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中国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李莎是苏俄人。本书即为其妻子对李立三生平事迹的回忆。

这里有苏联，有中国，有中苏友谊，有中苏交恶，有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有所有的对于长辈，同样对于中老年人一辈的最最亲切、最最刻骨、最最迷惑也最最痛苦的一切过程、经验、凯歌、炼狱、烈火熊熊、翻江倒海。

李莎的回忆令人正视了一个正在逝去、已经开始远离我们，已经渐渐被青年人遗忘的时代。而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那又是天翻地覆、锥心刺骨、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时代。热烈，真诚，浪漫，激情，简单化，无序，急躁，有时候走极端走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王蒙

第一部分 走近立三

 第一章 伏尔加河畔的童年／2

贵族庄园／2

最早的回忆／7

 第二章 在莫斯科／15

艰难岁月／15

戴上红领巾／20

 第三章 远方在召唤／25

去远东／25

和中国人交朋友／30

 第四章 相识／37

和李明初识／37

求婚／46

 第五章 婚后生活／52

“留克斯”招待所／52

日常生活／56

 第六章 “肃反”浪潮／59

“肃反”扩大化／59

“皮包事件”始末／63

立三被捕／69

 第七章 苦难的历程／72

开除团籍／72

四处寻觅／77

立三狱中苦斗／80

十月革命的礼物／86

 第八章 争取平反／91

为中国共产党的名誉而斗争／91

李立三自述／100

 第九章 神圣的战争／104

战争爆发／104

大疏散／108

团聚在恩格斯城／114

 第十章 胜利任望／122

重返莫斯科／122

意外喜讯／126

与冼星海的患难之交／131

 第十一章 别了，俄罗斯！／135

立三归心似箭／135

新年惊喜／139

来自中国的消息／142

冲破障碍／145

再见吧，妈妈！／148

第二部分 走进中国

 第一章 过边境／154

边境小镇奥得堡／154

踏上中国国土／157

 第二章 哈尔滨琐记／161

适应新的环境／161

结识林彪和叶群／167

微妙的中苏关系／171

好朋友／173

形势变化／177

 第三章 新中国的成立／181

迁居北京／181

李立三在建国前夕／186

在香山／188

共和国的诞生／192

 第四章 中南海内外／196

在中南海度周末／196

给江青上课／198

李立三在总工会／202

 第五章 国际家庭／212

妈妈的到来／212

胡同中的小洋楼／214

国际家庭／218

 第六章 教书育人／224

我所钟爱的事业／224

我的学生／228

越南班／232

 第七章 外部风浪／240

全民动员／240

“大跃进”高潮／243

三年困难时期／250

 第八章 友好潮流下的暗礁／256

潜在的暗礁／256

苏联专家在中国／262

中苏反目／268

 第九章 政治与爱情／273

我的好友葛拉妮娅／273

加入中国国籍／280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287

山雨欲来／287

“红卫兵”造反／291

坚持真理，斗争到底／297

立三最后的日子／305

 第十一章从秦城到运城／313

秦城监狱／313

重获自由／319

下放在运城／325

 第十二章 圆满结局／335

平反昭雪／335

后记／342

附录 李立三自述／347

贵族庄园

1914年3月，我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之家的庄园里。我能来到这个世上，可以说完全是侥幸。母亲怀上我时，已年近四十，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在当时的乡村极为罕见。再说，她和我父亲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兼之夫妻两人的关系长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经过一番考虑后，母亲便决意不再生育。这天，她专程去9俄里。以外的一个村镇，希望找妇产医士把胎打掉。不用说，一路上母亲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赶到镇上，不巧医士已出诊去了一个偏僻村庄，几天后才能返回。母亲不愿坐等，彷徨中突然改变了堕胎的主意，依然带着身孕坐上马车回家。这样我才得以幸免，平安降临人间。

我出生的村庄叫斯土疆卡，意即“冰冷的河”，因附近一条古老的小河而得名。河水冰冷刺骨，清澈见底，至今仍是水獭繁殖的理想之地。村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苍茫而辽阔，与俄罗斯众多繁茂的森林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大自然的另一种壮美。故乡辽阔的草原自幼培育了我对大自然的深切关爱，也陶冶了我开阔的胸怀和乐观的个性。比起那些崇山峻岭，我似乎更偏爱坦荡的原野及浩瀚的大海。不仅如此，在我以后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不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只要回忆起养育过我的大草原，我便能很快平静下来，从容镇定地面对所有突如其来的打击和那些浊浪排空的日子。

萨拉托夫省地处俄罗斯南部地区，西临静静的顿河，东毗伏尔加母亲河。许多世纪以前，当这里还处于荒无人烟的混沌时，茂密草原覆盖下的肥沃的黑土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开荒、垦殖，后来沙皇干脆把这片草原作为赏赐分给大大小小的有功之臣，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庄园，并借以带动这个荒僻地区的发展。经过世代农民的不辍劳动，这里终于成为俄罗斯南疆最富庶的“粮仓”。最早迁移到这里的功臣的后裔们成了世袭贵族。斯土疆卡庄园并非我父亲巴维尔·谢苗诺维奇·基什金祖上所传，而是他前妻的陪嫁。父亲家族的原籍在坦波夫省，因兄弟姐妹较多，他只在那里继承了一座小小的庄园。俄罗斯《贵族大典》记载了父亲家族的简史，其中写道：基什金家族自15世纪开始为沙皇效劳，还为国家屡立功勋等等。祖父谢苗·阿纳尼也维奇生过七个子女，其中竟有一半天折，剩下的一半长大后也因家业逐渐衰败而各奔东两，有的弃地从戎走上了戎马金戈之路，有的则靠寒窗苦读，最后跨进了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19世纪的俄国由于农奴制的废除，贵族阶级的这种演变、破产、没落以及家庭成员的分化、沉浮现象乃十分普遍。

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人。他出生于1850年，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代便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两年后又转入法学系就读，最后以优异成绩取得律师文凭。农奴制废除后，俄罗斯上上下下开始改革，逐步走向资本主义。应当说，司法机构是当时整个俄罗斯社会改革中较为彻底的一个领域，在西方思潮的推动下，各省还纷纷成立了地方法院。许多有志复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怀着“以法治国，科学兴邦”的热情，争先恐后地投身到司法、教育、医疗卫牛等部门供职。刚刚毕业的父亲，手持律师文凭，要在法院谋求一个位置应当说足顺理成章的事，可他却选择了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的理想。大概他认为这也不失为一条先进的报国之路。于是，走出莫斯科大学不久，他便离开喧嚣的都市，义无反顾地回到农村。斯土疆卡庄园当时差不多已经荒芜，但父亲踌躇满志，决心以振兴家业来推动家乡的农业进步。他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来管理庄园，并率先购置了打谷机、扬风机、马拉收割机等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他甚至还聘请了一名专职的机械师，负责维修农机设备，在乡下引起轰动。斯土疆卡果园经营得尤为出色。父亲引进了许多优质高产的梨、苹果、樱桃等新品种，几年间就见到了喜人的成果。后来，斯土疆卡的水果还远销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大受欢迎。这些成就使父亲渐渐有了一些名气，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父亲为人厚道，乐善好施，凡是有人向他借贷，他总是来者不拒，而且从不计利息。即使到期，也从不登门催索，尤其是对那些前来请求宽限的农民，他总是把手一挥，说：“没有关系，有了钱再说，没有钱就不要还啦！”他的地租在全县也是最低的，甚至还一度引起其他地主的抗议。

父亲以经营农业为主，也兼任县地方法院的民事调解员。他公正执法，善解人意，因而深得农民的爱戴，在乡亲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总之，父亲无论在出身教养，还是在生活方式、精神境界方面，都极像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开明绅士列文。父亲也像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贵族庄园改造成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但无情的现实给了这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也正是他的人生悲剧所在。

有关父亲的事迹和他家族里的故事都是母亲和姐姐、哥哥们给我讲的。我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从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受到的便是正统的阶级教育。每次听母亲说起父亲的时候，我总是大惑不解，难道出身剥削阶级的父亲真是这样的好人吗？长期以来，我总是羞于谈到自己的贵族家庭，更不愿向人提及父亲的身世。1993年舂我离别故乡七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家园。出乎意料的是，一些老乡不但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而且还带我挨家走访，自豪地告诉别人：“这就是基什金家的小姐！”卉得我哭笑不得：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太太还称得上“小姐”吗？乡亲们还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r他们从前辈那里听来的有关父亲的往事。其中一则故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1905年，正值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锐不可当。周围大大小小的庄园都被人放火烧了，唯独斯土疆卡的农民按兵不动。邻近村子的村民十分不满，前来造反。本地农民闻讯后自愿组织起来，手持叉子、斧头，守卫在进村的桥头，坚决不让外人进来，邻村的农民只好偃旗息鼓，扫兴而归。父亲对乡亲们感激不已，马上打开粮库，将所有粮食分给大家。此事至今仍在当地传为美谈。相比之下，我的姑母纳杰日达却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好的口碑。她是个老处女，一直与我父亲住在一起，帮他管家。但她秉性乖僻，为人刻薄，动辄训人骂人。一次，家中一个女仆不知什么事冒犯了她，她气急败坏，竞动手将女仆的长辫剪下。我听着乡亲们这些质朴、坦诚的讲述，不禁感触颇多。的确，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心灵也如同一面镜子、一杆公平秤，善恶美丑、是非黑白，不仅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掂量得十分公正。基什金家族儿十年前的往事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成为过眼烟云，它们仍在民间一代一代地流传着。从血统渊源上说，我们家并非纯粹的俄罗斯种族，据传还混杂了土耳其的血缘。18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皇向土耳其开战，争夺克里米亚半岛时，家族中一位老祖宗参加了远征军，战后把一个美丽动人的土耳其姑娘带回家来，从此基什金家族后裔中便出现了东方人的某些外貌特征：卷曲的头发，黑色的大眼睛，土耳其式的长鼻子。我生来也是一头卷发，读小学时曾有个绰号，叫“小普希金”，不过，我也承袭了母亲的血缘，天生一双蓝蓝的眼睛。

母亲比父亲小27岁，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外祖父曾在坦波夫省城的一个小机关里做过书记员。他早年丧妻，生活贫困，尽力抚养自己的独生女儿，最后在亲戚们的资助下，把她送进莫斯科一所最廉价的寄宿学校读书。校址就在离红场不远的马涅日广场。十月革命后该校舍改为共产国际办公大楼，也是我丈夫李立三一度工作过的地方。生活中竞有这样的巧合，不能不令人惊讶。

母亲在这所学校一住就是六年。除了文化知识，她还学会了裁剪缝纫技术，这些都成为她日后谋生的特长。晚年的外祖父重病缠身，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四处投亲靠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后辗转到斯土疆卡，便开始由我父亲供养，一直到离开人世。后来，刚出校门的母亲为寻找外祖父也来到斯土疆卡，父亲便挽留她住下，让她给家人缝制衣服，协管家务。基什金一家嫌母亲的名字普拉斯科维娅过于土气，便给她另起了一个高雅的法国名字——波琳娜，孩子们都亲切地管她叫“琳娜阿姨”。

当时，父亲的发妻早已逝世，给他丢下六个孩子，虽有姑姑帮助照料，但孩子们仍缺少母亲的温暖。姑姑的严厉、暴躁更加衬托出“琳娜阿姨”的和蔼、温顺，孩子们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来的阿姨。当时琳娜已长成十七八岁的少女，金黄色的头发，一双淡蓝的眼睛，不仅端庄、文静，而且心灵手巧，待人和气。鳏居多年、郁郁寡欢的父亲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恋情，但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又使父亲不敢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他甚至没有勇气向孩子们表明自己的心愿，惧怕遭到他们反对。于是只得与母亲保持一种半公开的同居关系，不肯将她明媒正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母亲完全是一个被污辱、被伤害的妇女。她几次怀孕，都是偷偷生下孩子，几天后又不得不掉着眼泪，把亲生骨肉送到外地的保育院，以免败坏基什金家族的声誉。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就是这样被遗弃出门的。他们后来的生死去向也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而留在母亲心灵上的只是一道道无法愈合的创伤。我出生前，唯一被保住的孩子是比我大9岁的哥哥沃洛佳。母亲生他时，避开了斯土疆卡庄园的耳目，远去莫斯科，在那里生产后没有隐姓埋名地将孩子交到保育院，而是托付给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工人家庭，请求他们代为抚养。母亲无处诉说失去孩子的痛苦，只能在深夜捂着枕头，偷偷地哽咽。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和周围的流言蜚语，使一向温顺老实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1913年舂，她堕胎未成，返回庄园后便向父亲摊牌：要么正式结婚，要么她马上离去，宁肯靠裁缝手艺另谋出路，也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不正常的生活。面对义愤填膺的母亲，父亲终于让步了。就这样，年过37岁的琳娜，披上婚纱，大腹便便地和满头白发、年逾六旬的巴维尔·基什金并肩步入教堂，举行了庄重的婚礼。

P2-7

2007年冬我得到一个重大的委托，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庄严的任务：为李立三同志的妻子李莎同志所写的回忆录写几句话。

李立三的名字我当然知道。我还有幸在中央团校二期直接听过立三同志的课，他讲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他是中国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说是犯过“左倾路线”即“立三路线”的错误。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李莎大姐是苏俄人。

我是晚辈，我当然弄不清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央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完全相信，完全可以想像，这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不免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学理意义上的极其认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苏联榜样的虔诚追随者，我对他们有一种尊敬与向往，有一种认同与深情。

而一接触到《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仅仅标题已经使我心潮澎湃。这里有苏联，有中国，有中苏友谊，有中苏交恶，有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有所有的对于长辈，同样对于我这一辈人的最最亲切、最最刻骨、最最迷惑也最最痛苦的一切过程、经验、凯歌、炼狱、烈火熊熊、翻江倒海。

而内容的阅读更使我感同身受。原来立三路线出毛病的时期，李立三还不到三十岁，不比我这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投入政治浪潮又一头栽倒年龄大太多。原来李立三在苏联竟被糊里糊涂地抓进监牢，险些被当作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日本特务处决。想不到那时在苏联，在共产国际，也有那么多幼稚与蛮横，那么多霸气与豪气同在。想不到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中，也有那些“风派”、挑拨是非者、诬告者、害人整人的恶棍活动着。想不到当年李立三在苏联遭受诬陷时，李莎被批斗被要求与丈夫彻底划清界限，而李莎入了中国国籍，却在文革中被说成了“苏修特务”。想不到李莎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已经看出了苏联对于中国的戒心：当时苏联当局严禁它的援华专家与中国人包括李莎这样的拿苏联护照的人有什么个人交往。想不到，文革当中，李莎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了曾经在苏联受到过的同样的污辱：“怪不得你和你的丈夫一拍即合，原来你们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立三在苏联时，好不容易自狱中释放了，却留下了“皮包事件”“翻译错误”等尾巴。李莎大姐从秦城释放了，却一定要轰离北京……想不到李立三也好，李莎也好，他们的子女也好，竟然遭受了那么多考验磨难，不是比我这种政治运动中落过马的人遭受的更少，而是更多得多。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越是阅读，越是感觉到他们是最最普通的人、平常的人，带几分天真的老老实实的好人。李莎说到立三(请允许我也用这样一个比较亲昵的叫法)与她在文化上的差异。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立三不会跳舞，无趣地与不无嫉妒地看着李莎与别的男人相拥起舞，也很好笑。文革时，一开头，立三甚至想趁机认真地反省自身，“革自己的命”，提高认识觉悟，以至回到家里讲自己的检讨材料，征求儿女的批评意见，说明他的书生气，可说是有几分“迂”了。而立三在苏俄的监狱里提高了俄语水准，李莎在秦城狱中提高了汉语水平，俱是令人哭笑不得而又扼腕叹息。

李莎的回忆令人正视了一个正在逝去、已经开始远离我们，已经渐渐被青年人遗忘的时代。而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那又是天翻地覆、锥心刺骨、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时代。热烈，真诚，浪漫，激情，简单化，无序，急躁，有时候走极端走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我们两国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又怎么能不庆幸新的历史机遇的出现！不庆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人民与国家的友谊！

苏联(俄罗斯)和中国，有着极其相似又各自不同的经验。难得有李莎的那样切近的观察与记录。五十年代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供应好，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感觉是到了天堂。六十年代苏联生活是一个高峰，与斯时中国的饥荒匮乏成为对比。这些都真实可信，令人感叹。中国爱搞群众运动。至今李莎对爱国卫生运动尤其是灭蝇成绩印象极佳。双方搞肃反镇压与囚禁犯人的方法李莎也深知其详，有所比较、感受。呜呼！

而总括起来，李莎大姐还是维护中国党和国家的形象的。她对于李立三同志，对于苏维埃的理想，对于她后来加入国籍的新中国，始终是忠贞不二。她的晚境很好，她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令人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多难兴邦，多难佑人，天佑忠良，好人一生平安。如果前半生有了太多的不平安与不必要的考验的话，他或她的晚年一定会幸福安康。

2007年对于我个人来说，一大快乐是在莫斯科结识了立三与李莎的女儿李英男教授，并从而认识了这不平凡的一家人。李英男是那种第一眼便显出了雍容与高贵气质的人。写序是她的委托，我为此感到荣幸。有风雨同舟的妻子李莎的真诚的与动人的记述，有英男这样的好女儿，立三泉下有知，应该得到安慰。

1980年3月20日开启了我一生中的崭新阶段。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党中央郑重宣布，今后再也不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一家人与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一样，从此过上了平静安详的日子。

我刚回北京的时候，有不少人问我：“您在中国受到那么大的委屈，不打算回去吗？”我总是坦然地笑着回答：“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受过打击迫害，现在他们正努力拨乱反正，给我们一家落实了政策，我很满意。再说，立三同志在苏联蹲过监狱，我在中国坐过牢，我们算是打了个平手。”

我和中国人民一起熬过了十年浩劫，共同的经历和痛苦使我的的确确感到我是中国的一分子。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下层百姓，我和他们交往没有任何隔阂了，他们也对我非常热情，把我当作自己人。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与赵洵交谈时，对当时的“出国热”表示不理解，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梦想出国？我就一点也没有这种想法！”赵洵笑起来说：“你还出什么国？你已经早就出来了嘛！”我这才恍然大悟：“你说得对，但我一点也没有身居外国的感觉。”

我最珍惜的是落实政策后给了我继续工作的机会，我能把余光余热献给心爱的俄语教学事业。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坚持工作到82岁高龄，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培养和全国俄语教师培训及教材、辞典的审订，还参加了《周恩来选集》俄文版的审订等许多工作。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给予我老专家的待遇和荣誉，每年春节前夕都要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3年起我被提名连续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我的高度信任，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履行我怍为政协委员的职责。我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教育组、妇女组的工作，提交提案，出访视察，与大家共同讨论研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受到肖华等领导同志的表扬。

1986年夏，我接到通知，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胡耀邦同志为来华访问的郭绍唐昕举办的小型宴会，杨尚昆、刘英等一些老同志也应邀出席。60年代以来，李立三和郭绍唐的接触和交往一直被康生等人当作“里通外国”的主要“证据”。此时，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设宴欢迎郭绍唐，替所有因这件假案而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同志画出了令人满意的句号。

80年代末，中苏(后为中俄)关系正常化，中俄人员交流日趋频繁，我的社会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经常参加中俄友协、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等单位举办的各种友好活动，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也在家里接待来自各方的俄罗斯友好人士，有人把我在北京木樨地的家称作“俄罗斯俱乐部”。我能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中俄友谊桥梁添几块砖，并为此受到中俄友协和俄中友协的表彰，心里是十分高兴的。

1998年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授予我普希金银质奖章，以表彰我在俄语教学方面的贡献；200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方根据普京总统签署的命令授予我“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表彰我在战争时期的后方工作；来华访问的俄罗斯联邦会议议长米罗诺夫又把“为胜利做出贡献”的奖章亲手别在我的胸前。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总要想到四十多年前我加入中国国籍时立三对我说的话：“李莎，你不要担心，中苏人民永远是友好的，中苏关系早晚会恢复正常。你的故乡人民会称赞你的行为，会为你感到骄傲。”

多少年过去了，立三总是和我在二一起。清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他的照片：年轻时代的立三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向我发出亲切的微笑。晚问，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也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向挂在客厅中央的李立三的正式画像。媒体频频找我采访，虽然要花费不少精力，但我都欣然答应。我觉得，这是介绍李立三生平和为人的良好机会，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李立三。

1984年在李立三诞辰85周年之际，李立三故居在他的家乡湖南醴陵正式开放。我率子女、偕同友人前往参加开放仪式，第一次访问了立三诞生和成长的地方，为家乡人民对李立三的尊重和热爱而深深感动。从此，我喜欢称自己是“醴陵的儿媳妇”，颇受家乡人民的欢迎。当时我还专程去安源，看望了曾经在李立三领导下参加过安源大罢工的老矿工。他们年事已高，记忆却异常清晰，兴奋不已地向我讲述了安源大罢工和李立三青年时代的故事。我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和他们一起泪流满面。

1999年11月，党中央决定纪念李立三诞辰10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举办了大规模的隆重的座谈会。尉健行、曾庆红、宋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在发言中对李立三同志给予了客观、肯定的评价。立三同志曾组建和领导的劳动部(现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张左已部长的主持下，也同时举行了“纪念李立三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受党中央委托，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情况。每逢春节和3月20日我的生日，全总领导都要亲自来我家看望，使我备受感动。1996年1月，我在工作岗位上突然发生心肌梗死，北外的老师、学生、校医院的医生紧急行动，把我送到友谊医院。国家教委、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领导都要求竭力抢救，友谊医院为我安排了最好的专家和药物，及时果断地采取医疗措施，精心护理，使我顺利地脱离了危险。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我又活跃起来。每年夏季，中央特意安排我到海滨避暑、疗养，对我较快地恢复健康起了良好的作用。近年来，我一直坚持看书、散步、旅游、游泳，有选择地参加_-一些社会活动，安度丰富多彩的晚年。

1997年是我来华执教50周年。5月15日，国家教委、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国家教委、外专局领导、北外校长和俄罗斯驻华临时代办等出席并讲话。最使我高兴的是这天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老学生、老同事。阎明复、林利、郑拓彬、叶正大、翟云英、叶水夫、许磊然、高莽等年过花甲的老人都赶来参加，越南学生代表专程从河内飞到北京，带来了两个班同学的问候。北外青年教师、学生把我团团围住，向我献花，用熟练的俄语向我表示祝贺。

2006年3月20日，新上任的北外校长郝平又特地为我举行了生日庆祝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身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意为我缝制的大红唐装，与校长、老师、学生们一起合影，格外兴奋与激动。

北外的学生给我献了一首诗：

课堂上

课堂下

你为人师表

校园内

校园外

你传授伟大的俄语

头上落满了高洁的白霜

脸上刻下了人生的崎岖

只知奉献

不知索取

你付出的是青春

是才华

你收获的是亲情

是赞誉

看

南疆北国  何处没有你栽培的

芳菲四溢的桃李

你在学子的心房里是一盏

不灭的灯

你在神州大地上是一片

永恒的绿

你给来者留下

光辉的表率

你给逝者寄去

赤诚的慰藉

严厉的老师——是你

慈祥的妈妈——也是你

俄语 汉语

丰富多彩

也表达不尽

对你的爱

对你的敬意！

年轻人浪漫、高昂的诗篇对我有些过奖之意，但表达的却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我把几十年的心血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的俄语教学事业，晚年能得到大家如此真诚的称赞和热爱，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986年7月，我在写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作过如下表示：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得到您和中国党组织的周到关怀，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对立三同志的怀念，也是对我的鼓舞。”

“我知道中国有‘结草衔环’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想以这些出自我内心的话来结束我一生的追述。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