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顾蒋介石和张学良时，很容易发现两个人的历史是深刻地交织着的。

北伐战争、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他们是那个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无疑，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无论是蒋介石统一中国，还是推卸对日“不抵抗责任”，直到他成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无论张学良是帮他，怨他，还是扣押他，他们共同制造了那个大历史。

同样也可以讲，是蒋介石成就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最重要的价值和成就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蒋介石这个中介体现出来。

他们的种种演绎成一场有关恩怨情仇的大戏，一场关于小我与大我的大戏，大戏里一个中国跟着起伏变幻。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由聂茂，厉雷所著。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由聂茂，厉雷所著。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讲述了：

没有张学良，蒋介石将会成为什么？

没有蒋介石，张学良又会成为什么？

没有彼此的存在，他们会活得干脆，活得轻松，却也空洞、寂寞。

正因为有了彼此，历史才如此浓墨重彩；也正因为有了彼此，历史才多了分偶然与必然的交汇。

张学良说，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张作霖，一个是委员长。父亲有雄才无大略，委员长有大略无雄才。

无数的人物、事件与整个历史将在这两个人身上浮现。

两个不同凡响的人，在那样漫长的岁月，把偌大的中国给扯痛了。

序

第一章 出世

 1.“第一号”出生

 2.与历史第一次亲密接触

 3.匪徒的儿子

 4.替代陈其美

 5.东北“皇太子”

第二章 崛起

 1.蒋介石的崛起之路

 2.东北“少帅”

 3.大时代

 4.军阀混战

第三章 统一

 1.民国美男子

 2.上海之“恋”

 3.婚姻与权力

 4.东北易帜

第四章 角力

 1.风雨“中东路”

 2.军阀法则

 3.东北复兴

 4.战争戏

第五章 替罪

 1.两巨头

 2.历史的变奏

 3.张学良与日本

 4.一米铁轨的重量

 5.替罪

第六章 浮沉

 1.“末代皇帝”的喧哗

 2.一个人的“三角”

 3.消失的张学良

 4.归去来

第七章 转折

 1.一个问题

 2.问题的继续

 3.一个裁定

 4.一种信仰

 5.阴错阳差的会谈

第八章 兵变

 1.“劝谏”

 2.兵谏

 3.冷战

 4.释谏

第九章 放逐

 1.高渐离之筑

 2.一个人的“审判”

 3.放逐

 4.在历史的暗处行走

第十章 囚岛

 1.两种“囚禁”

 2.蒋介石之死

第十一章 尾声

 1.特殊的拍卖会

 2.张学良的“历史后事”

 3.张学良的红色印象

 4.回不去的故园

 5.再见，少帅

参考文献

后记

如果历史可以比作一个女人，那么按照蒋周泰原来的轨迹他似乎可以很快感受到她的气息，甚至触摸到她的衣袖。

可惜，历史悄悄地转弯了。

蒋周泰认识和遇见历史的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一段时间。

蒋肇聪死后，蒋周泰的学业并没有终止。最初他掌握了四书，随后的几年他又掌握了五经、儒家经典、科举文化等。于是“秀才——进士”这条中国文人所走的传统路线成了他将来的道路。而在真正参加考试之前，一件事情几乎改变了他一生。

1901年，14岁的蒋周泰结婚了！

也许是因为弟弟的夭折，也许是因为照顾这个没有男人的大家庭太累，王采玉想找个女人来替她分担家庭的重量，照顾儿子，也尽快给蒋家添后，她决定给蒋周泰娶一个“童养媳”。

那天，整个溪口小镇都热闹起来。大红的花轿，喜庆的声乐班，喧闹的人群，轰鸣的鞭炮，还有浓浓的火药味。王采玉满面红光地接受着来自乡邻亲友的祝贺，蒋周泰却在院子里与孩子们四处追逐，仿佛这场婚礼与他无关。

花轿落地，新娘披着红盖头走出，人们四处寻找蒋周泰，最后找到他时，他的崭新的绸缎马褂已经被划破。王采玉训斥他一顿，帮他整理好衣服，把他拉到新娘面前。蒋周泰胆怯地拉着那个女人的手，当着满堂的宾客，拜天、拜地、拜高堂、拜祖宗、夫妻对拜。王采玉坐在堂上，欣慰地看着儿子，满意地接过媳妇的敬酒。

随后，蒋周泰拉着新娘走向后堂。

王采玉开始忙着招呼客人，半天过去，她才得以清闲。走到后堂，看见媳妇披着盖头，独坐空床，蒋周泰早已经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玩耍去了。王采玉走到媳妇身前，怜爱地帮她掀起盖头。盖头下的姑娘虽然不算漂亮，但显得端庄贤淑，看见婆婆到来，她有些慌张和害羞。

姑娘叫毛福梅，奉化岩头村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年方十九。

王采玉看着媳妇，欣慰地笑了。

其实，让这个媳妇进门就代表她已经为蒋周泰盘算好了未来之路：或者让儿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或者让儿子继承父业，做个商人，守着老婆，传宗接代。出于这个原因，她自然希望媳妇可以是个贤良淑德的女人，好好照料儿子，像她一样做个好妻子。

毛福梅达到了王采玉的期望，在后来的确成为了一个好妻子、好女人。但是，蒋周泰却背弃了母亲的遗愿，成为了蒋介石。当他革大清王朝的命时，也注定他会革这场婚姻的命。他与毛福梅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个照顾他的女人，仅此而已。

尽管如此，毛福梅始终都履行着妻子的职业，照料蒋母，照料家业，毫无怨言。即便后来蒋介石在日本、在上海寻花问柳，续弦纳妾，甚至和宋美龄成就“天作之合”，无法更改的是，她是蒋周泰的妻子！

就算蒋周泰成为蒋介石，也无法否认，这个女子是他的结发妻子。因为她为蒋介石生了一个儿子，他唯一的亲子——蒋经国。这也是这个本分忠厚的女人为蒋介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来看，这场婚姻并没有阻止蒋周泰成为蒋介石。但是，在当时却不能这样认为，因为蒋周泰仍旧走在他原来的道路上。

1902年，结婚第二年，蒋周泰带着母亲的厚望，到奉化县城应考秀才的资格考试：童子试。王采玉相信以儿子的聪明才智和这么多年的悉心培养，考取应该不成问题。

岂料，天不遂人愿。蒋周泰没有过关。蒋周泰沮丧地回到溪口。

这是一次打击，但是在蒋周泰转变为蒋介石的过程里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年少的蒋周泰从小就被家人寄予希望，想将来可以考取功名，以此走上仕途。这本来是他要参与历史道路的直接动因。

其实，等到他可以参加考试的时候，历史已经转变。蒋周传死的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在“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和蒋周泰结婚的那一年签订《辛丑条约》等事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科举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洋务教学”思想、出国留学风潮和新兴革命。而这个时候蒋周泰尚且没有意识到这些，也不可能意识到，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从来就没有这种志向。

这个时候蒋周泰并没有应和历史。但这次小小的科举场上的挫败让蒋周泰把出头之路放到“洋务学校”里。尽管此时他尚没有意识到革命。

最初，王采玉让蒋周泰就学于奉化当地的一座所谓“洋务学校”——凤麓学堂，后来发现所谓“洋务学校”其实是图有虚名，学不到东西。一年以后，王采玉又让蒋周泰由毛福梅陪同到宁波的“洋务学校”读书。但是，蒋周泰在宁波仍旧感觉学不到东西。

那个年代的中国，流行洋务风潮，“洋务学校”遍地都是，然而真正是洋务办学的却很少，多半是为了骗取学生钱财。

此时，王采玉和蒋周泰似乎厌倦了在“洋务学校”里来回折腾。这一年，王采玉不得不把蒋周泰召回奉化，蒋周泰又回到了“诗书礼仪”的老路上，求学于奉化一位叫顾清廉的私塾先生门下，潜心研究儒家思想，正是在此时，蒋周泰迷恋上了王阳明、曾国藩和朱熹。虽然谙熟理学，他却似乎真的是天分不够，没有成为博学多识之士的迹象。而对于《孙子兵法》等军事典籍他也是一知半解，至于道听途说的一些革命信息对蒋介石就更是没有多大兴趣。

随后，蒋周泰又进入当地另一所“洋务学校”——龙津中学堂读书。同样，回到奉化的“洋务学校”蒋周泰仍然所学甚少，唯一的一点突破是这个学校有几个日本教师，或者这可以称作一点“洋务”的味道了。也正是在这个学堂，蒋周泰产生了留洋学习军事的念头。P12-14

时间是微妙的东西，历史是微妙的东西，人及其存在更是微妙的。

时间是河流，历史是沉淀，人或者被埋葬很快消逝，或者被塑造成雕像成为新的存在。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需要距离，身在其中，视角会被事件进行过程中的火焰灼伤；而距离太近，则看不清楚，或者模糊、或者受到种种束缚，只能看到局部，或者看到一个轮廓。

这是必然，距离太近人们看待事物总会带上自我的情感色彩，于是看到的事件会形变。

因此，事件本身也需要沉淀，沉淀的过程就是事件成为历史的过程。

现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历史，以及我们所认知的人。

真正的历史，它躺在时间的河流里，虽然它不能说话，虽然它说出的话不能被真实完全地懂得。但历史的存在总是被有良知的见证者及其后代、包括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触摸，一次又一次地接近真相的中心。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历史绕不过很多人，这些人中间肯定包括蒋介石和张学良，即便再过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是如此。我们想，蒋介石是不会消逝的，就像张学良不会消逝一样，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会消逝一样，他们都是历史永恒的坐标，大坐标，无论人们以后会怎样称呼与看待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绝对是历史中一个“非正常态存在”。在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的孱弱中国，能从一个农村的顽童到统一中国、并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巨人，这样的轨迹让人瞠目。

从前，他是“委员长”、“总统”、“委座”、“领袖”、“总司令”，在中国最混乱的时候，他甚至兼任过一百多种职务。

后来，人们称他为“独裁者”、“大资本家”、“卖国贼”、“反动派”、“不抵抗者”、“失败者”，等等。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毛泽东在评价自我时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历史中的分量，仅仅是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对手，作为毛泽东手下的失败者，蒋介石就可以在长长的中国历史中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更不说在毛泽东建立这个国家之前，他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尽管这个核心有着种种阴暗面，甚至这个核心是一颗肿瘤，给中国带来苦难。

但是，他维系中国运转了几十年，风云际会的几十年。那么，他至少是一个巨人，功过是非与巨人没有冲突。

当我们谈论蒋介石的历史，卸下历史的蒋介石，卸下所有一切从前和后来的称谓与冠冕，他只是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有着人性中共同的劣根和优点，也有着他独特的劣根和优点。

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人的意志体系里去认识时，便没有了情感色彩，“无赖”、“小气”、“忧郁”、“阴暗”、“多疑”、“巧舌如簧”、“霸道”、“有大略却无雄才”都可以成为他的性格特征或文化暗语。

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近似无赖的、软弱的、势力的强权者，他之所以能走上顶点，完全是因为那个时代特殊的中国国情。他迎合了那个中国的体格，也走上那个中国的权力之路，也注定他会被代表更新趋向的毛泽东所打败。

他成为历史，他也成为既定事实，我们能够做的是承认、接受、分析、思索，甚至咒骂与推崇这个存在。

从历史人物角度分析，张学良也是一种“非正常存在”，但他与蒋介石的奇袭、神话般的“非正常态存在”完全不同。

热忱、求新、善良、爱国、忠孝、明理、正义、温文尔雅，甚至有一丝软弱，有浓重的书生意气，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中国很多的热血青年都有这些特征，这一切，让他更像一个普通的人。

然而，他的出身让他的这些“正常”变成“非正常”。

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儿子！

民国贵公子！东北皇太子！少帅！这都是民众自发地敬赠他的称号。

无论是人品还是长相，他都配得上这些称号。

他很幸运，因为长寿；

他也不幸，也是因为长寿。

虽然，他活着进入21世纪，但是依旧显得很遥远，历史在他身上停留，所以造就两个张学良。

张学良自己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1921年，张学良2l岁，清王朝土崩瓦解，军阀割据混战，袁世凯偃旗息鼓，孙中山曲折救国。那一年，对于张学良是“第一次直奉战争”。

1936年，张学良36岁，蒋介石独揽政权，国民党控制中国，毛泽东转战陕北，共产党夹缝求生，日本肆无忌惮，九一八事变国土沦丧，国民奔走呐喊，学生渴望救国。

那一年，对于张学良是“西安事变”。

从21岁到36岁，15年的生命，这是历史的张学良。

之后，历史没有了他。

但是，张学良的历史却长久地影响着中国。

因为这种影响，他就像他的生命一样长久地存在着。

2001年当他去世时，他也跌入20世纪前半叶的记忆，变得更遥远，也更厚重。他回到历史学上的张学良那里，他本应该就属于那里。

他是大军阀，但不是阎锡山之流；他跟随蒋介石，但不是走卒：他信任共产党，但不信仰共产主义。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是他信仰自己的人格体系。

他被人们称为“民族英雄”，这个称谓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换句话说，“英雄”对已故的人来说，都毫无意义。“张学良”，这三个字的本身，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顾蒋介石和张学良时，很容易发现两个人的历史是深刻地交织着的。

北伐战争、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他们是那个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无疑，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无论是蒋介石统一中国，还是推卸对日“不抵抗责任”，直到他成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无论张学良是帮他，怨他，还是扣押他，他们共同制造了那个大历史。

同样也可以讲，是蒋介石成就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最重要的价值和成就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蒋介石这个中介体现出来。

他们的生命交织，然而交织并不代表融合，并且始终都不融合。

他们是两个分别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人格都足够强大，都不会向各自的人格低

所以他们产生对撞，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

想一想，没有张学良，蒋介石将会成为什么？

而没有蒋介石，张学良又会成为什么？

但至少，对于他们两人而言，没有彼此的存在，他们就会活得干脆，活得轻松，但也活得空洞和寂寞。

张学良给蒋介石的那幅挽联写得很恰当：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他们的种种演绎成一场有关恩怨情仇的大戏，一场关于小我与大我的大戏，大戏里一个中国跟着起伏变幻。

当历史渐行渐远，一切偃旗息鼓。张学良说，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张作霖，一个是委员长。父亲有雄才无大略，委员长有大略无雄才。

他说，如果两个人合并将无敌于天下。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是尊敬的。我们相信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因为他是张学良。而蒋介石并没有对张学良手软，他一手毁掉了张学良的后半生，仿佛历史的张学良是他制造的，于是也应该由他毁灭，毁掉了张学良的同时也毁掉了他的中国梦，包括他自己。临死前，他的脑海是否还会浮现出张学良那若隐若现的瘦长的身影？

今天，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纷争，尽可能地走近客观的历史中心，然后轻轻地敲击键盘。我们描写的主体只有两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蒋介石，张学良。

或者说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存在：蒋介石与张学良。

无数的人物、事件与整个历史将在这两个人身上浮现。

两个不同凡响的人，在那样漫长的岁月，把偌大的中国给扯痛了。

历史是无法被书写的，书写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被写的只是书写者认知的那其实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未必书写的、或者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未必认可的历史(即谓“潜历史”)消失在泥泞的风中和时间的碎片里。

当我们把历史的聚焦对准蒋介石和张学良时，我们唏吁再三，感叹良久。

这原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可历史偏偏以悲剧的方式将这样两个人推到风口浪尖，让他们演绎那段历史以及各自灵魂深处中的苦痛。

不用说，张学良是热爱蒋介石的，这种热爱带着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君臣文化——的精神印痕，这种热爱与普通人之间情感上的依恋和欣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被动的热爱。

那么，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尊敬的，这种尊敬缘于张学良的家庭背景、缘于张学良手中的权力、缘于张学良拥有的能量、甚至缘于张学良的个人魅力，这种尊敬与普通人之间心灵的喜欢和敬畏是不一样的一这是一种被动的尊敬。

当被动的热爱与被动的尊敬发生对撞的时候，那种微妙的关系就不由自主地彰显出来。张学良热爱蒋介石，但仍然可以“囚禁”他一时；蒋介石尊敬张学良，但仍然可以“囚禁”他后半生。

两人称兄道弟，两人又同床异梦；

两人惺惺相惜，两人又各怀心思。

私下里，蒋介石可以容忍张学良的任性，但当这种任性成为公众视野里的一个事件，比如说西安事变，蒋介石便不可原谅，也不宽恕。因为，所谓兄弟，只限于私人空间，而在公众那里，他永远是“不可冒犯的王者”。

私下里，张学良也可以容忍蒋介石的专制，但当这种专制违背自己的理想、信仰时，比方说不抗日、不联共等，张学良便不会同意，也不会低头，于是，便有了西安事变。可是，在公众视野里，他依旧处处替“兄弟”着想，维护他的光辉形象。即便蒋介石去世以后，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仍然三缄其口，闪烁其词。说到底，这样的人，到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底线，都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

张学良把蒋介石给他的“罪”变成了“缘”，他认为自己本该处死，不死是因为两人的“兄弟情缘”。即便宋美龄奋力挺他、保护他，张学良仍旧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委员长”。

在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还有一个更深的“缘”，那就是宋美龄。这种“缘”常常被所谓的大历史或所谓的大时代所遮蔽。

没有这种“缘”，蒋介石不会是今天的蒋介石；

没有这种“缘”，张学良也不会是今天的张学良。

张学良如果有蒋介石那样的决心和胆量，宋美龄很可能成为他的“夫人”，如果这样，历史的走向会如何，谁也无可未料。

宋美龄是爱蒋介石的，但那是一种政治的爱，一种既定事实的爱，一种妻子对于丈夫的所应有的责任的爱。

但宋美龄更是爱张学良的，这种爱却是一种纯粹的爱，单纯的爱，透明的爱，甚至是羞涩的爱，却显然是更真挚的爱、更持久的爱、更接近于普通人所谓的爱情的爱。

张学良没有让爱他的女人成为他的“夫人”，这是他的罪。

宋美龄没有让爱她的男人成为她的“丈夫”却不是罪，至多是无奈。因为那里有一个蒋介石。

蒋介石在接过了与宋美龄婚姻的同时，也接过了这种“罪”。可是，当他去世之后，他又将这份“罪”加倍地归还到宋美龄本人。  张学良与宋美龄都活过了一百年，却未必是他们的福气。

蒋介石走了，万事皆休。

有关这一段历史、这一些人，要说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无论是缘，无论是罪，我们写到的只能是冰山一角，我们所呈示也只能是一孔之见。我们不作道德评判。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客观、尽可能公正地还原历史、彰显历史，虽然限于视界和学识，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敢说我们尽力了。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本书所写的对象一切了了，但有关这一段历史、有关这一些人的发掘、研究不仅方兴未艾，而且越来越多的细节、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一点点地剥离出来，呈现在青天白云下，呈现在阳光下。

我们深信，虽然时间会遮蔽历史，但时间同样会还历史以清白。

在该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阅读、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书报资料，让我们向这些资料的编辑者、撰写者和出版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我们要真诚地感谢东方出版社领导对该选题的高度重视，感谢姚恋小姐、责任编辑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此时，窗外白雪苍茫。南方少见的大雪让我们碰上了。但我们知道，埋在那厚厚的积雪之下的就是那披红挂绿的说不完、道不尽、爱不够的春天！

2007年11月29日初稿于长沙岳麓山下抱虚斋

2008年1月27日改定于长沙远大路润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