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经历
198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他在书中坦诚：“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根据对80年代中期前社会中形成的局势广泛而坦率的分析，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戈氏对当时苏联国内局势严重性的估计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他为克服这些潜在危机开出的“改革”药方是错误的。正在外交学院读博士的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有一种感受，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书是苏联的不祥之兆。”
事后看，戈尔巴乔夫为病入膏肓的苏联开的药方非但没能帮助苏联克服国内危机，反而加速了它的寿终正寝。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65页、第15页)
我从1988年8月进入外交部工作之日起，就参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有关工作，其中包括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历史性高级会晤。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出现严重曲折，长时间处于不正常状态，两国之间形成的政治上对抗、军事上对峙、心理上对立的局面持续了20多年，其间也发生过流血冲突。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开始举行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副外长级磋商。这一磋商持续了6年，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做了许多工作。1982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具体领域的联系和交往明显增加。例如，1981年两国贸易协议额只有4．1亿瑞士法郎，到1988年已经达到48．3亿瑞士法郎。又如，1983年双方恢复互换留学生时，仅仅交换了10名留学生，到1988年，中方派出的留学生已经增加到450名。1988年，中苏之间各类互访团组有460批之多，这样大的规模在1982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1988年以前，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进入1988年，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才逐步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
随着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取得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转机，其标志是钱其琛外长1988年12月对苏联的访问。这是自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双方对在1989年上半年举行中苏高级会晤的可能性表示乐观。
如果说，长达6年的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记载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目标的不平坦路程，那么，钱外长的莫斯科之行则意味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89年2月，两国外长在北京再次会面，继续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并着手为高级会晤作准备。经过两国外长互访为高级会晤所作的具体准备，双方决定于1989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这次高级会晤实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目标，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新时期的大门，为两国建立一种健康成熟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基础对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1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磋商时，苏方代表罗高寿请钱其琛外长为苏联著名的《国际生活》杂志撰文，钱外长同意了这一请求。我有幸参与了此文的准备工作。此文发表在当年7月号的《国际生活》上，题为“中国与世界”。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在国外公开发表署名文章。
关于世界形势，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平的主流不可阻挡，军备竞赛的势头受到遏制，军事对抗减弱，政治解决地区冲突的势头增强，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但是，世界上一些固有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战争因素并未消除，地区冲突仍在继续。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局势剧烈动荡，在国际关系中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企图和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使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东欧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如何处理终究是它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一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我们衷心希望东欧各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发展同东欧各国的正常关系。
P3-5
当我写完这些驻外工作生活札记之后，觉得还有些不属于札记范围但又与札记有关的话想说，于是就有了这个结语。
多年以来，我一直很欣赏美国的一句格言：“逆境打垮弱者，造就强者。”一个人的一生，一帆风顺的时候是不多的，伴随人们更多的是困难和挫折。只要能够不断克服困难，战胜挫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强者。钢铁其实就是这样炼成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当年在广阔天地所经受的磨练，生成了一种不为任何困难所屈服的知青精神，成为贡献给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从一名知青成长为共和国大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这种精神。人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是外交工作令人羡慕的一面，而对它的另一面了解得不多。外交是一种需要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的特殊职业。外交官要面临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和生活困难，经受各种常人难以遇到的心理考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这本《驻外札记》中对此略有涉及。从1998年开始，我一个人在外连续常驻工作9年多时间，一些外国友人很钦佩我的这种献身精神，同胞们则赞扬我是舍小家为国家，我常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回应：“中国外交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与自己的知青经历有关。我在使馆常对同志们说，对于插过队的人来说，现在的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
外交工作具有直接感知外部世界对自己国家看法变化的晴雨表功能。这些年来，我在国外切身感受到中国国际影响的明显增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记得当年在基辅工作时，一位乌克兰工程师邻居曾经对我说过：“中国现在比我们强，但是，亲爱的于，再过10年20年，还是我们强。”现在，听不到有人说这样的话了，外国人经常议论的话题是“中国经济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2l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他们形象地比喻说，将来伦敦交易所的外汇比价不再说一英镑相当于多少美元，而是说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外部世界对中国看法的这些变化根源于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国外，每当我听到那里的人们对中国的赞美和钦佩，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时就会觉得所有个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这也许就是外交的特殊魅力所在。
外交因在国际舞台上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曾经有国内大学生问我：“您认为作为一位大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回答说：“我个人认为，一个大使要履行好自己肩负的职责，有四个条件是必需的：一是对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绝对忠诚；二是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三是掌握外交工作所需要的基本专业知识；四是具备较高的个人修养。在同样执行国内指示的前提下，每个大使的工作质量实际上就取决于个人的素质，而这四个条件是决定大使个人素质的重要因素。”这个认识是我两任驻外大使实践的收获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大地震”对世界造成的强烈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把人类历史带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开启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重组的新进程。现在这个进程仍在继续。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自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来的近20年里，中国充分利用历史机遇，成功应对时代挑战，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40年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却是一代知青的主要人生。我们有幸参与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我更有幸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效力。在以往的外交岁月里，我始终为自己是一名知青外交官感到自豪。
生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是幸运的，能够为这一伟大复兴事业作出自己贡献的人是幸福的。这就是我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想向知青朋友们以及年轻一代说的心里话。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曾经支持过我、关心过我的同事和朋友。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关心，才使我能够得到这本《驻外札记》中讲述的那些工作上的成功和生活中的快乐。
伟大的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20世纪60年代，我就是在自己无法选定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6年5月，我在天津耀华中学(当时称16中学)结束了高三毕业考试，进入高考准备阶段。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工程，没想到一夜之间高考制度被废除，我的个人命运从此随着国家的命运走进动荡不定的年代。1968年7月，我加入天津首批志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行列，来到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苏独伦公社插队落户，成为一名“老三届”知青。20年之后，经过生活中无数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碰撞，我获得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成为国家恢复博士学位制度后的首批博士之一。随后进入外交部，就职于当时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以超过“不惑之年”的高龄和高学位的“双高”身份开始了外交生涯。自建国以来，外交部绝大多数外交官都是外语院校科班出身或在国外接受过专门外语培训，像我这样先学中文，后又学历史，唯独没专门学过外语的人在外交部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而作为首位具有博士学位的驻外大使，我更是开外交部历史之先河。由于命运之神的安排，我的外交生涯恰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这使我亲眼目睹了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幸运的。为了让大家与我分享这种人生的幸运，我愿意把这些年驻外工作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述出来。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其他事物都可以改变，只有历史是不可改变的。虽然由于人们自身对历史了解的程度不同，以及历史观的差异，会对同样的历史产生不同认识，作出不同解释，但这并不能影响历史事实本身作为客观存在所具有的唯一性。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所应该做的，就是如实地面对历史。尽管自己的经历会有各种局限，尽管当时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也许有失偏颇，然而，只有“唯实”的回忆，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只有借助许多“唯实”的回忆，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全貌，正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我真诚地希望，本书的这些“唯实”回忆能够为大家了解和认识这段震撼世界的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希望有助于大家走近“神秘的”外交。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当年，千百万与我一样的同龄人意气风发地走向广阔天地，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同时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印记。每个知青各有各的印记，这些印记影响着每个知青的一生，我也不例外。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插队生活留下的印记始终如影随行。正因为如此，我愿把这本《驻外札记》献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以此纪念那个曾经承载着我们理想和激情的岁月，表达自己对知青岁月难以割舍的情感。
纪念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希望一代知青的特殊人生经历能够为后来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我要对南开大学相关领导及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他们对我这位南开历史系校友的热情支持，使我的《驻外札记》得以在母校问世。
于振起
2008年7月于北京
《驻外札记——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段》一书讲述了于振起大使从一名知识青年成为共和国外交官的成长经历，记载了他在近20年驻外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这部著作真实反映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的增强。
这是一个知青在近20年驻外工作期间的生活片段。书中洋溢着知青一代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流溢出的作者对世界、对自然、对人、对文学艺术的浓浓爱意。《驻外札记》告诉人们，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每一代人的奉献都不是无价值的。
本书的这些“唯实”回忆能够为大家了解和认识这段震撼世界的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希望有助于大家走近“神秘的”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