥的脑袋挪开，起身走到车厢结合部，想去呼吸—下新鲜空气。车速极慢，迎面吹来的晚风并不曾猛烈地抽打他的脸颊，反倒像是与情侣耳鬓厮磨，情意绵绵。
不一会，他听到衣裙摩擦声，一个身材苗条、体态轻盈的身影走出车厢来到他近旁，文澜认出她就是那位长着白果眼的姑娘。
“不多睡一会吗？时间还早着哩，看来这一夜也不会有车站停靠。”文澜关切地问道。为了排解旅途的孤寂，人们彼此很容易结识。
“夜行慢车总归脱不了一个慢字，照这么个走法，天亮才到得了屏阳。那是什么地方？”姑娘的声音很悦耳，她指了指车窗外面白茫茫一片。那里地势低洼，衬着四周黑黝黝的山峦，让人感觉是俯身井口一样。
“你见到的是骊龙湖，在夜间水面总是显得明亮一些。”
“骊龙湖？我们途经宁安时不是见到过了吗？”
骊龙湖确实在傍晚前后露过面。从车窗里望出去，可以见到波光粼粼的湖面。蓦地前方亮出一抹红云，傍湖而栽的成千上万株桃花云蒸霞蔚，与湖面上的倒影，还有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酷似一幅层次分明、色彩绚丽的水彩画。文澜认出那是宁安大地主莫采丞的庄园，当年他离家时曾经路过此地，莫老伯亲自到车站来接他到庄上小住。老人慈祥地眯着眼睛，不停地捋颔下的胡须，声音里充满了爱怜：“娘老子真狠得下心，小小年纪就让你离乡背井。”
那时候，莫家花园刚刚开始破土动工，现在应当颇具规模了吧？
于是文澜回答了姑娘方才的疑问：“虽说宁安与屏阳只有一湖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把里，但这一带群山环绕，火车要兜很大的圈子，所以一路上骊龙湖时隐时现，仿佛在和我们捉迷藏。再说机车如同老牛拉破车，还能指望它能快到哪里去。要是在白天，我会跳下去，走上一段路，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保险还能回到车上来。”
“怪不得人家说‘云南十八怪，汽车没人跑得快’，现在看来，还得再加上一怪‘火车没人跑得快’。”
他们相互还来不及自我介绍，就感到车厢剧烈地震颤几下，接着便倾向一边。
熟睡中的旅客东倒西歪，有的还碰得头破血流，车厢立刻乱成一锅粥。三下清脆的枪声，就像三记鸣鞭使棚厩里的牲口马上安分下来一样，车内霎时肃静无声。随即一阵窃窃私语如同秋风穿过小树林，到处传播着凶险的消息：
“是麻凤和的人马，听见没有？三声枪响是动手的信号——这叫‘凤凰三仰脖’。”
“来得好快哟！前两天还在迤西烧杀，怎么—下就窜到迤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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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9年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石屏虽然只是一个边远县份，但居民多为明朝初年中原移民的后裔。民间重教兴文，明清两代诗人词家辈出，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光绪年间特科状元袁嘉谷(云南自置行省以来，从未出过状元，袁嘉谷可谓“破天荒”了)。因此石屏旧有“文献名邦”的美誉，而我的父执辈中也不乏饱学之士，在他们的熏陶下，我自幼便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以后举家迁往昆明，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我祖父张正堂，以锡业巨子和爱国爱乡精神闻名于世。抗日战争期间，他出资百万，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前线，平日对地方上的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也多有贡献。前年我回石屏老家时，见当年祖父修建的郊外别墅，已由当地政府作为重点文物修葺一新，所立《重修张正堂别墅碑记》中说他“清末以经营个旧锡矿起家，后广营商贸，遂成为地方巨富”，文中也记载了他当年捐机抗战的义举。
我家中有数人先后投身革命，叔父张万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在上海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后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他受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借助家庭经济地位与社会关系，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矛盾开展工作。回乡后他因故与组织失去联系，又因他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任上的进步活动引起当局注意，只得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终于重新接上了关系。
我的大哥张训，四十年代末在上海读大学期间，也参加了地下党，并奔赴苏中解放区。
叔父离开云南时，将年仅八岁的我带到上海求学，从此在他身边长大。如果不是我当时年纪幼小，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会以叔兄为榜样，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有一位云南同乡也是我父亲和叔父的挚友罗稷南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罗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我有幸得到他的许多教诲和帮助。在青少年时期，便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梦想将来也能到艺术殿堂闯荡一番。
1957年我高中毕业，原本报考北京大学文学专业，不料却被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录取。虽然罗稷南先生力劝我去就读，但我少年任性，觉得与自己志趣不符而未去报到。原本打算来年再去应试，但事与愿违，不久就参加工作。从此与大学无缘。直到八十年代教育部实施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我才于1985年首批通过成人自学高考，取得大专学历。这与蒲松龄终身不曾中举，直到晚年才取得贡生功名的境遇有几分相似。
我一生干过不少行当，1958年大炼钢铁，分配到上海钢铁研究所接受技术培训，不久便被派到钢厂当了一名炉前工。1959年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役五年。复员后到了上海市人事局，自此开始长达近四十年的党政干部生涯。“文革”期间下放“五七”于校，在奉贤郊区种了三年半水稻。1972年调至科技系统，先后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天文台宣传部门和办公室工作。1984年到中科院上海分院进修学院担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等职，直至1999年退休。可以说，我这辈子工农商学兵各行除了没有做过小生意，差不多都沾了点边。
我虽然终身与文学专业无缘，但从未放弃对艺术的爱好与追求。每念及中国(尤其是云南)上个世纪前半叶政治风云激荡以及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心潮难平，便不揣鄙陋，将平生见闻敷演出来。这便是我以自己的家世背景，结合时代风云变迁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骊珠记》。它描写了主人公陶文澜由一个富有正义感的青年成长为献身革命事业的烈士的历程。此书构思于八十年代，动笔于九十年代，退休之后摆脱了纷繁的行政事务得以专心写作，终于在本世纪初完稿。
在创作过程中，有幸得到许多热心人和业内人士的鼓励和帮助。我的老上级王水大姐，在得知我有强烈的创作愿望后，便将我介绍给她的老战友、长期在文艺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军先生。他对我悉心指导，完稿后又推荐给同行评阅。我的妹妹张汝华和妹夫肖祥生，替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找到许多了解情况的人。妹妹还因为兴趣相投的缘故，时常与我相互切磋。已故云南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石屏同乡且有通家之谊的李乔先生，给予我精心指导并提供许多宝贵资料。我的同事好友张明、顾采芳夫妇帮助我做了大量的手稿整理、编排和打印工作，并向专家作了推荐。上海师范大学杨国华教授花了半年时间仔细审阅，从整体结构和每章内容都提出修改意见。云南著名作家王松先生、《萌芽》杂志原主编曹阳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郑理编辑、上海《小说界》杂志谢锦副主编都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马非主任、唐贵明编辑也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使之得以顺利出版，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石山
2008年5月
本书作者张石山先生，是在友人家认识的，后来成为好友。
听石山先生说，他是云南人，祖上经营矿业，是当地的巨富。家中多人先后参加革命，成为一个革命家庭。石山自幼跟随家人到上海读书，后参军、入党，长期在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工作。他酷爱文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与熏陶，立志要撰写一部大型文学作品。因为种种原因，直到退休后才有时间着手进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
长篇小说《骊珠记》，就是以他家庭为背景，父辈们的革命活动轨迹为主线，穿插其他社会资料，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而写成的。小说从构思酝酿，写出初稿，到打印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历时十余载，呕心沥血，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种精神和毅力，令人敬佩。
小说集中描写青年陶文澜，从云南家乡到上海求学，其间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久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因受当时内部肃反扩大化影响，被迫离开苏北回到云南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壮烈牺牲。青年陶文澜的人生道路，极具典型意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急变，外族入侵，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大批热血青年，不顾家庭阻拦，不顾生命安危，离乡背井，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和民族解放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这部小说要表现的积极意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强烈的爱国情怀，是文学创作中值得永远高扬的。
云南是我国边陲重地，有众多能歌善舞的兄弟少数民族聚居。那里山川壮丽、景色秀美，文化多姿多彩，极具特色。小说反映了四十年代云南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生活，人物众多，有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工人矿主、山寨土司、军警特务、马帮烟农等等，应用尽有。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事关系纠缠难解，大千世界，千姿百态，皆有展现。
小说构思巧妙，情节生动，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似为传统写实手法。小说语言精练、优美，抒情写景叙事，诗文互映，讲辩成趣，韵味含蓄深长，给人以美的感受。
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微疵，主要由于作者是第一次进行长篇写作，创作经验不足，艺术表现手法不够丰富，故事情节演进与刻划人物结合不够紧密等。不过，总体来说，还是瑕不掩瑜，小说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品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文学作品，往往见仁见智，很难统一标准，广大读者会有公论。
现下人们生活状态日趋紧张，物欲横流，社会风气浮躁，如能找个处所，沉静下来，读点好书，或演练字画，脱烦去燥，净化心灵，定会有益处的。爱为序，并于作品出版之际，向石山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本书是以作者家庭为背景，父辈们的革命活动轨迹为主线，穿插其他社会资料，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而写成的。
小说集中描写青年陶文澜，从云南家乡到上海求学，其间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久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因受当时内部肃反扩大化影响，被迫离开苏北回到云南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壮烈牺牲。青年陶文澜的人生道路，极具典型意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急变，外族入侵，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大批热血青年，不顾家庭阻拦，不顾生命安危，离乡背井，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和民族解放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这部小说要表现的积极意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强烈的爱国情怀，是文学创作中值得永远高扬的。
本书作者张石山先生自幼酷爱文学，曾受到前辈诸多名家的熏陶，青少年时期便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本书是作者用了十多年时间构思创作而成的。本书是一部带有家族史与自传性色彩、反映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尤其是云南)政治风云变幻和先辈斗争历程的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