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八八四年康国器在故乡去世的时候，左宗棠高度评价他：“综其平生，大小百战，克复坚城十余处。历任江、浙、闽、粤，廉正朴诚，无所缘附。”曾请求清廷破格“照军营积劳病故例议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二品封疆大吏，这是赫赫高官了。于是康氏家族遂成“旺族”。
这是族人中唯一的显荣者。康有为说“吾宗光大自公为之”。
一八六六年，也就是康有为九岁的时候，康国器新授福建按察使后，衣锦还乡。
康有为亲眼目睹了这一“繁华”。这位堂堂的叔祖拿出大量的银子修筑祠堂，建造园林，带回和新购了共约两万卷书，藏于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两楼相峙，亭台楼阁，碧水环绕。内有古桧七株，这里也叫“七松轩”。
康有为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美丽的园林庭院度过的，澹如楼也是他读书的地方。
“吾少读书于此十余年，七桧为数百年物矣。”康有为说。
很有意味的是，康氏家族这兄弟两位“武人”，都对族内后生的读书格外关心。他们是武人，但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知识对整个家族命运与繁衍的重要。“藏书万卷，为童冠涉猎，得博群集。”——也可以说，他们放下读书而去征战，就是为了家族后人“书香”的烟火不熄。
以上是祖辈。在父辈中，也有一些族人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出于义愤奔赴边疆沙场。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康有为的叔父康达行当时任福建候补知府，马上随沈葆桢去了台湾前线。一年后，左宗棠率三路清军进新疆平阿古柏叛乱，他又随左宗棠参加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当法国开始对越南侵略的时候，康达腾(康懿修之子)、康达迁(康赞修之子，康有为亲叔叔)领兵数千，勇敢跟随冯子材参加了抗法战争。
这些胆识过人、从武的前辈，自战争和沙场里滚了过来，对康有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想象，前辈们在战场自身亲历的故事，一定会流传在他们这些后代之中。而父辈在反抗日本、法国等侵略者时的爱国热情、救国决心，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会更为深远。
康有为的高祖康云衢这一支，以“文”显世，是教育世家。他讲学于乡里，被封资政大夫，官至福建按察使。四子中，康赞修是最小的儿子。康赞修为道光年间举人，为岭南醇儒和导师，做儒官四十年。康赞修的儿子，也就是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是岭南大儒朱次琦的门徒，博通古今，聪明好学，“多深思新意之论”，“考天下古今治乱义理之学”，自然成为康有为治学的楷模。只因身体多病，后在家乡教书。
所以，康有为，是注定一生要走“文”这条路的了。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在自传《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
这十三世都是读书的士人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已故华裔学者萧公权先生，在研究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交来的一批康家的资料后，不太同意康有为的这个说法了。他指出：自康文耀之后的七十个康家后裔中，仅有十一人为士人，占的是少数。康有为之所以这样说，是“对其家族做学者式之尊重，反映了他自身的志愿，以及自我激励”。
童年，一直到开蒙读书，康有为的生活是幸运、幸福和快乐的。随着康氏家族因康国熹、康国器等人带来的鼎盛，不能说钟鸣鼎食，也算过上了富足的日子。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族祖辈、父辈们都非常喜爱这个聪慧的孩子，自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后人不可限量的希望。在他降生后，大伯祖学修甚至不等赞修为孩子起名的信件到来，就决定叫他“有为”。六岁，堂伯父达棻竟然连夸他：“此子非池中物也！”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十一岁，突然之间，家道就开始中落了。数年后，穷得“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原因是父亲的病逝。
家变，由富裕变为贫寒与穷苦，对这个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生蹭蹬，起自始也？（P4-5）
补天救国思想的探索、万木草堂的讲学、“公车上书”的推动、戊戌变法的悲歌——作者以生动的笔触，记述了维新派巨子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产生、传播，变法的失败以及晚年政治倒退的悲剧，辨析了有关史实。而他于书画研究、创作的造诣，则展示了传主多彩人生的一面。
——文史专家 郑欣淼
本传以康有为的生平为纵线，一路叙来，条理十分清晰，既突出了康有为作为一个历史名人的重点，也不回避康有为的历史局限和人生败笔。作者文笔流畅，以富有故事性和可读性的叙述将读者带入到历史场景之中，凸显了康有为作为传统文人浓郁的政治情怀，这正是今天这个日趋平庸化和犬儒化的时代所欠缺的品质。
——文学专家 贺绍俊
关于康有为的错误史
“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这是意大利学者、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言。
再睿智的智者，也曾与错误相伴。
这些错误，是人类前行路途中的障碍；是扬帆远航中的暗礁。跨越它或者祛除、绕行，筚路蓝缕再闯出一条新路，才可以抵达充满希望的目标。
认清智者的错误，也非常重要。
即便是作为一部传记，慢慢我们才知道，记录一个人的言行，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记下传主壮举的同时，也应盯准他的错误。尽管，我们早已跨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时代，但传主所参与的事件往往极其复杂，复杂到你会绕进一个又一个迷宫。甚至，他的同一个行为，也常会引发观点绝然不同的争议。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帅，是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大幕的拓荒者之一；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极其难得的改革家、思想家、学者。但他的一生毁誉相伴，争议很大，甚至对他的诋毁和谩骂一直就未有停止过。梁启超曾经在写作《南海康先生传》时说：“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域绝，血溅市朝，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
梁启超用了“举国欲杀，千夫唾骂”，这时间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
距梁启超写下这段话长达百年之后，随着一些相关的新史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被不断发现，对康有为的质疑甚至诋毁再次鹊起。直到如今，你来到网上，就会看到骂贴遍布，铺天盖地。不少史学研究者的质疑还算有分寸，而大量史学爱好者则无遮无拦：“欺世骗子”“名利之徒”“假传圣意”“抄袭越货”“招摇撞骗”……
梳理了一下，对他最重要的质疑和争议的焦点，大约如下：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不是抄袭寥平的成果？
究竟有没有“公车上书”？
康有为是百日维新的领袖吗？
戊戌政变真实的起因是否是“围园弑后”？
既然《戊戌奏稿》被康篡改，《康南海自编年谱》还可信吗？
保皇会是爱国组织吗？
康有为为何深深隐藏了刺杀孙中山的秘密？
……
失去真相的历史，是欺世自欺的伪史。就戊戌变法事件来说，客观地分析，舆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在于对戊戌变法的表述上。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者、亲历者，所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有为的《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被称为“戊戌变法最重要的三大史料”。一直以来，现有的主流看法和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三种史料上得出来的。而这样一场震惊中外、对中国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变法，由于当时特殊的混乱背景，除清廷的政治高层外，几乎没有人真正清楚全部过程与原因。于是，这三大史料自然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康、梁的话语权，而来自清政府方面的解释又几乎一直没有。当事者的一面之词，很难作为最准确的信史，也是必然。所以，当康、梁当年被隐瞒的事实一经发现和披露后，很多人自然会有一种“上当”之嫌的不满，甚至愤怒。
一个是与康有为自身的性格有关。他的狂妄、自负、唯我独尊、虚骄甚至不尊重事实，最为人们诟病。他的自负、武断、教条的倾向，使他从不愿去考虑不同见解，也使他成为一个从来不懂自省和具有反思意识的人。同时，自负武断的他又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如“伪诏事件”“改篡《戊戌奏稿》”等等，最能体现他的这些错误。
但是，当我们将康有为的所有“错误”挖掘出来，真实的（哪怕疑似的）也好，曾引发激烈争议尚未有结论的也罢，我们会突然惊奇地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康有为渐渐成为了一个“相对真实透明”的人了。可以说，近代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个两面都真实而丰满的形象。
曾经被遮蔽的历史，清晰起来了，已经回归其本来的面目。
康有为敢冒杀头之险所推动的变法维新运动，是历史的本来面貌。他急切地要“补天”，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现状。对于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他的心是热的，并有敢于担当的强烈责任感。他对人类命运、中国命运的思考和求索，即便是戊戌变法之后对辛亥革命的反对和批评，也是有其真知灼见的。
这场震惊中国的变法，付出的代价惊人。假设康有为当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场变法会如何？会成功吗？难说。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但他的错误，与变法失败又确实是深有干系的。这场变法以及后来的保救光绪，仅就牺牲者来说，除了血染北京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外，还有唐才常等人以及自立军的近千名冤魂！那是一曲无比壮烈的悲歌。如今，当我们祭奠这些为了变法和进步献出生命的前行者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反思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者自身的种种局限与错误？因为同样，这也是负面的复调悲歌——目的，是总结，是警示后来者。这个意义同样格外重大。
康有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一个走在众人前面的领路者，其自身的错误与局限，将会给事业带来多大的危害？还有，对于犯过错误和过失的领导者，后人该如何总结与评价？
而作家出版社来组织、出版这本（套）传记，对文学性的要求应当更高。 但历史与文学，在最高意义上，是同一的。一位前辈学者说过：“诗具史笔，史具诗心。”写传自然离不开写史，只是应当通过人物命运与历史间的必然联系，揭示出一种深广的精神内涵，一种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在忠实于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不回避他的局限、缺陷、缺点和错误，让“这一个”地位重大的近代思想家向我们走来。
知道很难很难。
2015年2月13日初稿
10月二稿修改于北京旧宫秀水花园
12月3日，修改定第三稿
张健著的《戊戌悲歌(康有为传)(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以时间为线索，以变法的过程为脉络，讲述了一代改革家、政治家康有为的一生。作者充分掌握了当前有关康有为的著作资料，同时也关注海内外康有为研究的动态与成果.书稿中记述的康有为的一生，史料运用都有依据，特别是对一些在记载上有争议的事件，能列出不同观点，引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也突出了康有为作为一个历史名人的重点，即他的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
张健著的《戊戌悲歌(康有为传)(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以康有为的生平为纵线，一路叙来，条理十分清晰，既突出了康有为作为一个历史名人的重点，也不回避康有为的历史局限和人生败笔。作者文笔流畅，以富有故事性和可读性的叙述将读者带入到历史场景之中，凸显了康有为作为传统文人浓郁的政治情怀，这正是今天这个日趋平庸化和犬儒化的时代所欠缺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