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道德基点，无情地撕开了众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大家们的荣誉面纱，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那些试图解构科学偏又对科学不求甚解的文学教授和文化批评家们。

本书思想严肃而不刻板，立论严谨而不中庸，文风锐盛而不凌人，是首次将各种“科学批评”的视角与观点集结在一起“示众”的宣传画廊。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1994年初版以来，《高级迷信》一书一直是舆论界经久不衰且爱恨纠缠的焦点，引发了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们广泛参与的“科学大战”。

本书是首次将各种“科学批评”的视角与观点集结在一起“示众”的宣传画廊。其中涉及许多严肃而又深刻的学术问题：如何看待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功能？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精髓是什么？科学权威的来源与合理性何在？……

第一章 学术左派与科学

  学术左派

  愤慨何由而来

  褊狭性

  必要的辨析

  答辩状的设计

第二章 历史与政治因素考辨——自然科学及其天敌

  破迷与执迷

  对美国左派历史的简要回顾

  敌人的面目

第三章 文化建构论的文化建构

  弱形式的文化建构论

  强形式的文化建构论——作为约定的科学

  作为权力的科学

  解释

  作为权力斗争的科学

  富豪统治者们

  作为政治编码的文化建构论

第四章 瞎话王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硬把科学当做隐喻

  “理论”在政治上的诱惑性

  哲学的复仇

  文化研究对理性的逃避

  混沌理论简介

  关于混沌的谬论1史蒂文贝斯特

  关于混沌的谬论2凯瑟琳黑黎斯

第五章 应运而生的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的胜利

  当今的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代数学

  单倍体的解释学

  珍视卵细胞

  关于性特征的舆论导向

  整治物理学

  科学与“科学研究”

  “辩护”策略

  论自然

  无法逃避的语境

第六章 伊甸园之门

  环境保护的现实方面

  三种态度

  理性的禁忌

  “狼来了！”

  公认的观点

  瑞弗金的信条

  一场未决胜负的战斗

第七章 控诉声何由而来

  艾滋病

  散布恐慌

  杜斯堡事件

  艾滋病与学术左派

  动物权利杜立特医生与福柯教授的遭遇战

  科学与非洲中心主义

  学术左派与非洲中心论

第八章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之事？

第九章 其干系何在？

  七折八扣说批评

  学界认可与公正

  学术界在分裂？

  贬值了的科学教育

  言之无物的大众话语

  科学家的角色

第二版补充注释（一）

第二版补充注释（二）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愚昧一直是人类事务中的主宰力量，其潜力远远大于邪恶或高尚。它对我们内心的破坏性冲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给那些最为善良的动机套上了重重枷锁；它磨钝着我们的智慧，误导着我们的同情，遮蔽着我们力求透视人类自身境况的任何洞见；它是人类历史上诸多非预谋性恶果的罪魁祸首。因此，肃清愚昧也许是人类所有追求中最为徒劳因而也是最为愚蠢的企图。鉴于本书的目的正在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很有可能已误入歧途，一如本书所批判的那些对象一样。然而，从最终结果来说，不抵抗无疑应该比唐吉诃德式的抵抗承受更多的谴责。

从本质上讲，对源自不同社会、历史环境的愚昧行为进行分类是徒劳的。任何尝试性的分类，对那些已经以各种有力的方式证明了愚昧之不可避免的哲学家和诗人来说，都意味着背叛。人之所以会对某些事物昧于了解，也许正是他所处身其中的特定社会、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愚昧才会永存。但永存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此永远忍受下去，本书作者就从未这样做过，而且永远也不会这样做。这一次，我们试图区分出一类被我们作为普遍错觉而加以抵制的愚昧见解。本书试图挑战一种目前广泛存在于某一特殊共同体——更严格地说，是若干共同体连成的一张网——内的糊涂认识，这种糊涂认识自它诞生之日算起，已经兴盛了一二十年，也许在下一个十年里才会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我们对此深表怀疑。

虽然在与人为善方面很难做得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推许的那样，但我们却希望自己的思维能如他所推许般的清晰。由于本书的大部分文字看上去像是、而且某些部分也的确是在论战，所以，有些结论中可能会内涵着某种意气用事的成分。辩白自己的无辜或预先祈求谅解都是虚伪的，但有必要指出，这类也许是我们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意气之争并非那么惹眼：归根到底，我们论战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朋友。这样说的确有点讽刺意味，但我们相信其中绝无伪善成分。我们之所以撰写此书，主要是希望能使朋友们（他们的论点正是本书所批判的靶子）转变立场，或至少说服他们做出反思。如果本书仅能博得其夙敌们的喝彩，仅仅是为他们嘲笑这些朋友提供了新的幸灾乐祸的口实，那我们就彻底失败了。

学术左派

本书所讨论的，是美国学术界一个庞大且极有影响的部分同自然科学之间那种令人异常困惑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这部分学界同仁在本书中被统称为“学术左派”（the academic left）。但这一称呼能否带来方便之利却颇值得怀疑。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学术左派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立场——这一“派”的分子毕竟是过于庞杂了，且内部纷争不断，因而很难达成统一的立场——但却有着明显一致的论调，这就是对科学毫不含糊的敌意。说得更坦率些，学术左派厌憎科学。自然，它不喜欢控制着我们社会的那些政治、经济势力强加给科学的某些功用，特别是在如下一些领域，如：军备，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监视，有害且导致环境恶化的工业加工，借助通俗文化技术对大众良知的操纵，等等。

这种对科学的厌憎情绪已广泛散布开来，就连科学家们自身的表现也和其他人一样，这样说估计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然而，在学术左派内部，对科学的敌意却无限扩展开来，矛头直接指向科学建制化得以维系的社会结构，指向职业科学家所赖以产生的教育系统，并且真真假假地指向科学家们之所以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心理特征。最令人惊讶的是，竞有人公然反对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反对那种被公认为所有受教育人士都会接受的普遍假设，即科学知识在理性上是可靠的，是建立在完善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

正是这最后一种敌意，让意识到它的科学家们感到极为费解。因为这类论调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而目前包裹它的却是超现代语言（hypelmodern language）。它似乎代表着一种对启蒙时代以来最强大的遗产的否定，似乎在嘲弄那种认为文明——就总体而言——能够从愚昧无知发展到富有洞见的进步观念，尽管学术左派的某些成员对科学的无知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每一次看到类似的观点，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非理性正在理直气壮地受到谄媚和宣扬。然而更让我们震惊的事实却是，这类挑衅竞来自于那些一向自命无惧无畏的进步论者们——自命代表着文化发展之未来的真正先锋们——所属的圈子。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并非怀旧的表现，因为这些科学的批评者们对传统习俗并无向往之情，对前科学时代也缺乏皈依之心。他们指责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倒退的蒙昧主义，痛斥科学为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支柱，而现有秩序正是许多左派分子所极端蔑视并希望废除之而后快的。

我们尽力尝试着能准确合理地使用“学术左派”这一容易招惹争议的术语。大致说来，这一派别主要由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组成，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自然科学家则罕有列身其中的荣幸（虽然他们与自由化思想或极左观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对“学术左派”的界定，不能完全比照美国和世界政治事务中区分左派与右派的那套标准，如在种族、女权、卫生保健、裁军以及对外政策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虽然比照这套标准遴选出来的无疑属于左派。从根本上说，这一亚文化圈子的标志是一套不同的信念——也许称之为“态度”会更准确些，其定义标准，首先是对文化问题的热切关注，尤其是强调根本的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并认为实现这种变革的革命过程只能植根于文化领域的全面革新。P2-4

《高级迷信》一书中译本要和读者见面了。作为译者，有三句关于本书的话要向其读者申明——

首先，这是科学家阵营奋起对各种“科学批评”展开反批评的开山之作。

自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兴起后，尤其是随着国内学界所谓“广义STS研究”的发展及影响的深入，围绕科学事业而展开的各种研究进路逐渐向世人呈现出某种整体风貌，并汇聚成被国外学者称做“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统一战线”；其所给出的各色研究结论，在科学家看来，都属于“科学批评”（science-critique）之列。公允言之，科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呼应的正是人类欲全面理解科学事业的愿望与诉求：科学事业对人类发展及福祉的影响毕竟太重要了，只有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驾驭科学技术并使之为人类造福。所以，才会有众多学者挺身而出，从哲学角度解说科学何以可靠、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社会学角度解说科学事业应如何组织发展、如何评价激励，从心理学角度解说科学创新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从法学角度解说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应如何分配，从经济学角度解说应如何评价科技事业的投入与产出，从伦理学角度解说科技发展与价值观变迁间的关系，从文化角度解说两种文化之争、少数族群的权利、“科学霸权”的形成与影响……

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些“解说员”从身份上看大致都属于“非科学家”之列；即使偶有具备科学训练背景的学者，如卡尔纳普、库恩等，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主要是凭借其“科学批评”言论，而非通过其科学成就。这就带来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科学批评”家们作为“局外人”对科学事业的认识结论，能否代表作为“局内人”的科学家们的意见?换言之，众多“科学批评”言论是否具备合理性?“外行人”对科学事业的指手画脚究竟是切中了时弊，还是哗众取宠隔靴搔痒?要想给出这类问题的答案，不能单凭“科学批评”家们一家之言，至少也要听听科学界的意见。可惜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来自科学界的反批评声音。而这本由美国生化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共同撰写的著作，正是科学界对各种“科学批评”展开反批评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由这两位作者的这一部著作首先“揭竿而起”，其中也许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但观诸上世纪末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中的代表人物及论战文字，不论出自科学家阵营还是非科学家阵营，都要提到本书及其两位作者的观点，就可看出本书所给出的反批评意见的深刻，以及影响之深远。就以已时过境迁的“科学大战”而言，今天的人们若想反思这场论战何以发生何以不可避免，后世的人们若想评价这一切，都绕不开《高级迷信》一书。

本书也是首次将各种“科学批评”的视角与观点集结在一起“示众”的宣传画廊。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深层生态主义、文化批评等思潮，近年来都有较丰富的“科学批评”成果问世，其社会影响亦颇有蒸蒸日上之势。但按照贯穿其间的某种思想脉络将这一切串起来的尝试，以笔者视域而言，本书尚属首次。

其次，这是一本将深刻性与可读性较完美统一起来的著作。概言之，有三个特点：

思想严肃而不刻板。科学家与本书所谓“学术左派”之争，其实质是否真如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两种文化”之争的最新翻版，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阵营争夺有限学术资源和话语主导权的表现，且搁置勿论；但其中的确涉及许多严肃而又深刻的学术问题：如何看待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功能?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精髓是什么?科学权威的来源与合理性何在?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是严肃而又深刻的，其忧患意识与悲天悯人的情怀随处可掬，但又不让人有丝毫呆板说教面目可憎之感，令读者能时时体验到如高手过招般的从容和理智愉悦。

立论严谨而不中庸。本书两位作者用自然科学训练所培养出的严谨思路来处理他们所欲讨论的问题，从提出问题到立论解答，皆有坚实的事实作基础；同时立论决不恪守中庸之道，反而畅快淋漓直抒胸臆，招招见血。这种锋芒，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不痛不痒以至于不知所云的“批评”风格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会有种格外的痛快与亲切感。本书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国内学术争鸣方法的新范本。

文风锐盛而不凌人。本书在风格上属于论战文字，有咄咄逼人的气息自在情理之中，但作者在处理“对事”与“对人”的关系上，却表现得相当高妙：对事则铁面无情，对人却处处留有余地。学术的繁荣离不开争鸣，但观诸国内近年来的学界，争鸣不是没有，但要么不温不火不知所云，要么盛气凌人乃至“凌身”，总之是分不开“事”与“人”的关系。本书的引入，在如何进行学术争鸣方面可为国内同行树立某种新的典范，因为诚如作者所云，“我们论战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朋友。”

最后，这是一本稍嫌“过时”但绝未“过气”的著作。

说它稍嫌“过时”，是因为该书在美国最初出版于1994年，至今已逾14年。在善于跟风、赶时髦者的眼里，这本书无疑早已“过时”。但国内学界最令人惋惜、痛心处，恰恰是这种跟风、赶时髦现象。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要在“废墟”上崛起，首先面对的是与“五四”前辈们相同的问题，即如何“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迎头赶上，当时的学界前辈必须首先了解国外同行都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了何种程度，由此确立了跟风、赶时髦的合理性。在出版界，也就有了“三个面向丛书”问世并取得广泛社会反响的理由。经十年之功，这步任务已基本完成。换言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学界就应转向“自主创新”阶段。但历史的惯性，再加上经济改革思路对学界的影响，使这种跟风式“范式”并未在其理应终结的时候顺利更新；直至上世纪末，来自政治家的“创新”号召才使学界普遍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如何创新?很难说清，但赶时髦的风气、“短平快”的科研管理模式、急功近利的学术心态，无疑是创新的大忌。创新，最起码需要点“十年磨一剑”的平和与从容。本书从1998年开始动手翻译，至今年得以面世，整整十年。陈述这一事实，并非要凸现译者治学的从容心态（敏锐的读者当不难从中窥见其疏懒之性），而是想表明：作为代表中国出版界较高水平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能不以时髦为尚，把这样一本已略嫌“过时”的著作推出，正体现出其对目前中国学界思想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

在举国上下竞相谈论“科技创新”如何重要的形势下，更应在理性上对科学事业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相对这一任务目标而言，代表科学家阵营声音的《高级迷信》一书远未“过气”，相反倒正是助产中国学界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深邃洞见的“它山之石”。

孙雍君

2008年5月12日于泽丰苑

本书曾于1998年由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的樊春良先生组织过最初的中文译本。樊春良（第二章、第三章），龚旭（第一章、第五章和第九章），季斌（第四章、第八章），王文豹、李茂（第六章），熊选琴（第七章），以及程小宁、熊云峰等同志，都曾为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做过最初的贡献。后因种种原因，稿件转由孙雍君、张锦志重新着手翻译。现在这一译本的出版，虽然已与最初的译稿基本没多大关系，但他们为本书中译本所付出的心血，却不应抹杀。在此，向以上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须提及的是，在本书中文简体版问世前，台湾已有中文繁体译本问世，由陈瑞麟、薛清江译，台北新闻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惜该译本在大陆很难见到，且文风、术语表达等方面与大陆学界习惯颇多出入。本书译者在译稿完成后方得知这一消息，本着力求严谨的态度，曾对比过繁体版内容，并在个别术语的译法上有所借鉴修正，在此一并向两位台湾同行致谢。

本书出版过程中，还曾得到过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任定成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先生诸多指点与帮助。可以说，没有以上两位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就不会有本书最终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最后，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韩文君博士，她对本书的付出，已超出一般责任编辑的正常水准，体现出国内高水平大学出版社的严谨作风。

当然，本书的失误与疏漏处（这当然在所难免），概由署名译者承担，并恳请读者指正。大致分工如下：孙雍君译第一、二、七、八、九章，以及第二版前言、致谢等部分内容；张锦志译第三、四、五、六章，并对目录、参考文献等做了统一处理。全书由孙雍君进行最后的统稿与校对。

我们应对格罗斯与莱维特能给出这样的警世之言深表感激。他们为那些在律师、记者和教师们耳边终日聒噪不休的思想家们所画的肖像，的确值得所有为科学之不景气现状而忧心忡忡的人们一阅。

——《今日物理》

时至今日，终于有人挺身而出，把那些认为本世纪的每一重大科学进展都在腐蚀着西方思想传统根基的人们的用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真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绩。

——《新政治家》

两位作者无情地撕开了众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大家们的荣誉面纱，这虽稍嫌有违与人为善之道，但其立论雄辩，时有振聋发聩之见。

——《华盛顿时报》

本书作者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道德基点，可以淋漓尽致地批判那些试图解构科学偏又对科学不求甚解的文学教授和文化批评家们。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