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朱厚璁，是明代的第12位皇帝。因年号嘉靖，也称嘉靖皇帝。朱厚熄是一个性情偏狭、乖戾、刚愎自用的君主。在位早期，他做了一些革除前朝弊政、整顿吏治、裁抑宦官等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进入中年以后，他对道教的崇信到了痴迷的地步，甚至长期不理朝政，从而造成国家政治混乱、经济危机、边防屡遭侵扰等社会弊端。本传记再现了朱厚璁的一生，书中还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嘉靖皇帝朱厚璁，明朝第十一任皇帝。他以宗藩之名登临王位，锐意有为，一扫武宗颓势；大礼议争，打压旧勋，朝局为之一变。他是实际上统治明朝时间最长的皇帝，却又乏善可陈，参玄修道和大兴土木似乎可以概括为他一生的作为。他还是大明帝国十六位天子中，虚伪多诈、神秘怪异的君主。他深居斋宫，不见朝臣，不见子孙，却广纳美色，视女人如玩偶，最终导致宫变差点要了他的命。在他的晚年，内有忧，外有患，南倭北虏，扰攘不已。“嘉靖，家家净！”变革，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一讲 天下耳目新

 临危定策

 迎取天子

 惩抑宦官

 开放言路

 清查庄田

第二讲 君臣争大礼

 统嗣之争

 廷和罢归

 血溅宫阙

 钦定大狱

 朝局大变

第三讲 崇道求长生

 斋醮缘由

 西苑斋醮

 道士受宠

 秘炼阴阳

 喜好祥瑞

 大兴土木

第四讲 海盗乱江南

 争贡之役

 先纨巡抚

 海盗肆虐

 计擒盗首

第五讲 蒙骑践京华

 边关危机

 议复河套

 京师被围

第六讲 操术与臣争

 政归内阁

 议礼贵人

 夏言之死

 严嵩久相

 操权有术

第七讲 家庭少欢情

 后妃厄运

 巡幸承天

 它女缢君

 二龙不相见

 辞世前后

附录 嘉靖皇帝大事年表

后记

太监入奏太后时，杨廷和又怕节外生枝，一直在左顺门下等候。时间不长，太后懿旨下，完全和内阁大臣议定的相同，于是宣谕群臣。大臣们听到懿旨令兴世子即帝位后，十分高兴，齐声说：“天下事，大定矣！”各府、部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官一齐到内阁，向杨廷和等阁臣揖手相谢。

议定兴世子即帝位后，于当日派梁储等前往湖北迎取。直到此时，杨廷和仍感到危机并没有消除，因为江彬手握重兵，随时有兵变的可能。于是才有遣回边军、防守九门、计擒江彬等重头戏。

边军指大同、宣府、辽东、延绥四镇兵，因正德中叶镇压农民起义，调边军入中原参战。战后取道北京犒赏将士，江彬蛊惑武宗，遂有京边军互调操练之举。当时兵部极力反对，认为京军用以卫内，不能无故而出外。京军在外，容易形成四方窥伺之局；边军用于捍卫外虏，不能无故久留京师，而生仓猝之变。外兵拱卫，内兵轻出，是违背安内攘外、居重驭轻国策的，武宗不听。边兵入京后四处横掠，京师百姓备受其苦。江彬恃武宗宠幸，加之边兵作资本，更加得意忘形。京城臣民久以为患，此患一日不除，国家一日不安。

武宗病逝的当日夜晚，杨廷和又用遗诏，命太监张永、张忠、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兵部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处。

京城防守布置完毕后，杨廷和又罢威武团练营，各边兵在京操练的，皆给以重赏，令其各回本镇，各镇守将官也一并还镇。

直到这时，杨廷和仍未有丝毫轻松之感，因为江彬不除，后患无穷。是的，连日来对于杨廷和等内阁大臣来说，岂止是生与死的考验！危难之际，时间要争抢一分一秒，时机要抓住一件一次，任何小的失误，都可能酿成难以收拾、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权力不专，责任重大，这就是摆在廷和面前的两难选择。若干年后，廷和在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还心有余悸地写道：“仓猝之际，人怀二心，三二权奸多欲立其非次，以贪功避罪。昔吕端之锁王继思，李迪制八大王，韩琦叱允弼，皆事权专而委任重，所以能办。我朝内阁无宰相之权，予辈任此亦难矣。”

武宗病死后，江彬几次派人到内阁探听风声，廷和竭力周旋，总算给江彬吃了一颗定心丸。边兵遣回各镇后，江彬更不自安。廷和布置京城防守时，“京城街市间，人马介介有声，意以为江彬部曲，人心惶惶，竞夕不寐，城外者欲移入，城内者欲奔出，私相语以为彬且反矣”。武宗病逝的次日，江彬托故不出。“时京师人口语籍籍，皆言彬决反”。廷和、蒋冕等十分忧虑。廷和认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非从容处之，天下事未可知也”。“发之有机，万一不中，大势去矣”。十七日晚，廷和的两个儿子杨慎、杨恒从外面归来，说听外面的人议论，父亲何不早动手抓江彬，廷和怕儿子泄密，故意说江彬逆节未露，无理由抓他。

十八日早，廷和入朝，在端门与蒋冕相见，对他说：“江彬手握重兵，发之须中机会，今日可与文书房议。”这一天，正巧寿宁侯张鹤龄带遗诏往安陆，诰谕须用宝，司礼太监令陈严、王钦二位文书到内阁，请内阁大臣验看文字。看完后廷和与蒋冕送二位文书至左顺门时，见四周无人，于是对二位说：“外议皆谓江彬不擒，恐不静，烦告众太监启太后早为之处。”陈回答说：“用宝后老先生自言之，若我辈言，稍有不合，不敢复言矣。”廷和觉得很有道理。用宝后，各位司礼太监向廷和等揖谢欲出，这时陈文书说：“两先生有话说。”因屏去左右。廷和又看看身边，又看看魏彬，魏知其意，对随从小太监们说：“尔辈都去都去！”这时只有廷和、蒋冕和司礼太监魏彬等人。廷和将门掩上，向诸太监行礼，说：“前日之议大功已成，宗社之庆也。但有大患未除。若大患不除，大功未得全美。”“何为大患？”魏彬明知故问。

考虑到江彬与魏司礼是亲家，廷和讲了几个大义灭亲的故事，他说：“大义灭亲，古人所重。管叔、蔡叔都是周公弟兄，二人作乱，周公诛之。东晋宰相王导之兄王敦谋反，王导亲自诛之。至今声名垂于史册。公虽与江彬结为亲家，是奉大行皇帝之命，实非本意。今外议纷纷，若不请示太后及早擒之，恐彼亦不能自安，将贻嗣君以忧，未免为大功之累。”

“彼有何罪？”太监张锐抢过话问道。“江彬挟着皇帝，到处巡游”。廷和言出，既觉不妥。魏彬得理不让，反驳道：“巡游出自大行圣意，何人敢挟？”廷和马上意识到，武宗巡游时，司礼太监多在扈从行列，此种说法恐涉众人。因而改口道：“挟之一字我误了，再不出口。江彬罪恶万千，如擅引边军入禁内；擅立威武团练营；擅改团营教场为西官厅教场；擅立镇国府。名目之类，擢毛不能尽其罪，只举一二件，也够他死了。”魏彬道：“他的确恶贯满盈了，罪不能逃。”张锐仍极力为江彬辩解。廷和气愤地说：“公莫回护他！”张锐也不相让，反驳道：“我如何回护？”廷和见这股隋形，只得用利害将张锐镇住，便说：“这样说话，岂不是回护。我辈言出祸随，身家已不顾惜，公亦须自顾身家。公虽无子孙，也有祖宗坟墓，也有兄弟，不可不念。现今嗣君未至，万一有变，途中闻之安得不惊？诸公同听今日之言，他日有变，张公当之不得辞也。”陈严文书见双方僵持不下，将温祥太监拉到一旁，耳语几句。温太监随即向魏彬建议说：“抓起来！”廷和与蒋冕立即表示赞同，并说只将江彬押解，有罪与否待兴世子入京处置。蒋冕性急，说：“今日必了此事，方去哭临大行皇帝！”

陈文书受廷和等委托，前往张太后处去取懿旨，等了许久不见回报。廷和、蒋冕、毛纪十分着急。又过了一刻钟，陈严至内阁，高声说：“彬已擒矣。”陈文书于是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江彬被擒的经过。P6-8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种。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但相对于清史研究，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皇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书中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正德十六年三月，年仅31岁的明武宗朱厚照无嗣而崩，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立武宗堂弟、孝宗弟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熄继位，次年改元嘉靖，他就是庙号世宗的明代第十一任皇帝。

世宗是实际统治明朝时间最长的皇帝，16岁即位，60岁病故，在位44年整。

厚熄以藩王世子人承大统，此前一直生活在湖广安陆，没有太子般的养尊处优，与平民百姓多有接触，对武宗朝弊政感受颇多，这些成为他即位之初“求治锐甚”的思想基础。以杨廷和为首辅的嘉靖初年内阁，是明代历史上最有作为、最佳的组成类型。各部尚书“皆海内重望”。少年天子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对阁部大臣倾心“委任”，一时君臣契合，“天下欣欣望治”，这无疑是对武宗朝弊政的拨乱反正。惩宦竖，开言路，清庄田，做得颇有声色，“嘉靖之治”已不遥远。

然而，少年天子在一天天长大，他的皇权意识也逐步强化，世宗很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以“大礼议”为契机，嘉靖朝政治发生重大转折：杨廷和等社稷功臣一变而为“罪魁祸首”，几遭杀身之祸；张璁等“议礼派”踏着护礼派的尸体进入内阁，成为帝国的新贵和世宗的心腹。此后政府或以权势相倾，或持禄自固，诤诤忠臣已不多见。并且政风日下，仕途中多奔竞之徒。《明史》卷281《循吏列传》开篇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武年间加意吏治，重惩贪官，下至仁宣，百余年间吏治澄清。英宗至武宗的半个多世纪，内外多变，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患，其原因即是上白庙堂，下至小吏，皆大法小廉，故祸乱容易平弭。自嘉靖朝开始，吏治日偷，民生益蹙，实关一代兴衰。笔者认为，世宗虽对嘉靖初年的革新起过积极作用，但大好局面不旋踵即葬送在他的手中。“嘉靖中兴”成了历史泡影，徒有遗憾留给了后人。

嘉靖中叶，世宗日事斋醮，不理朝政。一方面加剧了内阁的纷争，使明代政治急速下滑；另一方面，报喜不报忧，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日益加重。“南倭北虏”之乱虽有其历史的原因，但其危害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却是明代史上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局面，世宗应负主要责任。观其易置将帅，官如传舍，赏罚颠倒，是非混淆，即可见一斑。俺答围京师，世宗“破天荒”召见群臣，将所有罪责归咎于臣下，更可见其不肯担当天下事的虚伪嘴脸。

世宗晚年，天怨人怒、边防危机、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同时加重，农民反抗运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明史》卷18《世宗本纪》评价说：“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这是颇为客观的盖棺之论。

世宗晚年危机四伏，几乎“不能照旧统治下去”。郭希颜上“建帝立储策”，实际是委婉地劝其退位；海瑞上疏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是对世宗多年统治的一个否定。世宗自己也感到他失掉了官心、民心，几次提出退位，并说天下人希望“新政”久矣，还算有点白知之明。

在个人生活上，世宗也无可取之处。三位皇后都惨死在他的手中，是对他一生失败婚姻的最好控诉和有力证明。而弱不禁风的宫女们奋起反抗，欲结果其性命，更为历代所鲜见。“壬寅宫变”后，世宗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搬人西苑，秘炼阴阳房中术，搜罗天下少女数千人入宫，供其发泄兽欲。就此而言，其荒淫实过武宗而无不及。

当然，这不是说世宗45年的统治毫无可取之处。嘉靖初年的“新政”，对纠正武宗朝的弊端，起到了拨乱反正、重振人心的作用。尤其是对英宗以来宦官势力的膨胀，予以较为坚决的打击，遏制了宦官干政的发展势头，这是嘉靖一朝内阁纷争不已，南北大乱，而皇权稳如泰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他如罢天下镇守内官，清理庄田，赈灾救荒，也是一代美善之政，《明世宗实录》说世宗“严以治吏，宽以治民”，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与明代诸帝相比较，更可见世宗的“伟大”之处。明代诸帝，除太祖、成祖两代开创之主外，仁、宣是守成之君，其后则多庸主，英宗正统年间误于宦官，复辟后又误于权臣；孝宗统治的17年间，虽有“弘治中兴”之说，但外戚势力发展较快，侵夺民产不少。其他如宪宗、武宗，也属荒庸之主，不足称美。笔者认为，在多庸主的明代帝王中，世宗在庸平中有不凡之处。

本书是我于1995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嘉靖帝》的原稿基础上的修订本，由于近几个月我一直在日本，没有时间对10多年前写的这部书稿进行修订，相关事宜请我的同窗好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赵中男博士代劳，对他的支持、帮助我深表谢意，而书中的问题及错谬一概由作者负责。感谢责编牟洁，人虽未谋面，但感到她的工作很有效率，偶然间，还读过她的一首诗，灵动与跳跃洋溢其间。还要感谢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社长宋一夫博士，12年前能出版《嘉靖帝》是他鼓励的结果。我还要特别感谢华立教授，她为我创造了难得的在东瀛研究的机会。驱走杂事，遗却烦恼，潜心拾文，举目窗外，山间一层层的枫叶静寂而不失张扬，绚丽阳光下的大阪城一览无余，又似乎触手可及。

弹指一挥间，十几年的时光倏然离我而去，不免想起曹操的白驹过隙诗句，我想，人生感怀，凡夫和英豪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英雄志在高远，总有前途事驱赶，而我们凡人常常得过且过，直到好时光消失得差不多，才意识到“今生而已”四个字的真实意蕴和它沉甸甸的分量。

2007年12月14日

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本部栋62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