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民国外交风云人物高宗武(1906-1994)的一部遗著。该书写成于1943年初，当年拟在美国出版，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本次出版系整理高氏尘封六十余年的手稿而成，具有特殊价值。在本书中，高宗武将自己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一一道来，披露诸多谈判内幕，令人深感震惊。该书对日本近代政治生态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剖析也针针见血，诚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异书。

本书作者为中国近代外交风云人物高宗武。他将自己与日本人打交通的经验教训一一道来，披露诸多历史内幕，令人深感震惊。其文笔老辣，识见超群，诚为一部奇书、异书。

出版说明

关于《日本真相》的撰写及出版(高昕)

自序(高宗武)

“九·一八”后的中国外交方针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外交重心的变动

　朝鲜惨案

　何梅事件

　察哈尔省张北事件

　访华亲善飞行中的道歉要求

　通邮事件

　《新生活周刊》事件

　日本人的走私

　“广田三原则”交涉之经过

　陆军武官保荐的川樾大使

　日本访华经济考察团

日本制造傀儡政权

　七月七日的事变

　汪精卫出走之后

　我的辞别

日本内幕

　近世日本政治之过程

　日本之法西斯蒂运动

 “五·一五”(事变)以后

　宇垣内阁之流产

　近卫内阁之演变

　德意日三国同盟

　东条内阁

　日本之外交

　军部与议会

　东亚协同体与大亚细亚主义

后记

外交重心的变动

中国过去的外交差不多全以英美为中心，因为中国人一向重视英美，而且相信英美，所以外交部的人员，非英美留学出身的人不能立足，最低限度也要能说英语的，办日本外交的人，当然也是英美留学生。一般人对于邻国日本不甚注意，以为英美的外交办好了，日本的问题就容易解决。日本人对此点极端不满，以为这是中国人受了英美文化侵略的毒素，英美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养成许多亲英亲美的分子。有一次，日本的少壮军人高桥及血田两位中佐来看外交部长张群及我，他们说日本对中国的希望，只希望中国以对英美的待遇对待日本，日本就十分满足了。我想他们没有再想想，日本人自己是以什么态度待遇中国人呢？

但自“满洲事变”发生以来，“国际联盟”的纸老虎揭穿了，一般高唱以国联为外交中心的人物也渐渐地失去了自信，无话可说，因此政府方面逐步地注意到日本问题。当时的见解，以为英美固然重要，日本也不可忽视，最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政府的负责要人之中，认为外交部的部长次长三人之中，最低限度要有一位懂日本情形的人，这也可以说，是当时要人中非正式的一种默契。我在外交部做了三年多的亚洲司长，可说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最困难、也是最多事的时候，在我之前，以“国联”为中心，无对日外交可言；在我之后，两国在战争中，当然无事可言。

我于被中国人最痛骂的汪精卫作外交部长的时候进了外交部，但是我之进外交部，也并不完全是汪氏个人的意见。1934年5月，我奉命秘密赴日本东京及满洲伪国、大连等地考察回来，赴南昌向蒋委员长报告的时候，蒋委员长就有意思命我在外交界做事。他当时欲向外交部保荐我以公使待遇，赴朝鲜做总领事。那时候，日本的北进政策猛进无已，所以委员长把朝鲜这个地方看得非常重要，并曾当面就这件事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汪氏谈过。后来汪氏说外交部部内有比朝鲜总领事更重要的事请我去帮忙，因此我就进了外交部。在汪精卫任外交部长时期，我在幕后的工作比较多，一切出头露面的接洽，大部分是由汪自己及当时的次长唐有壬担任。我为说明“满洲事变”后的中日关系起见，不能不把我未到外交部以前的几件中日重要事件，也连带地简单说明一下：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以后的重要问题，要算是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战事。淞沪战事的起因，日本说中国的排斥日货是远因，上海日本僧人的失踪是近因。至于中国这次的抵制日货，始于1931年7月，系由朝鲜惨杀华侨而起，厥后满洲被占，而抵制日货之事因之加甚，亦是事实，而朝鲜惨杀华侨事件，(则)为这十年来中日事件的因果关系，也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万事起因的朝鲜惨案，是我亲自去调查过的，所以在下一节我将专门追述。

朝鲜惨案

1931年，余方在北平闲居之时，突接友人刘君来电，谓南京方面对于(在)朝鲜(发生的)杀害华侨案十分关切，各朋友的意思欲请余赴当地切实调查，藉资参考。当时来传达的人是王文宣君，就是渠等所推定要同余同行的人。那时候，我们正有许多朋友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这朝鲜惨案的内幕，也是我们必定要研究的(课题)，乃决计从朋友之命，即日成行。

(我)在朝鲜约住了两个多星期，所到的地方是清津、镇南浦、平壤、京城、釜山等华侨会集之区，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日本发生事务关系。

说起朝鲜惨案，读者或许都已忘记了。当时日本早想占领(我国)东北，可是没有借口，于是用种种方法鼓动朝鲜人惨杀华侨，其中以平壤为最烈。华侨因此而死者达两百七十余人之多，伤者两千余人，所有华侨之房屋财产几被完全捣毁，平壤街上堆满华侨所存之商品，电车无法通行，真是惨无人道！后来有人告诉我，平壤是日本在北方的空军大根据地，尤以对俄对华作战为目标，所以日本人的计划，(是)想把当地的华侨驱逐或杀光。

日本人的用意，以为朝鲜人在朝鲜惨杀华侨，中国人必定会在朝鲜人聚居之东北各省惨杀朝鲜人，(如此)日本人则以保护朝鲜人为名出兵东北。所以日方散布流言说中国人在东北惨杀朝鲜人，乃朝鲜人暴动之唯一原因。可是中国政府及人民深知，朝鲜人之惨杀华侨完全是无知识的朝鲜人被日本军部所鼓动及利用。本来中朝两民族(的人民)只有历史上的友谊，没有任何怨恨，所以中国人民当时沉痛之余，并没有向朝鲜人报复的意思，所恨的还是在背后操纵的日本人。

朝鲜惨案在1931年7月中旬发生，暴动的时间约有一个多星期，以日本在朝鲜设立的警察网之严密，这一类的暴动行为，在两三小时内即可完全镇压下去，岂能延长一个多星期，而且漫延到朝鲜全境，死伤如此之多？仅此一点，即可十足证明当时朝鲜的暴动，完全是在日本军警整个计划之下而发作的。我有几位朝鲜朋友，他们告诉我，朝鲜暴动所用的武器，都是日本军警分配的。

……

P5-9

当1940年3月8日，我离开香港动身到美国来的时候，有许多朋友都劝我抵美之后，将日本内部情形以及我个人对日本交涉的经验一一写出来，告诉美国国民，因为美国国民一向是关心远东局势的。但是我始终犹豫，没有决心去报答我的朋友们的好意。我所以这样犹豫，理由有下列几条：

一、我的个性。遇事若主观地觉得可以去做，我必尽力而为，即使碰到困难，也在所不顾。一旦我自己失去了信心，就放下来，不愿再去提它，甚至希望别人也不要再提。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前，我自信已竭尽我的心力帮助政府，在其既定方针之下争取点时间。这争取时问的政策，我相信是过去六七年来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政策。因为人家是已经预备好的，你是没有预备的，所以只能用此等的政策。中日战争既然已经爆发，我仍想凭我个人之力，努力寻找战争以外的途径，最低限度也可由此得到一些情报。成功是国家的，失败则是我自己的，所以不顾一切急着在那边努力。以中国本身军备的力量，以六七年前的国际局面，我相信常识丰富的美国人民，一定不会误解我的动机。当然我要承认，我自己的眼光，在六年之前看不到今日的世界变局，不然，我必不多事，甚至避重就轻的观念，也不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我多年努力的结果是失败，失败之后，我很想拉我的朋友一起放手不干了，可是没有做到，心中非常悲痛。所以自从我离开上海之后，立定主意再也不谈日本问题了。此次来美，甚至一册日本的书籍也没有带，我希望把日本的事体都忘记了。既没有心思再去研究它，那里还谈得到写书呢？坦白地说一声，我不但对日本问题没有兴趣，就是对一般政治问题也不起劲。1940年2月，我在香港暴露“日汪密约”，因为当时中国的领袖以及我的友好，都认为这样做于国家有利，我自己也完全同意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这样做了。此外我不预备再写一个字，这是我迟迟不肯写东西的最大原因。

二、我不是一个好的作者，这我自己知道。虽然我于十二年前替中国的杂志写过许多篇文章，但是写文章天天在报纸上登载的，未见得个个是好作家。同时，我相信美国的远东专家很多，所知道关于日本的情形一定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多事，来消费现代重要原料之一的纸张。

三、当时美国尚是日本的友邦，我不愿在美国写任何涉及第三国的文字。虽然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十分热烈地同情中国的抗战，援助中国，对中国政府及人民更是非常友好，但是我毕竟在此作客，所以应该特别自重。做客要守做客的本分，不然，一定会自讨没趣。

四、我到美国的目的，是来学习的，每天尽我的工夫去研读美国的报纸杂志书籍已来不及，有时候还要去看看各方面我应该看的东西，哪里能用我有限的时间，去作此不急之务呢？然而我现在毅然决定要来写这本书，究竟原因何在呢？我自问，其理由如下：

(一)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日两国已陷入战争状态，我许多在美的中国朋友，包括几位负重要责任的，都齐口同声地说：“问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写，因为这不是你的权力，是你在这个时候有写的义务。权力可以放弃，义务不能不尽，若你自私自利，怕麻烦不写的话，是对不起联盟国，尤其是对不起你的祖国。因为你所有的经验，非其他人所有过的，应该写出来，让美国国民及联盟国公民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共同敌人；凡是敌人的一切，我们都应该知道的。”这样的大义相责，真叫我无话可说。

(二)过去半年之中，敌人在远东大行其怀柔政策，东条亲到占领区域视察，对占领区的傀儡大事敷衍，半年之内，到南太平洋两次之多。中国傀儡政府的所在地——南京，他也亲自去过。所有占领区域的傀儡政权，颇有雨后春笋之势。日本数年前所唱“化国贼为民族英雄”的恶毒政策，现在正在各占领区域执行中。所以虽然我怕旧事重提，但为揭破敌人的阴谋起见，不能不将个中情形宣之世界，尤其盼望现在被日本人甜言蜜语所蒙醉的远东各国人民知道一二。同时我希望联盟国在这严重关头，对远东的战后问题有一具体表示，因为他们并不是喜欢目前日本人的统治，事实上是痛恨过去的被统治。

(三)过去三年，我在美国的确呼吸了自由的空气。尤其是我在美国三年之中，没有一个警察来光顾我的住处，来问过我一句话，使我格外满意，使我充分地了解“自由”的本义之所在。回忆我昔年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警察每星期总要来看我两次，盘问一切，等到我从学校毕业回国之后再去日本的时候，警察宪兵寸步不离。这还是日本人知道我过去对日本并没有不友好的言行，才总算十分宽大，否则情形必更加严重。相形之下，美国真是自由之邦，也真是人类文化之所在。我们当然要为此“自由”而斗争不可。假定我所写的文字，有助于自由斗争过程中之分毫，当然是义不容辞了。同时中国抗战六年多，尚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出版界写过关于日本的书籍，我虽不幸，亲历种种不痛快的经验，但我也只好不度德、不量力地写一点东西出来。我很希望借我这本书的出版抛砖引玉，引出这方面好的著作。不过，我决不拿所谓专家的立场来写，因为我本身不是专家，同时我也不喜欢装起专家的样子来说一般专家们所说的话。我是很平凡的，我这本书完全是站在中国国民一分子的立场上来写的。我把我个人的Little experience以及我个人所知道的事件，不管对不对，全盘地毫不遗漏地写给我友邦的人民看，因为我们现在拼着生命在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最后，我要谢谢美国的陆海空军各位战斗员，以及在这许多战斗员背后的美国全体工人及国民，因为我写这一册书的时候，并没有敌人的炸弹落到我头上来。各位要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前线战士的苦斗，后方工人的努力生产，值得我表示敬意。今后一两年间，美国人民之努力，将决定世界上千百年之命运。假使我这一册书，能供美国在前方的战斗员及后方的工人，以及一般男女国民茶余酒后的消遣资料，同时在这消遣中使美国战士及国民能够增进一点对敌人之认识，那么，我是再满意也没有了。

最后，对读者再郑重声明一句：我是在Facts teller，并不是Story writer。至于这本书的名称可暂定为“This is Japan”。我想读者或许可以在这一册书中，对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性格，最起码能获得一点印象。我相信美国朋友们决不会希望我按照各种年鉴的模式来写日本。同时，我想借这个机会，在万里之外对我祖国的全体战士致意，我虽远在海外，但没有片刻忘记你们六年多千辛万苦在抗击顽敌。

高宗武

1943年2月

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历经几度春风秋雨，终于在祖国大陆出版了！

《日本真相》的内容，许多都是高宗武的亲身经历，他所采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我把它看作是高宗武的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早在1943年初就已经撰写完成。为了能在美国出版，先后曾有几位美国学者为迎合美国读者的兴趣，对高氏原稿加以润色及窜改，并更改为一个诱人的书名：《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但折腾多年，终未能在美国付梓问世，其中详情，高昕在本书序言中已说得明白，我不必赘语了。但至今不解的是，这部书稿何以在美国遭受冷遇呢？殊不知这是高宗武对日本军阀的剖析和抨击，倘若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适时出版，岂不是能给美国人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吗？

高宗武撰写《日本真相》的消息，传到他的一些老朋友如张群、张公权、程沧波、董显光、胡拾遗等人耳中，他们均纷纷致函求书，杜月笙两次致函表示：“尊书如已出版，尚希惠赠一二部，以资快睹。”可惜他们的期待都落空了。

据我所知，高宗武及夫人沈惟瑜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又萌发返乡之念(抗战胜利后，曾有归国之求，为蒋所拒)，沈惟瑜在给家乡小辈所写的信中说：“你说嘉定现在很热闹，许多新的建设，最近在嘉沪问还要造一条高速公路，可惜我们体力不及，不能回国看看，不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几个节目，都是报道有关中国人民各地的生活情景，我们看得很有兴趣……我们非常想回来看看。”不幸他们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就先后病逝异国他乡，归国之念成为永远的憾事。如今《日本真相》在大陆问世，或可告慰高先生夫妇在天之灵了。

夏侯叙五

2008年11月29日于望淮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