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1916.5.5~2007.7.15),笔名文载道,浙江定海人。幼年就读于私塾。青年时代追求进步,曾主编有《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著作有《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等。建国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编审,著作有《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和《伸脚录》、《闭关录》等十余种文史随笔集。
本书从追思角度,记述了与金性尧先生有关的历史回忆,以及他在文史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更有价值的是,此书是国内第一本纪念金性尧先生的专题文集,内中不乏家人、友人、乡人的纪念文章以及与金老先生生前的来往信件、金老先生的年表等等,不少都是首次披露的珍贵史料。
本书书名用金性尧先生曾经的笔名化来,收入一批怀念回忆之什、评论、序跋、悼念诗词、挽联等,作者包括:白马、董瑞兴、王世和、何信峰、储慧、李仁娟、刘辉、王冰、方交良、鲲西、陈邦炎、李国章、赵昌平、李梦生、高客勤、沈鹏年、王运熙、姜德明、陈子善、杨明、司徒伟智、韦泱、任丽青、宋远、沈胜衣、安迪、范笑我、王震、袁关林、金文男、赵昌平、王水照、扬之水、傅月庵、汪贤度、李祚唐、丁如明、史良昭、聂世美、曹明纲等;插附大量金性尧的照片、书影、手迹。 这本天作之合的纪念集,与坊间其他名人的纪念集相比,有一重要特色,即颇有史料性研究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鹏年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所撰长文《文以载道 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先生》,首次公开了一批颇能说明历史真相的书信,使金先生在这段时期的历史沉冤得以澄清。沈先生并以亲历者的身份揭示了有关史实真相,其分析评述也堪称公允。此文当为研究撰写上海抗战时期“孤岛”文学信史所必读,更是正确评价金先生在“孤岛”时期文学上的作用和地位的重要史料。
金性尧故居
“金性尧故居”即舟山市市级文物保护点“金家住宅”,由舟山市文化局于2001年6月8日批准公布,老百姓称“金家大屋”。定海籍文史专家、学者金性尧曾在这座大屋里度过了少年期。
2007年7月15日,91岁的金性尧在上海逝世,《东方早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和各大网站相继刊发悼念文章。金性尧生前始终称自己是定海人,这无疑是定海这片土地的光荣与骄傲。定海的读书人崇拜金老,自发举行悼念活动,同时文物部门将金家大屋命名为“金性尧故居”,使富商大宅增加了文化底蕴,使定海继“三毛故居”之后又增加了一处文化名人景点。
20世纪初,金家人聚居于北大街桑园弄口一个称为“金家门”的院子里。那时金家门里的人还很穷。金性尧的太公穷且无子,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祥绶。祥绶长大后去上海打工,当跑街,推销颜料。当有了一定资金和经验后,与人拼开“公和来”化工颜料厂,同时销售德国进口颜料,营业部设在原延安路吉祥街德铭里。公和来大股东姓孙,金祥绶只有一股股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颜料断档,奇货可居,金祥绶发了大财,到家乡金家门旁造了一座走马楼,并购置了100多亩田地。
金家大屋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传统木结构,坐西朝东,三进三道,占地二三亩;面临北大街,背靠河,与乐葆庭大屋隔河相望。第一进屋,石库门走马楼,由五开间正楼、南北三厢楼和门楼组成,上下四周走廊皆朱漆卷棚廊子,画栋雕梁,镂花门窗,花轿般漂亮;第二进仍为卷棚廊子楼房,两进屋间的天井盖有玻璃天棚;第三进平房,材质与前屋相同,宅内三方石板道地严丝合缝,晴天不起尘,雨天不积水。后门外院子石板地,高高围墙下筑一溜用房、杂屋。金家大屋材质优良,建筑工艺精湛,房屋质量居北门大屋之首。大屋落成不久,金祥绶离开人间。
其子金炳生也是领子,小名阿狗,以“金阿狗”之名著称乡里。娶路对面名中医甘茂庭之女甘葆壬为妻。金炳生一生未从业,以坚守父亲产业为己任。他挑起了装潢、修缮的任务,在大屋里装上暖气设施和瓷浴缸,为防风雨侵蚀,将楼上朝西板壁全包上铁皮,并经常修缮,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大屋。1932年因时局动乱,盗匪四起,金炳生怕遭绑票,就率领全家迁居上海。夫妻俩省吃俭用,积攒起公和来红利,于1936年在上海北京西路建造了14幢楼房,命名“葆壬里”,除一幢白住外,其余全出租。金炳生逝于1958年,享年62岁。育有二子一女:子性尧、性舜(曾任中学生物教师,已故);女维新,20多岁时因恋爱而身亡。
金性尧小名大毛,七岁那年进邻近阮家私塾读书,拜阮洁生为师。阮家父子教书,父亲阮乃逊是晚清举人,治学较严,附近富家子弟多在他家就读。私塾教的是经史古文,学生若不用心听讲,先生要打手心、罚跪。金性尧自幼爱读书、藏书。除读古典经史外,还读武侠小说和新文学书。受新文化启迪,他非常痛恨封建传统教学方式,十二三岁转学王家祠堂私塾(现东门里招待所),读了二三年英语和数学,15岁走出北门头,去了上海。父亲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叫他到公和来学生意当接班人,但经多年私塾启蒙的金性尧,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对做生意赚大钱不感兴趣。人各有志,不可相强,金性尧后来又去忻江明先生(光绪三十三年进士)处学习圣贤经传,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人纷纷逃到乡下避难。一天,金性尧在外婆家遇到四舅妈武芸芝的妹妹武桂芳。武桂芳长他一岁,端庄秀丽,爱好文学,是从上海来乡下避难的,两人一见如故,品诗论文,从此谁也离不开谁。
武桂芳祖籍定海,相传武家在晚清时也是定海名门,在邑中置有很多房产,后来子孙富的迁居上海,穷的留在定海做手艺、打工。武桂芳父亲武樵青,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职员,有三子二女。桂芳是次女,还是个才女,在中学读书时,文章屡屡见诸报端,所写《怀远天的老人》一文,2004年被选为高教自考“中国现代文学”试题卷作文分析题范文,并著有《背上了十字架》一书。武桂芳年轻时熟识鲁迅夫人许广平,经常跟随许广平出入上海难民营、工厂采访报道。20岁与金性尧结为连理。他们双双出入书房、书店,过着“添香并立观书画,步月随影踏窗台”的甜蜜幸福生活。四年后,第一个孩子出世,桂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转型为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解放后在一家中学任语文教师。
上世纪30年代初,金性尧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向各家报刊投稿,而且结交阿英,唐瞍、巴人、孔另境、石灵、许广平、桑弧等文学名家,与他们一同编刊《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他与鲁迅通过信,与周作人交谊深厚。金性尧笔名文载道,早年写“鲁迅风”杂文,笔调辛辣,与王任叔、柯灵、唐瞍、周木斋、周黎庵一起出版杂文集《边鼓集》,又与孔另境、王任叔、柯灵、唐瞍、周木斋、周黎庵一起出版《横眉集》。家乡的《舟报》副刊也经常发表他的杂文,有点文化的“老定海”们至今还熟记着“文载道”之名。金性尧后转写风土散文、文史随笔,陆续出版《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等作品,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在写作上,他主张“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点缘,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酽然之味,而不流于空疏”。因此,他把历代史实典故融入文章,犹如陈酒佳酿,浓郁醇厚。他的《风土小记》曾得到周作人的赞赏。美国学者耿德华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中,专门有一节论述金性尧的散文创作,认为“他的散文牢固扎根于传统之中”。金性尧交游广阔,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名流陈望道、沈启无、纪果庵、徐一士、瞿兑之、谢刚主、谢兴尧、周越然、黄裳、张爱玲、苏青等均有往来。1953年进入上海春明出版社任编辑,后转入上海文化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编辑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臭老九”们都是革命对象。金性尧因早年给日伪杂志《古今》写过稿和闲谈过江青旧事,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四次抄家,收藏半生的古书、古画、古玩都被红卫兵抄去,全家扫地出门。金性尧被关过牛棚,喂过猪,子女受到牵连,已是大学外语教师并有身孕的大女儿横遭批判,因不堪侮辱,服毒自杀。十四五岁的文男、星男去江西插队,不能招工、上学。拨乱反正后,金性尧复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儿女们被安排了工作,生活渐趋安定。
1978年底,金性尧退休了。退休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是人生的第二次创业期。积累了几十年的学问在金性尧胸中涌动,文思喷发,每天从早到晚伏案疾书,80多岁了还基本每天坚持写2000字。他首先注释出版了《唐诗三百首新注》,受到广大读者好评。接着,又接连出版了《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炉边诗话》、《一盏录》、《伸脚录》、《土中录》、《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闭关录》等十几本著作。他很想再编《清诗三百首》和《民国诗三百首》,无奈因耳聋眼花、力不从心而搁笔。
故乡定海是金性尧割舍不断的根。他在《风土小记》中记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定海风土人情,在最后出版的《闭关录》封面上,金老神采奕奕地端坐在藤椅上,背景是正在拆毁的金家走马楼,由此表达了作者刻骨铭心的乡思、乡情。
P22-25
大凡出书照例要有一篇序,舟山市政协文史编辑部的同志要我为《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一书写序,这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也是责任所在、不容推辞的。接受任务后,对于如何落笔,却颇费踌躇。原因有二:
一是金性尧先生是名闻中外文坛的文史大家。家乡出了个重量级的文化名人,既是先生家人的荣耀,更是”阿拉”(舟山方言:意为“我们”)舟山人的骄傲!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著述宏富的老前辈,加上是为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史的首辑人物专辑写序,更感班门弄斧,诚惶诚恐。
二是金性尧先生是浙江省定海县(今为定海区)城关镇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远走他乡,闯荡于上海大世界,一生钻研学问,在文史界享有极高声誉。而我出生在普陀区边缘小岛的农户人家,21岁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后一直在政府有关单位和部门工作。我与金老年龄相距35年,加之阅历上的落差,更何况隔行如隔山,谈不上有什么忘年之交。因此要写好这篇序,对我这位门外汉来说,可谓是鸭子上架,勉为其难。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都是舟山群岛的子民。在这片生我养我的蓝土地上,我与先生共浴海洋风、共饮海岛水、同食海中鱼、同唱渔家曲。古人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登高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水。大海的温柔、大海的刚烈、大海的深广、大海的胸怀,都以不同的形式启迪着舟山人的思维,激发着舟山人的性情,哺育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脱颖而出。从这一点上来说,大家在工作上的一痕一迹,生活上的一鳞一爪,意识上的一思一感,情感上的一喜一怒,无不深深烙上海洋历史文化的印迹。于是,我感到和金老先生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与本书的作者们一起踏进金老先生生活的大干世界,去聆听先生的智慧之声,领略先生的人生哲理,感受先生的喜怒哀乐。
本书从追思角度,记述了与金性尧先生有关的历史回忆,以及他在文史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更有价值的是,此书是国内第一本纪念金性尧先生的专题文集,内中不乏家人、友人、乡人的纪念文章以及与金老先生生前的来往信件、金老先生的年表等等,不少都是首次披露的珍贵史料。如今,当我们用热情的目光和冷静的头脑去审视这位乡贤走过的人生旅途时,便会发现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深深的启迪和多多的教益。
舟山是个钟灵毓秀、人才辈出的海岛,尤其是在政界、商界、文学艺术界涌现出众多的名人。而名人所产生的效应、影响,对人们精神上潜移默化的熏陶,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将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舟山的人文资源,很好地挖掘和利用这笔难得的无形资产,并以此来鼓舞教育后人。这既是政协文史工作的重要任务,更是弘扬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相信《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一书的出版发行,无论对舟山海洋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还是对”存史、资政、团结、育人”,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历尽冬寒夏暑不移志,惟有春华秋实此慰怀。”综观金老先生一生,爱国爱乡、学行修明、勤于笔耕、著述宏富,此乃桑梓之光、乡贤之旌。是怀敬仰之心,欣然为序。
2008年5月5日
写于金性尧先生九十二周年诞生纪念日
我有幸作为《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一书的主编,参加了该书的策划和实施过程,现书稿即将付梓,可我还沉浸其中,满脑子装着一位慈祥、执著的老人和他家人一段跨世纪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是国内第一本纪念金性尧的集子。在我的眼中,金性尧并非一个强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谈不上保护好他的家人;对于文化圈里的是是非非,他采取了不理不辩回避的态度。我眼中的金性尧,又不是一个弱者,即使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或身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的政治迫害,他那瘦弱的躯体却能挺得住狂风暴雨的摧残。“文以载道,文可释人”。金性尧有他的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他我行我素的性格。性格造就了命运,成就了他在文史界的辉煌,也曾给他埋下不幸的种子。而他的魅力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事业的执著、对人类的亲和。正是这一魅力,感动了家人,感动了乡人,也感动了世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就有40人撰写了约26万字的回忆纪念文字。尤为珍贵的是,不少作者为此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以及200余幅照片。如82岁老人沈鹏年不顾年迈体弱,在极短的时间里,撰写了8万多字的文章,不少史料都是首次披露,尤其是那些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信件,为拨开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些迷雾,澄清金性尧一生中的一些谜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审阅作者的来稿中,我无时不感受到人们对金性尧的深切怀念,看到人们对金性尧的尊敬,对金性尧的认识。尽管这些史料还不能囊括金性尧一生的全貌,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金性尧生命的丰富多彩,从他的身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度和胸襟。这也正是本书书名《文以载道》的内涵所在。
本书从确定选题到正式出版,历时大约九个月时间。这是舟山市政协领导,尤其是刘爱世主席,分管文史和学习委的副主席夏黎明、张永奎等同志的高度重视、精心指导的结果。是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全体同仁及具体撰稿同志辛勤劳动、倾注心力的结果。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了这部书稿,是我和储慧副主编的莫大荣幸。因为一家在国内外有声誉的出版机构的认可,既是对作者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是对我这个主编及副主编编辑水平的肯定,更是对金性尧人品与业绩的肯定。在这里尤须提及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长王兴康、总编辑赵昌平、副社长副总编辑高克勤、总编顾问史良昭、编辑室主任曹明纲、美编严克勤等同志以及金性尧的家人,对本书的征编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令我非常感动。在此,谨向关心、支持、帮助本书征编出版的单位、个人致以衷心感谢!
金性尧生命的丰富多彩,在家乡舟山乃至全国的文史界中是少有的,我们的追寻难免疏漏,期待得到读者批评指正,尤其期待那些金性尧生前的朋友、同仁、家人、乡人能进一步多提供各种史料,以便今后再征编有关专辑,寄托我们对乡贤的深深怀念。
2008年5月于浙江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