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妖魔化”媒体批评
几天前，潘家铮院士在回答有关“三峡工程生态隐患”的问题时，提醒到会的外国记者不要“妖魔化”三峡工程。潘院士认为，一些外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偏见太深”、“他们对中国的成就、贡献绝口不提，对中国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阴暗面’，到处搜罗、夸大歪曲、讽刺挖苦，甚至无中生有、挑拨离间”。并断定这样的做法，“对增加友谊、沟通没有什么好处”。
潘院士“将自己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都交给了三峡工程”，有此不满当属人之常情。不过，潘院士对媒体的部分论断我并不苟同。一方面，三峡工程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检验，我们没有理由将相关反对意见(即使它是激烈的)冠之以“妖魔化”的污名。另一方面，真相之所以有时会越辩越含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本可以在技术上解决的问题，最后放到了道德层面来解决。然而，每个人的道德、立场与价值观并不一样，相关争论由此难免会偏离方向。
没有谁会否认，中国近30年来所获得的经济成长与社会成长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早在100年前，曾经有西方传教士如此预言中国的未来局势：若不借助外力，中国完成改革“一千年都太短”，因为闭门造车式的改造“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显然，这段话并不限于中国，更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是因为看到了开放的重要性，所以我说近30年来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应对全球化之意义所在，不仅在于开放符合人类社会之本性，更在于它“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使世界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
这种借力自然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观察、批评与介入。有人可能会说，有些外国媒体过于偏激不说中国的“好话”。然而如果能将全球媒体视为一个各抒己见的意见市场，你或许就会心平气和。事实上，就三峡_丁程而言，一直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只不过这方面国内媒体批评较少，所以国外媒体的相关批评才显得有些刺耳罢了。
至于说一些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成就绝口不提”，想必也是一种误解。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生态，媒体也一样，有的善于吹捧，有的长于批评，有的态度温和，有的观点尖锐。事实上，那些以批评性报道为要务的媒体，也不只是在批评中国，它同样在批评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媒体都无视中国的发展，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又从何谈起？显而易见，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快速成长，有些人才有了某种不安全感。但是，中国人如果有信心于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否真需要这些媒体在批评中国之前先放上一挂响亮的鞭炮呢？
没有人能够洞悉未来，人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所以持久的讨论与激烈的交锋才更重要。既然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真相，就应该以宽容而谦卑的态度尽可能完成对真实信息的提取，以求进一步接近真相。就像当年美国《财富》杂志对香港回归的报道一样，我们不能就此说这家杂志是在“妖魔化”香港回归。谁能在十年前洞悉今天的一切？新闻记者不过是作出自己的专业判断，对他们来说，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权利，而预言落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预言者的人品有问题。
除此之外，“增加友谊、沟通”是不是媒体的首要任务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样的顺口}留，而应该代之以“有记者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众所周知，媒体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开罪一些人和事在所难免。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多一些了解，就不难发现，今日中国媒体以“建设性”标榜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公民表达权利的一种误读，因为它将表达权理解为一种“进谏”。那的确是一种与权力交朋友的方式，但那并不是现代媒体所追求的。
情妇起义只是被窝里的风暴
庞家钰先生倒掉了。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阿提拉式地倒在情妇的怀里，而是倒在情妇们的脚下。7月上旬，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这个因好色而出色的男人终于被他最信任的情妇组成11人“情妇告状团”扳倒了。
如我在日前的专栏文章中所说，目前有些反腐败斗争越来越八卦，越来越具有观赏性。正因为此，这件丑事甫一曝光，便有好事者总结此番情妇造反的“几大看点”，仿佛在为读者热情地推销一场“腐败杯”足球比赛。
今年63岁的庞家钰历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对他来说，最值得回味的大概是1997年任宝鸡市市长的时候。由于宝鸡市干部大轮岗，当时找庞家钰送礼说情的人络绎不绝。为了得到提拔，或害怕被打击报复，不少担心官位不保者都按照要求让自己的妻子与市长“谈心”。一时间，宝鸡市的干部开始流传“舍不得媳妇套不着狼”。有关庞家钰是“高衙内”、“拉链市长”的说法从此不胫而走。然而，谁知道庞市长的这根拉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敞开了十年。一个人，若是做了大官，凡事都有人前倨后恭地安排，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倒也正常，像庞先生这样拉链不能自理，当地竞无人帮着给拉上。与此同时，想必当地修拉链的行业大概不是倒闭便是转行了。
一根拉链可以敞开多少年？读到上述夫人们“先谈心、后谈肉”的风流韵事，不禁让我想起曾经活跃于欧洲“与国王做爱”的情妇们。众所周知，皇帝娶皇后多只为娶子宫，所以没有生育能力的皇后的下场往往是被放逐，并在修道院里终其一生。相较之下，情妇则不一样。二者的区别在于，皇后为皇上的下一代操劳，而情妇则为皇上这一代操劳。
据说，拿破仑三世当年情妇无数，弄得许多有志丈夫不得不“一顶绿帽，两种准备”。被戴上绿帽的丈夫会委曲求全地夸自己是模范丈夫，“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见”。在那个时候，很多男人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奉上自己的妻子。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是国王的性欲。
当然，这些头顶环保主义光环的丈夫也知道，国王在躺下身子的时候最听得进意见。为此，戴不上绿帽的丈夫时常愤愤不平。在以“大宪章”著称的英王约翰统治时期，有个叫德维西的英国贵族便很有意见，因为英王不找他的妻子而是“随便拉个女人上龙床”。对于这个贵族来说，让妻子成为皇家情妇是件有希望的事情——初戴绿帽子是皇上到自己去过的地方，绿帽子戴久了就是皇上能去的地方自己也能去了。
与国王相比，庞家钰们的确算不上什么，他的情妇们大概也不像欧陆的皇家情妇那样万里挑一，风情千种。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对于他这样的大多数官员来说，“情妇”或者“二奶”是个复数词。中国官方有关统计表明，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有近九成(14位)包养情妇。
不久前，有地方组织官员学打太极拳，显然贪官们对这种健身运动并无兴趣，他们需要恶补的是“情妇管理学”和“情妇经济学”。
有人嘲笑贪官，连情妇都管不好，如何管国家？言下之意，“卧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曾经发愤图强，用平生所学的MBA知识管理7个情妇。孰料被管理的情妇团队没有“团队精神”，以至于“首席情妇”见势不妙，揭竿而起。关于这一点，庞家钰是深有体会的，当然，他的亏吃在情妇造反时太有“团队精神”了。在这场惊世骇俗的情妇暴动中，即使庞先生一指头按住一个，还有一个漏网的。
除了对辖下地盘进行“后宫式管理”，贪官发展“情妇经济”也不是什么秘密。湖南邵阳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松林曾经“以身作则”发展地方经济，前后包养了8个情妇，为情妇们各开茶楼、卡拉OK厅或按摩店，让她们一边吃政府，一边“自食其力”。同样，为稳住庞大的情妇团队，在庞家钰的支持下，首席情妇的丈夫成立了一家金融投资公司，并担任公司总经理，另一名情妇担任副总，由此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反腐八卦热闹归热闹，谁都知道廉政建设不能寄希望于“二奶起义”，即使被窝容易从内部攻破，反腐机构也不能坐等与卧底情妇会师。套用孟德斯鸠的一句话说，对于庞大的贪官队伍来说，情妇起义充其量也只是一场“被窝里的风暴”，对中国当下的“腐败格局”影响不会太大。
P40-45
希望此后30年能换个说法，变“改革开放”为“开放改革”，让人们参与改革，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各种意见、各种争论
——朱学勤
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民权得到保障为基础，人民其实本来是有权利的，他们照理是不必求助于其他权力的，选票就是他们权力的象征之一
——徐友渔
如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下一个15年我们的奋斗目标
——秦晖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茅于轼
徒有民主的架构是不够的·因为填到架构里头去的，还是你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如果传统文化长不出民主的新精神来，那个架构是没多大用的。
——龙应台
编完这本集子，忽然记起《沙家浜·智斗》的唱段——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虽然不无流氓气，“老子”的称谓尤其欠妥，但若把胡传魁的唱词予以“去政治化”，倒是颇能表达一个时评专栏编辑的感怀：南都个论刚推出时，不但撰稿人数量有限，稿件质量也参差不齐，急需扩充队伍，提高装备；经过近四年的经营，这个版面已经聚拢了一大批人，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独上高楼”
“个论”两字作为版名初现于2004年3月2日的《南方都市报》，不过南都时评专栏的滥觞至少应追溯到2003年9月，彼时已开始约请一些专家学者就某个问题或某种动向撰文评说，只是没有现在这样的名目而已。作为言论家族中的一员，“个论”的性格主要是在与“社论”的对照中得以凸显的(此外尚有“专论”、“短论”、“快论”、“宏论”、“众论”等)。按照一位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我倾向于把社论版看成是制度性的，而把专栏版看成是反叛性的。我把社论版看作是稳定的、庄重的、牢固的，而专栏则可以是快捷的、顽皮的、出人意料的。社论版发言，专栏作家作出反应。如果社论版装备有更大的冲击力的话，那么专栏就有更多的趣味。”在操作上，个论版采取栏目专栏与个人专栏相结合的形式予以展开，栏目有“中国观察”、“法的精神”、“经济人”、“媒体思想”、“说文解道”、“虚拟@现实”等，个人就是我们这支“队伍”，而“人头”绝不止本书收入的四十之数。至于究竟有多少，永远都是个未知数。
拉上这支队伍写个论，起初曾在南都评论的一些读者乃至作者中激起不小的反弹，最具代表性的看法就是宣判“南都评论已死”。何出此言？无外乎南都评论走“上层路线”使得“精英发言”遮蔽了“草根发言”，而当今乃是一个“公民写作”的时代，意即不论“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支笔，均能“我手写我口”，而报纸评论版承载的就应是这些声音。诚然，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并不等于说人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否则何以“万口传”的只是“李杜诗篇”？而所谓“公民写作”，其实是个相当含混的概念：就写作的主体而言，基本就是“人人写作”；就写作的旨趣而言，多为某种简单的权利伸张。“这其中的许多发言，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的价值。”(李文凯：《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理念与操作》)事实上，占据大部分报纸时评版面的文字均出自一些“写家”之手，他们中的多数固非阳春白雪，可也不是下里巴人，高不成低不就，其发言的意义主要在于“抢个沙发”或者“到此一游”。况且这些发言不乏似是而非的误导之词，虽然世上难有绝对的真理，但总有一种意见最接近真理。为了追寻最接近真理的意见，南都个论必须“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痛说革命家史”
今日看来，南都已是海内外众多名家颔首的发言平台，可是个论乍出之时并无多少“人力资源”可用。要想让南都时评走出南粤，声播江湖，堪谓“雄关漫道”。此话怎讲？广州虽在“大城市”之列，却难称“文化重镇”，特别是在有京沪为北南代表的惯性认知之下，广州的文化地位就更显尴尬。而偏居广州的南都彼时虽已创办有年，但与一众“全国性大报”相比，仍只是一张“区域性小报”，“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若不是因为首先报道“孙志刚案”，又若不是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条例》因此被废，京沪两地的学者如何知道今日之中国还有这样一张生猛的报纸，而这张报纸原来是在广州？职是之故，我们在“发展队伍”时都会首先“痛说革命家史”，以使原本不知南都为何物的人士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然后从前揭评论部主任李文凯的“纲领性文件”中摘引若干以示南都评论之旨趣，再令对方对这张前所未闻的岭南“小报”刮目相看。一俟有名家赐稿之后，便请他们代为“发展下线”，这次第亦颇有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味。
当然，南都时评也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即其所从出的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周末》早已一纸风行于全国，我们在“推销”自己的时候不免要攀攀亲戚。更为重要的是，李文凯即来自南方周末，他在“转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批优质资源，这些名家“易地而战”本不至有何矜持与顾虑。类似这种“拉着队伍入伙’，的资源累积方式，也适用于后来相继加盟的我的同事何雪峰、周筱筠两位。而同为我的同事的邓志新除在网络上结交了几位好汉外，还从香港结识了数名高手。如此一传十，十传百，南都时评已然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了。只是诸公大多天各一方，久闻大名却缘悭一面，常颂其文却难见其人，未免耿耿，于是在2006年夏秋之交，南都遍撒英雄帖，将大家请进羊城，开轩把酒，畅叙“文谊”，了解为之加深，关系为之密切，亦是斯文佳话，舆论盛事。
“众里寻她千百度”
几年下来，看着众多作者在个论版上出没，我也算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要怎样做才称得上是个称职的时评专栏编辑？我以为应该像大学校长，说得再准确一点，是应该像蔡元培这样的大学校长。但我这里想表达的并非“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个固然正确，却未免玄远，而只是想从比较技术的层面来谈一个时评编辑的“素质”。先让我引述陈平原先生的一段话：
作为大学校长，真的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非易事。既须对抗社会的压力，又要建立内部的秩序，“众声喧哗”而又“有条不紊”，方才是大学的理想状态。不只是组织结构上的东西兼容、新旧并包、少长成集，更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达其自由思考、专深研究之目的。这里，大学校长的学识与兴趣，起重要的作用。(陈平原：《蔡元培与老北大》)
做一个时评编辑，也需要“学识与兴趣”，并且越高越好。无学识就无判断，无兴趣就无热情。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能够“兴趣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只有像这样“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同理，每天面对海量信息，哪些是有申说价值的，哪些是有纵深空间的，这需要相当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无疑源于相当的知识面，如果对一些领域全然无知，再有价值的信息，也必然“无缘对面不相识”。自忖在这方面，我起码是有求知欲的，对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都有涉猎的兴趣，当然厚薄不均，深浅有别，而且基本都是一点皮毛，不足挂齿。但我并不气馁，尽可能循一己之兴趣多看些书，甚至说做到老学到老也未尝不可。
问题是如何在“调兵遣将”上挥洒自如，而能做到这点的前提又是“麾下”有足够的兵将供我“调遣”，于是问题最终落到延揽、罗致人才上面来。当年蔡元培手捧北大校长的“帅印”升帐，帐下可是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一干教授供驱遣的。作为一个时评编辑，不能说我(与同事)没请到一些“能征善战”的作者，但却仍时有“国无良将”之感(不是说现有作者水平不济)，与一批极想向其约稿的学者难结文字之缘。对于他们，我是读其书而想其人的，甚至有私淑之意，却不知怎样才能结缘。储安平写给胡适的约稿信我是看过的，且也曾模仿储老前辈的样子给一些学者写过信，但不是不作回复，就是声言没空，令人徒呼奈何。
后来读到沈昌文先生作为一代编辑大家的经验之谈——所谓“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乃有豁然开朗之境。只是以我的性格，很难想象会去与某位学者。。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篇文章。因此我真是发自内心地佩服沈先生，竟能“一切为了刊物”而到花心思去想对方有什么爱好从而设法取悦之这种地步，这也许是性格使然吧。如果沈先生乐在其中，那我真是无话可说；如果沈先生是“强颜欢笑”，那我更是无话可说(不过我相信沈先生是乐在其中)。当然，大家们不愿赐稿，未必只是我们没去争取，但不去锲而不舍地争取则一定不会有文章来。
为什么一定要去争取大家的文章？道理很简单，大家的一言一行备受瞩目，而刊载大家言论的媒体自然也就随之受益。《天涯》杂志在短时间内声誉鹊起，就是得益于“名家路线”，个中道理不消多说。知名编辑向继东先生主持的《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能迅速在思想文化界产生影响也缘于此。我也曾想过走“以文会友”的“曲线救国”之路，即以自己的见识去赢得对方的尊重(至少引起重视)，从而与其建立关系，但未免时间太长，因日报的行事规则向来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短平快”才是硬道理。
好在部中同人并非都与我“性相近”，其中不乏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施展“聚众滋事”之手段，力任“迎来送往”之烦杂，陆续请得一些大家来“公众论坛”开讲时事，令南都时评“更上层楼”。回想来时路，正可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野有遗贤”
唐太宗因科举得人而沾沾自喜，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南都时评虽名家云集，却还不敢说这样的话，而且永远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当今是个开放的时代，南都也是个开放的论坛，舆论界不存在江湖大佬，编辑部也不会因人废言。古人追求“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固然只是个理想，但若把这八个字古为今用，却能开出一重新境界。即只要常存此念，就永无止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永远在路上，在路上相识，相知，相伴。
这里所谓“野有遗贤”，也适用于本书的编选。在2006—2007年度，给南都个论撰稿的绝不止40位，但由于容量有限，也由于机缘巧合(有些作者在这两年内刚好赐稿无多)，只能选入40位。此外，限于编者的水平和本书的容量，肯定有不少佳作未能选入，这同样是“野有遗贤”。在此尚请各位名家海涵指正。
唐太宗因科举得人而沾沾自喜，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南都时评虽名家云集，却还不敢说这样的话，而且永远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当今是个开放的时代，南都也是个开放的论坛，舆论界不存在江湖大佬，编辑部也不会因人废言。古人追求“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固然只是个理想，但若把这八个字古为今用，却能开出一重新境界。即只要常存此念，就永无止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永远在路上，在路上相识，相知，相伴。
名家荟萃，精英发言，天下大事，尽我评说。
本书精选了南方都市报40位名家的社会热点评论文章，话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历史等。语言尖锐，观点独到。可谓现代版的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