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既是古代蒙学的必修课程，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本次整理，以朱熹集注本为蓝本，配以译文，这样既可保存朱熹章句的全貌，便于儒学研究者的研究，又可达到将四书普及的目的。

自汉代起，就有以《春秋》诸经为“大经”，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小经”的提法。宋代大学者朱熹对“小经”进行集注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之后遂定，并成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不少封建朝代并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几千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如今，它仍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

大学

大学章句序

大学章句

附录：大学(《礼记》原文)

中庸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

论语

论语序说

论语卷之一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论语卷之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论语卷之三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论语卷之四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论语卷之五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论语卷之六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论语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论语卷之八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论语卷之九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论语卷之十

子张第十九

尧日第二十

孟子

孟子序说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卷之二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卷之四

离娄章句上

离娄章句下

孟子卷之五

万章章句上

万章章句下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告子章句下

孟子卷之七

尽心章句上

尽心章句下

后记

子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计反。○《诗-豳风-伐柯》之篇。柯，斧柄。则，法也。睨，邪视也。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彼柯长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犹有彼此之别，故伐者视之，犹以为远也。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盖责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张子所谓以众人望人则易从是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违，去也，如春秋传齐师违毂七里之违，言自此至彼，相去不远，非背而去之之谓也。道，即其不远人者是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造造尔！(子臣弟友四字绝句。○求，犹责也。道不远人，凡己之所以责人者，皆道之所当然也，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践其实。谨者，择其可。德不足而勉，则行益力；言有余而切，则谨益至。谨之至则言顾行矣，行之力则行顾言矣。造造，笃实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岂不造造乎？赞美之也。凡此皆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是也。)

P35-37

中华民族之所以如此久远地屹章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具有独特的、悠久的民族文化。如同黄河长江，跨千山，汇万水，横越五千春秋，一条河道，一脉相承，最后终于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明巨渊。

中华传统蒙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条支流，它们虽然形式和特色有所区别，但其历史发展趋向、社会理想，以及自然愿望、人文精神都是共通的。

蒙学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周秦时的蒙学教材，在注重识字的基础上，已开始实施自然、社会、历史诸方面的知识教化。周朝的贵族子弟之学、“保傅之教”，应看作蒙学教育的发端。周宣王的史官所著的《史籀篇》应看作最早的初等蒙学教材。秦代另有三位高官也参与到蒙学教育之中，李斯编写了《仓颉篇》七章，赵高编写了《爰历篇》五章，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七章，始开蒙学教化一代风气。

至春秋，孔子等人开创私学，使蒙学教育从周朝贵族的高堂走向民间，不分贵贱，“有教无类”。孔子所施教的六艺及部分典籍，把蒙学教育推向更高的国学阶梯，社会上已经出现高等蒙学。

汉代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闾里塾师不但将上述秦代三书合为一编作为教材，仍名《仓颉》，并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也成为优秀的蒙学教本。扬雄还编写《训纂篇》以续解《仓颉篇》。汉代除广泛施行初等蒙学教育外，民间又成立多所高等蒙学学校，施用经学教材，以继承孔子儒学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有了更大发展，出现很多初等蒙学图书，一些著名学者也参与进来，如蔡邕著《劝学》，束皙著《发蒙记》，顾恺之著《启蒙记》，周兴嗣著《千字文》，都属精品之作，而其中《千字文》不但成为历代书家必书法帖，更是千古蒙学传统教材。又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后人推为家训之祖。南北朝时期，从朝廷到地方，各类学校林立，讲学之风盛行，有关四书五经，甚至诸子的讲解或著述，更是多不胜举，其所撰书籍惜多已失传。

唐代的蒙学教育已进入全盛时期，所编蒙学教材在注重识字的基础上，开始以道德教育为主线，辅以自然、社会、历史诸方面的知识。其初等蒙学教育，除继续使用前代教材外，又新编了许多名言谚语、故事韵语、杂抄一类著作，其中《太公家训》是最有代表性的教材。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个人的才识往往以吟诗赋词为标准，科举考场都以诗考为主卷，高等教育教材中，已有当代诗歌选本《文场秀句》面世。

宋代的蒙学教材已由原来的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编方向发展，传统的“三千百”已成为固定教材。宋代性理之学盛行于世，又产生许多伦理教育的新书，如《性理字训》、《名贤集》、《增广贤文》，还产生一些有关名物历史的新书，如《龙文鞭影》。尤其是《幼学琼林》，版本既多，注者更加繁细，直至清代都是蒙学范本。而诗歌方面的教材，更开亘古新风，《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以及四书五经，都成为高等蒙学的重点教材。

综上，这些教材对元明两代都有深远影响。而清代是一个政治风云激荡的时代，世界正在大踏步迈进，而执柄者却龟缩在闭关自守的昏聩之中。清代末年，传统蒙学逐渐由盛旺而走向衰落。由于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在全国民情激愤中，人们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向何处去？可惜这个思索竟然长达百年。他们首先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原因，有些人骂生养自己的祖宗，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最后竟然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传统蒙学和国学都被推进历史的垃圾堆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蒙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大革命”中，传统蒙学被称为“反攻倒算的反动读物”。只有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才从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误会中清醒过来，终于认识到传统蒙学和国学读物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研究传统蒙学文化对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通过对蒙学演变历程的研究，不但可以掌握大量教育史资料，还可以探讨古代有关教学规律、方法、手段，对当今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材编写，教法运用，甚至道德教育、知识传授，都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蒙学重视知识教育，在对自然、社会、历史知识传授的同时，往往灌注一定的思想内容和道德教育，仅以初等蒙学《三字经》为例，全书很短，后人却评价说：“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再有《幼学琼林》，天文地理、君臣之道、家教人情、典章制度，甚至鸟兽花木，各方面知识几乎无所不包。每个对句都隐含着是非评判，美恶赞毁，把知识教育和道德培养，紧密融合为一体，学子受益必定匪浅。

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高等蒙学教材，后人誉之为家训学之祖。可以肯定地说对现代家教会有许多启发教育作用。读过此书的入都会深深感叹上起自春秋先祖颜回，中至于颜之推，下及于唐代颜真卿，颜氏家风及历代所出名人事迹，令人歌而泣之。

传统蒙学能够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注意音、形、义的奇妙的表达方式，许多读物多采用韵语，以使文章琅琅上口，容易记忆。多采用对句，以使词义交互贯通，相较辉映，自成异趣。传统教材《三字经》，三字成句，文浅而意长；《千字文》，四言叶韵，多用常用字，且无一重复。代代传习，家喻户晓，已成社会大众读物。《千家诗》虽说选材尚有缺陷，但其中五言七言律诗绝句，都对句工稳，整齐规范，平仄准确，尾韵谐和。

蒙学教材多出于名人大家之手，其中学者文人占一大部分，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蔡邕、束皙、朱熹、王应麟、周兴嗣等。另外还有一些高官也参与教材编写。如：李斯、赵高、胡毋敬、史游等。这不仅能提高教材声誉，引起社会重视，而且即或是高官，也都是博通古今的学问家，对于教材的编写质量自不待言，都是有保障的。

古人对人类心理的某种把握，并不亚于现代人。传统蒙学重视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他们根据年龄特点，初等教材都浅显易懂，形象具体，活泼生动，切合实际。又大量选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作为教学内容。这种编辑主旨很容易引起学习情趣，在欢乐气氛中学习知识，培养道德，效果肯定是巨大的。

传统的蒙学教材，各代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那些在教育实践中效果良好的内容都能尽量保持稳定。同时又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因时而变，进行适当的修订，才可以保持优秀蒙学教材的稳定地位。

三

蒙学文化是传统文化滋生的新根，传统文化抚育了蒙学文化的成长，蒙学文化不但反过来营养了传统文化，并使其更加枝繁叶茂，殖育新生。

它们共同植根于中华民族这一块土地上，因此古代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太多的共同特质。

中国古代先哲在典籍中说：对于宇宙万物来说，人在自然、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备无可比拟的功用。六书中的“大”字，就是人体正面的象形，其上面加一横，才是“天”字。所表现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人为最大。历代典籍即使论述政治变化、战争胜负，甚至自然灾异，天相违和，无论任何事情，都是在谈论人应以天入合一的宏观意识，启迪学子去认识天、地、人这一整体，使其知古今、明人伦、爱自然、讲道德，从而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

儒家学说认为天道即人道，知天更要知人，这种人本思想在蒙学中都有广泛体现。例如《三字经》开首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有《名贤集》、《千字文》，更不要说《颜氏家训》一类历代家训著作了，人本思想如一条红线贯穿全书。

古代的人本思想与当代“以人为本”的观念，原本是一种继承关系。如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肯从传统文化及蒙学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进取力量，就不可能缔造出完美的未来。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古代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勤奋、拼搏、自强不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中华民族历尽沧桑及劫难，然而民族没有被消亡，历史没有被截断，子孙绵延不绝，生生不患。其原因除了我们具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底蕴之外，与这种勤奋、拼搏、自强不息的民族思想所产生的凝聚力量，经由历代蒙学殷殷不断的播散，是有直接关系的，可以说，蒙学教育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同心作用。

中华民族崇尚道德，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就在《论语》中提出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孟子继其后，历代儒者都提出了道德对家庭、社会、人生的重要作用。蒙学教材更突出了儒家学说中的道德意识和伦理标准。到宋代程朱理学产生后，蒙学教材中的道德观念尤为明显。

蒙学首要讲究修身养性，认为人才发展、家业成败、社会善恶、国家兴亡，都与个体修养有直接关系，这种思想在历代蒙学教材中随处可见。

劝学励志在蒙学中也占有很大分量，《荀子》等古代典籍中都有一些专题论述，蔡邕还为蒙学专写《劝学》一卷，《幼学琼林》、《颜氏家训》也都设有劝学章节。劝学励志不但是少年儿童读书学习的内容，同时也间接告诫天下人要重视劝学励志教育。

儒家思想认为忠孝是大德，是立家立国的根本，是人类道德的核心，其他各种道德观念，例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是围绕忠孝这一核心提出来的。“为臣者忠，为子者孝”的思想在蒙学教材中占有重要地位。“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又说：“父子恩，夫妇从。兄纲友，弟纲恭。长幼序，友与朋”。再者，《孝经》专谈孝道，古人认为忠孝二者，以孝为先。历代帝王多以孝心自诩，以孝字自号，以孝道教化执政。

主张宽厚恕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之一。孔子在《论语》中就反复强调恕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强调宽厚是人道的重要内容，主张“泛爱众”。《论语·子张》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又讲“报怨以德”。这种宽厚恕道的思想更是广泛存在蒙学教材之中，如：《弟子规》中，从“己有能，勿自私”开始，直至“报怨短，报恩长”一段，都是讲如何宽以待人。再者，《朱子家训》、《忍经》等等蒙学著作都有这方面记述。

当今，如何引导学生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迎接未来的挑战，甚而在世界颓废情绪中，我们应立身于何处？以及世界文化思想走向如何？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时代课题。我们认为传统蒙学图书如同天然的母乳，有着不可替代的哺养价值，无异是社会不断前进必须汲取营养的源泉之一。

蒙学图书中固然有一些消极、没落的思想内容，对于这些记述，首先要有历史眼光，既要做纵向的批评，又要做横向的剖析，万不可当头闷棍，要记取逝年的沉痛教训。例如忠君思想、中庸之道、富贵观念，如今看来某些方面是可批可驳可笑的，然而在当时确是合理的存在，有些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激发生存能力，凝聚各方力量，都曾有过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随着时代的前进，其中有一些思想不但失去原来的正面意义，甚至成为今天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如宿命思想、烈妇观念、轻民意识、狭隘的民族心理，这些并不难看出来，也是必须严肃批判的。

近年来，我们邀集各高校有关教授学者，组成《中华传统启蒙宝库》的写作班子，全书集二十余部蒙学典籍，分十书出版。因人力时间所限，其中脱误之处肯定不少，恭请大家指正。

2007年11月25日孟庆祥记于一粟书屋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既是古代蒙学的必修课程，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本次整理，以朱熹集注本为蓝本，配以译文，这样既可保存朱熹章句的全貌，便于儒学研究者的研究，又可达到将四书普及的目的。

原文部分因已章次分明，故引号省略不用，如“子日”、“仲尼日”、“对日”《诗》云等等，加冒号后径出正文；朱注以小字号别之；注间层次以“○”符别之，以便阅读。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又尽量通俗易懂。译文撰写参考了各家成果，参以己见，谨致谢意，恕不一一。朱注标音，一仍旧贯，以存原貌。

因时间仓促，学力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张玉春、马丽娟两位统稿，马丽娟撰写文字十二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