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感情为红线，既叙述了毛泽东同志对茶陵革命的关心和支持，对茶陵籍战士的关怀和帮助，也反映了茶陵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茶陵人民可贵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

位于井冈山脚下、洣水之滨的茶陵县，历史悠久，山川秀美，学风昌盛，人杰地灵，有着光荣传统，生息于此的茶陵人自古强悍，在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斗争中，许多志士仁人英勇奋斗，做出了重大牺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茶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和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县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艰苦征战，创造和积累了建党、建军、建政的经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领导人才。他们组织动员英雄的茶陵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与茶陵》主要记叙了茶陵这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

第一篇 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情缘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茶陵，革命民众向往毛泽东

 受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影响，茶陵拉开了武装斗争序幕

 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发展和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燃起了茶陵革命的烈火

 毛泽东“经营茶陵”的战略思想，将茶陵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诞生

 茶陵革命民众积极参战御敌，并掩护工农革命军安全撤出茶陵城

 毛泽东在湖口挫败陈皓一伙的叛变阴谋，挽救了年幼的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被茶陵人民踊跃从军的举动深深感动

 毛泽东总结打茶陵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

第二篇 毛泽东关怀茶陵人民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亲自组建茶陵游击队

 毛泽东热切关注茶陵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指示茶陵游击队开辟九陇山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指示，茶陵开展分田运动和发展经济

 坚守九陇山根据地的斗争

 红四军转战时，毛泽东留宛希先领导茶陵工作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陂头会议，推动了茶陵革命斗争的发展

 毛泽东亲自组建湘东独立师，极大地鼓舞了茶陵人民的斗志

 茶陵被评为湘赣省模范县，受到毛泽东称赞

第三篇 毛泽东对茶陵人民一往情深

 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茶陵人民

 毛泽东勉励茶陵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

第四篇 毛泽东与茶陵籍将士情深义重

 “一定要设法营救他”——与谭醒吾

 “陈韶不是‘改组派’分子”——与陈韶

 “他，也是个将材”——与谭思聪

 “谭家述懂军事”——与谭家述

 “这工作很艰苦，胆子要大，心要细”——与尹宁万

 “来信收到甚慰”——与陈叔同、陈泽同

 “来，我教你认字”——与龙开富

 “谭余保办事‘粗’中有细”——与谭余保

 “我们的小主任，也已长成大人了”——与刘道生

 “你们留守后方，责任重大”——与周仁杰

 “你要认真分析形势，估量军心、民心”——与刘培善

 “哦！龙书金，我的老乡”——与龙书金

 “不愧为模范师师长”——与刘转连

 “他有着儒将风范”——与段苏权

 “学习陈宗尧同志”——与陈宗尧

 “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与陈外欧

 “你革命意志非常顽强，这是好的”——与李俭珠

 “我们见过面吗？”——与颜金生

 “这是你的‘杰作’？”——与谭善和

 “好呀！茶陵是老革命根据地”——与袁福生

 “那个稿子，我稍作了点改动”——与李改

 “坐上席这个规矩要改一下……”——与萧道生

 “噢！我的小老乡！”——与龙舒林

 “好哇！还来了个记者”——与谭荫溥

 “这份牛奶给陈宗德的女儿”——与陈宗德

第五篇 毛泽东与茶陵籍社会名流的交往

 毛泽东与谭延闿的接触和共事

 毛泽东曾两度接见谭云山

 毛泽东与曾正邦的同学情

后记

第一篇 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情缘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杰出的诗人。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的思想影响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他的诗词篇章蜚声世界文坛，他为中国人民创造的业绩无与伦比，名垂千古。

就是这样的一个伟人，却对茶陵人民情深意笃。早在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毛泽东曾两次指示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城，救出80多名工农运动骨干，帮助茶陵组建中共茶陵县委，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他曾在茶陵湖口力挽狂澜，处理了陈皓一伙叛徒，挽救了年幼的工农革命军；他曾总结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的实践活动经验，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他曾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茶陵人民，为这片红色的土地培育了一大批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又“千里来寻故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来到茶陵，下榻县委常委楼。这是他老人家建国后惟一一次在县城小住。

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感情之所以历久弥坚，主要是由于他与茶陵人民的深深情缘。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茶陵，革命民众向往毛泽东

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情缘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缔结起来的。

由于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和武汉等地，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我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遭受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就在这极度危急、生死攸关的时期，茶陵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持着残酷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认识、了解和向往着毛泽东……

(一)

茶陵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自己的文化，古称茶乡。夏商周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秦属长沙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因居“茶山之阴”和炎帝葬于境内而得名茶陵。

茶陵位于湖南东部，因处在贯通湘赣粤交通线上的要津，历为“军重控扼”之地，有“三路襟喉”之称。生息于这片土地上的茶陵人自古强悍，有着举义旗、抗倭寇、御强暴、反封建的优良传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先后组建了国民党茶陵县党部和中共茶陵支部(随后成立中共茶陵特别支部)。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茶陵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全县的4个区、124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25万多名。同时，各乡农会抽出10名以上会员组成农民自卫军，担负保卫农会的任务。全县的农民自卫军共有枪300支。县城建立了县总工会和共青团茶陵支部，组建了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创办了茶陵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毒禁赌、破除封建迷信等活动。农民对豪绅的斗争动摇了茶陵封建统治的根基，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旧的都团政权、县署衙门不起作用了。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所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里就做到了。

然而，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农工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窃取北伐军总司令要职的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在上海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镇压革命群众，公开叛变革命。5月，国民革命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三湘。

(二)

对于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分裂共产党、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阴谋活动，茶陵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义愤填膺，早在1927年3月29日即组织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反帝讨蒋”集会游行。这次集会是在八总街教操坪(前清时教练跑马及兵丁操练的地方)举行的。参加集会的有县城各界人士及县城附近的农民群众。会上群情激愤，愤怒声讨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叛变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1927年4月6日《湖南民报》对此作了报道：

是日上午7时许，到会群众即已甚多，忽有反动分子造谣，谓蒋介石并不反动，现在长沙已无反蒋动作。今天各团体所备反蒋宣言，可以不发。后经主持者再三解释，将反动空气镇压。总计是日到会人数共有9000余人，惟时风雨飘零，衣褛尽湿，而民众反蒋精神，尚不稍杀……由各团体代表，演述蒋介石之反动事实毕，全场高呼打倒军事独裁的蒋介石，打倒与英日帝国主义及奉鲁军阀妥协的蒋介石等口号……

但是，长沙“马日事变”后，中共湖南省委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遭受严重破坏，失去了对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挥能力。中共茶陵特别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对于反革命势力的凶恶反扑估计不足，缺乏精神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应变准备，致使茶陵人民蒙受了灾难。

1927年5月底，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张玉英给袁爽秋发来一份密电：“长沙虎列拉(即霍乱)盛行，火速回长打针。”收到这一密电后，茶陵党组织才知道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中共茶陵特支书记罗养真召集在城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开会。苏可范、聂履泰、袁爽秋、谭道瑛、陈焕新、刘素云、邓东明、尹佐汤、吴耕辛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由谭道瑛、谭劲琛、李芬组成军事委员会。实施“保存实力，作长期斗争”的方针。还商议，如敌人攻茶，农民自卫军能抵抗就抵抗，不能抵抗就带自卫军向山地退走。

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组建不久，便接连听到研究会的同志已组织撰写了《毛泽东与茶陵》、《李东阳评传》等书的信息，深感欣慰。应茶陵县委书记、研究会会长阳卫国同志之嘱，为《毛泽东与茶陵》一书作序，也算尽了一点“名誉会长”之责。

位于井冈山脚下、洣水之滨的茶陵县，历史悠久，山川秀美，学风昌盛，人杰地灵，有着光荣传统，生息于此的茶陵人自古强悍，在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斗争中，许多志士仁人英勇奋斗，做出了重大牺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茶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和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县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艰苦征战，创造和积累了建党、建军、建政的经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领导人才。他们组织动员英雄的茶陵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与茶陵》主要记叙了茶陵这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

《毛泽东与茶陵》一书，以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感情为红线，既叙述了毛泽东同志对茶陵革命的关心和支持，对茶陵籍战士的关怀和帮助，也反映了茶陵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从这本书中，我感受到茶陵人民可贵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他们身上焕发出的坚贞不屈、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更应当珍惜和爱护。因为这是留给千秋万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发扬光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特别是在推进株洲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茶陵县文史资源十分丰富，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发掘、整理和研究中来，也希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来。

2005年9月

1982年10月，我随胡涤非主任去北京采访茶陵革命史资料，接触了在京的20多位茶陵籍老红军，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毛泽东有过接触，有的还过从甚密，这使我大开眼界。囚当时我仅从事5个月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弄不清其中“奥妙”，只觉得这些人能够与毛泽东接触、往来，实在了不起。以后我对茶陵革命史概况有了基本的了解，才认识到，茶陵这一边远山区县，之所以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县，之所以能够产生共和国这么多的党政军要人，成为“将军之乡”，是因为这些都与毛泽东有关。由此即萌发“应写点什么”的想法。但后来，我被调离党史办，且长期从事县委办的文字工作，以致20余年终究未能写出点什么。阳卫国同志任茶陵县委书记后，提出了《毛泽东与茶陵》的命题，要求县委宣传部组织撰写。是时，我已退居二线，宣传部部长徐冬生同志与我谈及此事后，我便接受了撰写的任务。

开始，我想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来写，文笔可以灵活一些。一次，我与阳卫国书记讲到撰写之事，他即指出：“这本书应该是历史事实的挖掘、考证和整理，不要写成小说、文学类的东西。”这为我确定了写作的基调，使我理清了撰写这本书的动因和方向，亦感到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发生在茶陵的与毛泽东有关联的史事，以前县委党史办的同志都已写过了，特别是党史副研究员胡涤非先生主编的《茶陵人民革命史》，将这些史事记叙得详详细细，要在史料上有所突破难度更大。经过对史事的梳理，我便以毛泽东与茶陵人民的感情为红线，并通过这种感情的建立、升华、故地寻情等各阶段的史事，以及毛泽东与茶陵籍革命战士的过从交往之情节，将毛泽东等一代伟人关心、支持、爱护茶陵人民和茶陵人民崇敬、热爱、拥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实展现出来，并注重史事与情感相结合，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党史人物相结合。从增强可读性考虑，注意选用了一些富有趣味性和个性化的资料。

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阳卫国书记和有关领导的指导；吸取了原县委党史办，特别是胡涤非、董兵生、周道平、李文明等诸位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王晚保先生为该书提供了照片；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建平先生、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元先生分别对全书进行了审核，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株洲市委副书记赵湘珍先生应阳卫国书记之邀，为该书作序，给我以鼓励。

该书于2005年9月脱稿，按出版《茶陵历史与文化丛书》的要求，即送往湖南人民出版社。因书中涉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记述，须专题报批。所以，湖南人民出版社辞书与文史读物编辑部按社领导的要求，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并于今年3月1日向湖南省出版集团和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呈送了《关于<毛泽东与茶陵>一书的审读报告》。报告在介绍全书的内容及撰写和出版该书的目的、意义的同时，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突出特色：一、将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当地重要党史人物的活动有机结合，凸显了全书的历史感和厚重感。二、紧紧围绕毛泽东同志与茶陵人民深厚感情这条主线，大力颂扬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质。三、该书体例具有新意。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非常重视，亦请有关专家审读该书，并于7月初出示了审读意见。辞书与文史读物编辑部副编审聂双武先生根据专家意见作了修改，我亦就专家提出的有关內容、提法及资料出处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然后，报请湖南省委宣传部同意，办理报批手续。9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中献审[2006]160号函回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8月14日图管字[2006]第640号函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拟出版的《毛泽东与茶陵》一书，我室有关部门阅看了有关毛泽东的内容，作了一些修改，注在稿子上，这部分內容修改后可以同意发表。”10月12日，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以图管字[2006]第778号函复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经研究，同意湖南人民出版社安排《毛泽东与茶陵》选题……”10月24日，省新闻出版局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处函告湖南人民出版社：“你社《毛泽东与茶陵》一书的备案申请已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同意。”湖南人民出版社辞书与文史编辑部曹有鹏主任收函后就向我报喜讯，我即赴长沙，并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审读意见，认真地修改了书稿。

在历时一年多的报批过程中，株洲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阳卫国先生、湖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蒋祖煊先生、省委党史研究室马娜处长、中央军委保密委办公室主任毛卫忠先生、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胡如虹先生、副编审曹有鹏先生、株洲市委办副主任谭鑫华先生等，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值此付梓之际，我向所有对我的这本小书寄予厚意、奉送热情、付出劳动的领导、专家、同志、朋友，致以诚挚的感谢！这部小书虽经几次修订，但由于史料不全，缺漏难免，加之本人水平有限，定有舛误错讹之处，敬请领导、专家和读者指正。

尹烈承

200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