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政治的“气象”分析——解读中央地方权限切割图!一部中国史,就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穿越五千年治国理政的脉络!
本书跨越时空,对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理性再照明,以其临场感和深刻性,树立一种全新的、现代的中央地方关系理念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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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 |
分类 |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中国政治 |
作者 | 辛向阳 |
出版社 | 中国社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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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政治的“气象”分析——解读中央地方权限切割图!一部中国史,就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穿越五千年治国理政的脉络! 本书跨越时空,对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理性再照明,以其临场感和深刻性,树立一种全新的、现代的中央地方关系理念与思维。 内容推荐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个极其微妙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谁都不容忽规的重大问题。 『中央地方』,『地方中央』;集权分权,分权策权,俨如一幅『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战阵演绎图』!大河无水小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中央与地方关系新说法的一个辩证大纲。 『关系』一词实在是既简单,又神秘:可以是一加一等于二,又可以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央与地方,看似简单,实则纷繁:剪不断,理还乱。这就是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甩给后人的大包袱! 本书跨越时空,对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理性再照明,以其临场感和深刻性,树立一种全新的、现代的中央地方关系理念与思维。 目录 亥论:12年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引论 戈尔迪之结: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 穿越历史的戈尔迪之结 一个具有忧患性的问题 第一章 横穿五千年:一部中国史就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 先秦风云:秦朝前的中央与地方 秦朝绝响:千古天谜的破解 汉代声起: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态势 三国鼎立:诸侯纷争一百年 两晋与南北朝:混乱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古代智者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二章 走向历史的深处:隋唐以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隋朝手笔:转折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唐朝大思路:盛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混乱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宋代辣手:极权主义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元朝怪法:混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明朝格局:中央至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清朝新制:满族统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第三章 大泽龙蛇:1911年到1927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思想博弈:1912年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上的交锋 南京政府:百日鼎新 成熟的政治智慧:孙中山均权主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 1912年:权力博弈的肇始 1914年:权力再集中 1915年:走向皇帝与权力极权化 军阀主义的无序:1916年~1928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第四章 国民政府的构想:1927年~1949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的“集权统治” 训政之初:1928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不稳的和局:1929年~1937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红色的理想:苏维埃政权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穿越烽火:八年抗战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历史命运的博弈:1945年~1949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第五章 税收与税权:1949年前的流变 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税收与税权制度 唐代的税收与税权制度 宋代的税收与税权制度 元明时期的税收与税权制度 清代的税收与税权制度 民国时期的税收与税权制度 第六章 历史巨变: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大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架构 统一财经,统一收支,统一领导 政治博弈:高饶事件与大区撤销 1955年:探索伊始 1956年:《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 1959年~1976年的收权与放权 第七章 风云激荡世人说:国外人士论中央与地方关系 学术“疯人院”:形形色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模式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西方学者论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八章 权限切割图:各国政府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际经验 美式思维:分权协作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日本维新:激荡百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史 德国格局:准中央与地方关系 法国革命:巨变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大不列颠的政治变迁:英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他山之石:俄罗斯等四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第九章 伟人的思绪:欲往何方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列宁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 伟人之思:毛泽东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中央与地方之间:“北京话”与“地方话”的辩证关系 “十二大关系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的新发展 第十章 经纬万端:改革之初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改革的逻辑起点 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权理论看权力下放 地方保护主义透视 第十一章 分税制:艰难的跋涉 财政大包干:1978年~1992年财税体制评说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分税制改革的艰难历程 中国分税制:原则、内容、步骤 分税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分税制:13年来的评价 第十二章 政治的灵魂:中央与两种特殊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 中央政府与港澳台地方政府的关系 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关系 第十三章 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新问题与新对策 2002年~2005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态势 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 2006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风格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原则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略对策 试读章节 雍乾时政:走向极权主义 1723年,清世宗即位,年号雍正。从雍正时起,中央权力从集权主义导向极权主义。雍正为了确保极权主义局面的出现,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 其一,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使满族地方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使所有权力都统于世宗之手。世宗一上台,就确立了“以一人治天下”的政治信条,把削弱满族诸王旗主的权力作为他办的第一件大事。他限制下五旗诸王对旗下人的处置权,从而剥夺了诸王旗主在司法、吏治方面的一些特权,将其一股脑儿悉数收归中央机构。这样,就将中央政府与满族贵族、地方势力权的体制转变成了雍正帝的个人专权。 其二,设立军机处,强化极权主义统治。1728年,因对西北用兵,为了解决军需物资的准备等有关事宜,清世宗从内阁中挑选亲信可靠的中书组成了一个专门的班子“军需房”。后更名为“军机处”。“军机处”是皇帝御用的秘书机构,它的职责是帮助皇帝拟写上谕和处理奏折、参预官员任免事宜。军机处既无官署,又无专官,更不许使用书吏。它十分特殊。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皇帝交给政务,军机处才有事可做;皇帝不予交办,军机处就无权可用。这真是神奇的一招,以无权行有权,以无形施有形。更神的是,军机处的设置既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更有裨益于皇帝极权统治。军机处设立后,君权得到极大提高,不仅超过了顺康时期,而且比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有所发展。明太祖废中书省、置丞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因没有找到适当的权力行使机构,其权力行使受到了限制。而雍正帝却在不经意中找到了军机处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使极权主义政治再上一个新台阶。 其三,加强对地方督抚的极严密的监控。雍正帝建立廷寄制度,加强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直接联系。所谓廷寄,就是皇帝政令不经内阁而是通过军机处直接密封发给地方督抚。“廷寄制度”严令督抚每事必奏,秉承中央指示行事。这时,地方政府哪怕是“微如芥子,细若茧丝”的些屑政事,也须“一一关白上宪,闻诸中枢”。为使诸事能达中枢,雍正建立奏折直达皇帝的制度,既不需通过布政使司转呈,也不需与阁臣商计,而迳自御批。雍正时内阁中书叶凤毛说:国朝拟旨有定例,内外大臣言官奏折,则直达御前;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这位没权的中书先生说这番话时,很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其四,除了对满族地方政府和汉族地方政府加强极权式管理外,对边疆地方事务,雍正也采取了一系列极权式管理措施。如雍正帝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在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将青海的重要地区直隶于中央,并通过一系列设府、置县,从理藩院派办事大臣等活动,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青海地区的行政管辖。对西藏地区派驻藏大臣,作为省级政权机关,掌握行政、财政大权。驻藏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的代表,是联系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权的桥梁。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也是如此。在外蒙古、内蒙古、厄鲁特蒙古设若干盟和旗。旗长由皇帝任命,盟长由旗长选任,盟长负责监督各旗事务,但无权发布任何命令,而由理藩院掌握。 1735年,雍正四子弘历即位,是为高宗,改次年为乾隆元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弘历、高宗之类的名称、称呼,只记得乾隆。 乾隆,一个似乎专门为别人传言戏说而出生的皇帝,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引发民间百姓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白头宫女说玄宗”太陈旧,也太书卷气了。只有“戏说乾隆”,才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在戏说中,乾隆似乎只与赵雅芝一类的漂亮女人、成万首的美文好赋、成串的政治幽默、到处潇洒地题词留念联系在一起。在戏说中,乾隆似乎全是郑少秋式的风流倜傥,全是主仆不分的玩笑,他的专制被戏说掩盖了。 不自比于管仲、乐毅,而是自比于爷爷的乾隆虽然在艰苦朴素、实干和生活作风等方面比不上爷爷,但其专制主义的手腕、作风却不逊于他爷爷。 乾隆的政治信念是:乾纲独断,皇帝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他曾经明确晓谕说:“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他还洋洋自得地讲:“朕亲阅本章,折衷酌定,特降谕旨,皆非大臣所能参预。”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道出了他专制主义的阴暗心理。民间讲乾隆南巡路过河北献县时,看见一家门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惊天动地事业,数一数二人家。乾隆很不高兴,心想当今天下,除了我皇家以外,竟还有人敢以如此口气写对联,大逆不道,于是派人调查。后回报说,对联是纪晓岚为一户普通人家写的。乾隆召纪晓岚来要他给个说法。纪晓岚回答讲:“这家人有两个儿子,老大在集市上量粮食,经常数数,所以臣说‘数一数二人家’;老二专为殡丧人家放三眼枪,故臣称之为‘惊天动地事业’。”乾隆听后只好怏怏作罢。真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这样经过顺康集权主义和雍乾极权主义的洗礼,到嘉庆、道光帝(1796年~1850年)时,已形成中央尽收地方大权的局面。道光时人梅曾亮在《上方尚书》信中,论及这种情形时讲:“窃念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之头目,大小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 P143-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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