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号称“法律三剑客”之一的朱伟一老师亲自编写而成。它是以一个法学专家的生活背景为线索，以逻辑与思辩为手段，对经济与法律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分析，同时也对社会上的一些“怪”现象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本书是以一个法学专家的生活背景为线索，以逻辑与思辩为手段，对经济与法律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分析，同时也对社会上的金融经济、教育问题、投资市场、中国文学等各方面的一些“怪”现象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序言：逻辑与思辨

第一篇 法律与经济

 智慧来自不同声音

 征地：美国法院的难题

 环保主义者的节日

 劳工神圣？

 法官谈股市

 不谈法律？

 问君悔过否？

 花旗的经验值得注意

 八强之痒

 风险评估——食品安全的要害

 有机食品

 解读数据

第二篇 先文学，后法律

 先文学，后法律

 不许打我，以后永远不许打我！

 微型信贷与妇女

 从《大宅门》看妻妾文化

 中外象棋异同二、三

 慈善是一种功名

 做一只纯粹的海归

 北京的爆竹

第三篇 妙处难与君说

 妙处难与君说

 高盛的好班长

 金融老大有力量

 伦交所风景独好

 股票交易所之争

 关于私人股权基金

 明日愁来明日愁？

 滋阴还要补阳

 足球的启发

第四篇 警惕金融创新

 警惕金融创新

 蠢人的阴谋

 撼山易，撼董事长难

 期权：名声很坏的激励机制

 警惕美国券商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肥猫的盛宴

 “创新”祸为首

第五篇 天涯不用遥相问

 天涯不用遥相问

 满城尽带黄金甲

 《色，戒》——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荆轲，你在哪里？！

 从学校午餐抓起

 握住谁的手？

 会当水击三千里

第六篇 庭院内那最后盛开的丁香

 庭院内那最后盛开的丁香

 忆陈嘉教授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深红、深绿的广州

 桂林山水

 赵州桥新探

 最漂亮的大学

一、券商是要吃独食的

向美国券商开放市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有好处的，美国券商坚持说有好处。说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产品。可是中国不缺这些啊。新技术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那套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之一，远胜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那套系统。

有朝一日，我们的股市真的全面开放，会是什么局面呢？许多人关心本土券商，不知道他们在开放的环境中是否能够存活下去，是否能够借开放的东风活长、活好。未来的情况不好预测。但可以看看已经开放的市场。看看那里的本土券商是如何经风雨见世面的。本土券商因市场开放而发扬光大的实属罕见。请看，香港本地的券商已经成了股市中的小鱼小虾，只能做些股票买卖中的经纪人生意，而且还都是小客户。大买卖是轮不到他们来做的，证券交易中的大宗交易都由外国大券商所把持。美国各大券商已经把持了香港证券业的主要业务。

再看，日本，美国券商已经大举进入日本，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美林的办公大楼在日本的金融街高耸人云。美林的公司标志，那只扬蹄奋跑的公牛也是高居群楼之上，傲视四方。美国大券商在日本很有后来居上的意思。强龙要压低头蛇——这就是美国券商的做派。

券商是吃独食的。高盛在印度有两家合资企业，高盛在印度与Kotak搞了十年的合资。但时机一到，高盛便将25%的股份出售，另外成立自己的独资公司。美林则是追加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从40%增加到90%。其他行业的外商可以与本地公司长期合作，共同发展。但券商不可以，券商的秘密太多，容不得他人知道。

那么我们的券商呢？我们的券商是不是能够另辟蹊径，做大、做强？恐怕很难。根据《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2004年中国约有130家左右的证券公司，其中不少是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我们的券商虽多，但可以出来与美国券商对阵的不多。我们的券商与美国的券商不同。不错，中国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美国券商也有挪用客户资金的问题。但两者不同的是，美国券商是自生自灭，股市崩盘时必须岿然不动，必须顶住雷霆万钧之力，否则就不得不破产，不得不淘汰出局。美国券商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便带有很大的狂野性，有我无敌，勇往直前。而我们的券商则是备受关怀，时而还需要国家援手注资。万般呵护之下，我们的券商尚如此柔弱，美国那边的野心狼一来，形势岂不是更加险峻了吗？文小姐如何能敌武将军？

但即便中国券商兵强马壮，也还是难敌美国大券商，从股市的历史看，国际券商大虫不仅中国没有，大多数西方国家也没有。券商是一种文化。券商这种文化许多西方国家没有，券商甚至不是英、美文化，券商完全是彻头彻尾的美国文化。证券市场开放，实际上就是向美国大券商开放。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美国券商横行美国，横行欧洲，也横行亚洲。不错，德国、法国和瑞士各有一家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券商，但这些券商大多雇佣的是美国人以及美国人所培养出来的银行家。

当然，券商并不是一个股市的全部。伦敦、香港的股票交易所现在倒也是热气腾腾，形势一派大好。尽管这两处的本土券商大多已经让位于美国券商，但两处的股市场还是很好，交易所也是照样坐地分赃。这些国家是这样一个想法：换券商不要紧，只要是在我这个地盘上做生意就行，在这里做生意就会创造就业，政府就可以抽税，何不乐而为呢？

二、股市场开放没有时间表

股市开放后局面如何？对我们来说，这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开放股市的国际义务，中国股市没有开放时间表。

自晚清以来，除义和团运动期间拳民杀了若干外国使节之外，中国在遵守国际义务方面确实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我们有义务要履行，没有义务也争着要履行，做得比孔子要求的还要好。孔子教导我们应当“以直报怨”。但我们不仅以直报怨，而且以德报怨，放弃对日索赔。我们这个民族对外非常宽厚。牺牲自己利益也要做个好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履行国际义务呢？欧美国家有什么理由怀疑我们是否会履行世贸项下的义务呢？

当然，欧美国家并没有批评中国在开放证券市场方面不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美方并没有将中国股市开放作为其施压重点。美国的兴奋点是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从事保险业务的公司大多是胜券在握，概率上已经有了胜算，保险费已经为风险留出了很大的提前量。商业银行业外商也是要进来的，而且他们已经在中国的本土银行中大量注资。相比之下，股市比较难进，股市涉及整个文化、法律体制等深层问题。所以当初商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并没有将开放股市作为一个重点。

金融有三大市场：保险、银行和股市。美国的商家们在前两个市场已经圆满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其穿插中国市场的任务。所以他们现在又得陇望蜀，打中国股市的主意了。

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中国的旗舰公司在海外上市，相关的承销业务基本上由美国大券商所垄断。但目前外国券商在中国的业务主要还限于咨询、承销和债券交易，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和个人理财是券商比较肥的业务，是外国券商紧盯的业务。从美国券商在其他国家的做法看，他们也在这几方面狠下工夫。

美国券商吵着要在中国设立全资子公司，退而求其次也要设立合资公司。总之，他们要在中国设点。但设点并不是他们的战略重点，设点只是为了试水，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浮动才是美国券商的真实兴趣所在。人民币自由兑换是美国券商力图抢占的制高点。只有抢占了这个制高点，美国券商才有可能在中国大有作为。美国券商在中国设点是佯攻，汇率自由浮动才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只要人民币汇率浮动，美国券商不用在中国安营扎寨，也可以做大中国的生意。美国的许多对冲基金以美国的康州为大本营，做的却是全世界的股市买卖和汇市买卖。反之，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浮动或是浮动幅度很小，即便美国券商在中国可以随意开设分店。那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股票买卖方面一筹莫展。

对美国券商来说，人民币汇率浮动至关重要。首先，美国券商打的是运动战，资金方面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搅得价格暴涨暴跌，他们才能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如果一个国家有外汇管制，那就筑起了一道长城，可以阻挡资金的自由进出。不错，美国券商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偷渡资金人关。但其规模有限，不可能组织大规模兵团作战。而且暗度陈仓时间太长，无从制造战机，无法抓住战机，不能打大仗、硬仗，无法打歼灭战。

其次，外汇交易是美国券商的大买卖，美国券商的最大愿望，莫过于直接、大量和大幅度地炒买炒卖人民币。据美林分析师预测，到2010年，中国内地股市的投行业务、交易和咨询业务的收入可达120亿美元，可以算是一块肥肉。但与中国的外汇储备相比，120亿美元就是一个小数字了。在2006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达到9545亿美兀。这是美国券商眼中的肥肉，他们就是想做这笔外汇的生意，借汇率浮动来做这笔生意。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股市与汇市通常是互动的。当初券商、对冲基金联手冲击香港股市和汇市，其最终目的是冲垮汇市，洗劫香港的财富。在泰国，美国的券商和对冲基金玩的也是这套把戏。

自中国汇率有限浮动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4%。但美国大老板还是不满意。如果要随了美国大券商的心愿，人民币对美元至少升值20%到30%。不过最近美国施压方面变换了一下手法。以往的美国财长是以教师爷的嘴脸出现，而新财长保尔森则是以“哥们”的面貌出现。美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同一件事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样就可以有人唱红脸，有人唱黑脸。保尔森这回唱的是红脸。据说他来过中国70多次，各路朋友遍布朝野。“非典”期间保尔森曾专程飞赴北京，以示对中国市场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却取消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据西方媒体报道，保尔森N策略大致如此：认真倾听中方的意见，然后表示他的苦衷，希望中方汇率方面有所松动，以便他回去可以有个交代，堵住美国国内强硬派的嘴。

美国还想走多边道路，从侧面开展工作。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年会，会上美国财长保尔森又玩弄新的花招，要求该组织加强监管汇率失调的货币。日本就不支持美国的做法。日本很清楚，加大人民币的自由浮动空间，日本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美国还勾结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同向中国施压。但这些国家并不十分热心；他们十分清楚，人民币的自由浮动，最有利于美国的大券商，其他角色只不过是陪衬，是陪公子读书。不过保尔森并不灰心，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挖山不止，不达目的不罢休。P160-164

逻辑与思辨

不讲逻辑，不讲思辨，这个传统我们古代就有，请看《论语》，《论语》中大多是结论，没有思想斗争的回合。《论语》的内容不但有让国人醉心的权术，还有孔子为我们制定的道德标准。

孔子他老人家所订的标准确实太高，所以许多人成了口头革命派。有时情况更糟，弄的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也许孔子的理论在农业社会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当时的生活、学习比较简单，是非道德标准也相对简单，只要一个“忍”字，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今天不同：今天的变化快、选择多、诱惑多。是非标准更加模糊，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断做出判断、取舍和妥协。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需要许多妥协。至于什么时候不应该妥协。孔子他老人家没有讨论，我们也看不到孔子的思辨。也许孔子他老人家是思辨过的，但在《论语》中我们看不出来。

我以为，人们在推介孔子的时候，也是自相矛盾、不讲逻辑、不讲思辨、顾左右而言他。推介者不仅自己涂脂抹粉、乔装打扮。而且非要也给子L子乔装打扮、涂脂抹粉。经过包装之后，孔子他老人家焕然一新，“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牧歌的种种情调”。孔子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像不像中国足球？但宣讲者闭口不提“文革”中孔子墓被炸一事。既然孔子那么好，为什么有人要炸他的墓？是孔子不好。还是现在的人不好？孔子已经被奉为“圣人”，孔子会不好吗？难道是我们不好？可我们也是孔子思想教育出来的。如果是孔子的传人炸了孔子的墓，那岂不是匪夷所思吗？我以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怀疑孔子的人应该如此，热爱孔子或是自以为热爱孔子的人也应该如此，宣讲孔子的人，就更应该如此。可宣讲孔子的人会直面这这些问题吗？《论语》中的孔子自己不提难题、不讲思辨，只给结论、只讲实用，鼓吹孔子的人会直面难题吗？

牧师布道可以万众喝彩，明星登台可以万众喝彩，政客竞选也可以万众喝彩。但宣讲哲学是可以万众喝彩的吗？没有听说。如果有这样的哲学，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什么样的哲学？《论语》是什么样的哲学？哲学是对话、是问答、是疑问，怎么会万众喝彩呢？张爱玲的回答是这样的：“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

自己的子孙尚且没有教育好，孔子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急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去教育别人的子女呢？再想想，孔子他老人家也冤！孔子并不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技不如人，老是落后挨打，却心有不甘，所以虚张声势，把孔子他老人家抬出来，拉大旗做虎皮。我们自己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伟大的文学家。也没有伟大的音乐家——至少现代没有，只好请出孔子抵挡一阵。

中国古代确有讲逻辑的思辨者。庄子就是思辨的。庄子的《鱼之乐》是典型的思辨之作。为什么说是思辨之作呢？因为这里有回合，有反复争论，争论庄子到底能否体会鱼之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否快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快乐”)。美国法学院是由苏格拉底教学，其精神就是思辨，就是《鱼之乐》的问答。在逻辑和思辨方面，我们的确比美国早了两三千年。但可惜。庄子在中国不占上风。我们今天更是远庄子、近孔子。看一看中学语文课本就知道：孔子的语录最多。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秦汉之后已经不再认真思考。

有的朋友说，我们有鲁迅啊，鲁迅是思辨的，敢于提出痛苦的问题。可惜。鲁迅后来是在上海租界内生活和写作的。如果把鲁迅交给群众专政，鲁迅一把老骨头能扛得住吗？我想是扛不住的。相反，那些宠物学者，那些乖猫学者，却大行其道，有的还不服老，挤眉弄眼，搔首弄姿，还特别喜欢展览自己的初恋或异国之恋。不用问，是西方美女爱我中华老英雄——不，当时还是少年英雄。好在我们的英雄高寿，美人已先他们而去，无从考证是谁先看上谁，也无从考证这段恋情是否子虚乌有。我们这个民族少思考，多抒情：高考作文中少年知识分子要抒情，老年知识分子也要抒情。诸君请看，我们现在当红的国学大师只知抒情，不知提问。虽已暮年，看上去却是那么的娇痴，温顺可爱，比红花还要红，比小猫还要乖。

没有逻辑和思辨，就忽略了现实中的变数，就容易盲动，就容易铸成大错。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缺乏逻辑、不讲思辨呢？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因为现实太残酷，所以我们害怕面对现实。现实中的选择太少——几乎没有选择，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江湖术士——其中许多是主流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宁愿相信他们所描绘的仙山琼阁。我们老想做大做强，但就是做不到。我们这个民族老想走捷径。毕其功于一役。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在某一个时间段，就某一个问题，他们也会迷失方向。用美国作家房龙的话说，就是“在悲伤、凄惨的境况中。他们很容易听信一大群骗子的话。这些人假装成先知，传播奇异的教义”。

经济是大胆设想，大胆求证。法律则不同，法律是小心设想，小心求证。作为一个学科，法律的灵魂是思辨，思辨是纲，纲举目张。而要思辨，就必须有对立面。我们在生态方面要保护不同的动物。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人类社会中，在对待自己的同类时。人们更加需要这种动物保护精神。允许自己的对手存在。如果没有对立面。哪里来的思辨？律师更是这样。再高明的诉讼律师，如果没有对手，便是徒有屠龙之技。还有，当我们的天敌被消灭之后。人类离自己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至少是要走下坡路了。很简单：在天敌被全部消灭之后，人类就要开始自相残杀。而同类之间的残杀，远比异类的相互讨伐要残酷的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太多——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我们的经济学家常常不讲逻辑。但我们的法律也有不讲逻辑的时候。比如重婚罪，即，一人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或是说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婚姻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正式结婚，虽未办理法定手续，如果男女两人同居一段时间，也可以被视为有婚姻存在，即所谓的事实婚姻，也叫普通法婚姻。我们不承认事实婚姻，却承认事实重婚的存在。这就出现矛盾了：如果存在事实重婚，那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婚姻中必定有一个事实婚姻，否则就不是事实重婚。

法律不讲逻辑，我们自己也经常不讲逻辑。“绿色奥运”的口号我们已经喊了很久，但为什么还不见北京在公共场所推广禁烟标志？相反，花架子的事情我们却争着去做。北京城里有些公共汽车报站已经用双语了。先中文、后英文。可惜，车上没有一个洋人，几天、几周、几个月下来，也见不到一个洋人。洋人并没有听见我们“美妙”的英语，洋人并不知道我们如此好客，但公共汽车上，乃至北京城内，却平添许多噪音。我们办奥运，世人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尊重我们，但如果我们控烟、搞环保，那世人一定会尊重我们。

日本已经通过法律，全面控烟，禁止在室内的公共场所吸烟。日本的环保做得很好，而且可以说是世界领先。我们这里抗日的英雄不少，青年岳武穆到处都是，怎么真有事情就鸦雀无声了？汽车制造我们可能技不如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还不得不开日本车——至少有一部分人想开日本车。可是控烟方面我们完全可以一步到位。控烟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哪一点不如日本人？日本人能做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我们不是强调以集体利益为重吗？但吸烟我们就不讲集体利益了？吸烟的人是少数，主要是少数大老爷们喜欢不分场合到处吸烟。有不同意见？可以举行听证啊。我们不是引进了听证这个好东西，而且作为一项政绩大加宣传吗？

对未来的问题。对远在天边的问题，我们都是称英雄、唱高调，对身边的问题却奉行犬儒主义。自称爱国的人很多，但同时却又在丧心病狂地拼命污染环境，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少开点汽车都不行，少污染一点都不行。果真大敌当前，他们反倒会流血牺牲、拼命向前？情理不通，逻辑不通。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心不诚，没有真心，口是心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有时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有时候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

我们注重逻辑关系也好，我们不承认逻辑关系也罢，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逻辑，事物仍然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逻辑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北京为例，汽车和公众场合吸烟是两大难题。汽车遇到行人，那是耀武扬威。大老爷们见到上司在，很多大气都不敢出，绝不敢吸烟，但只要领导不在，即便是在公共场所，那也是吞云吐雾，很有大老爷们的英雄气概。还有放鞭炮，大老爷们喜欢放鞭炮。遇到坏人坏事的时候，这些大老爷们是缩头乌龟，噤若寒蝉，但燃放鞭炮的时候却耀武扬威，顾盼自雄。一个需要靠燃放大威力鞭炮营造节日欢庆气氛的民族，是硬作狂欢，没有与时俱进。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有暴力倾向，好大喜功，容易盲动。由此看去，我们有“大跃进”、“文革”以及杀鸡取卵的发展，那也是不奇怪的了。我们无须责怪哪一个人或是哪一批人。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有很大问题。

如果到处不讲逻辑，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讲逻辑在先，所以法律才不讲逻辑，所以经济才不讲逻辑。凡有人不讲逻辑，多半是有人想混淆视听。乱中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