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4)》由许知远主编，审视二十世纪中国这场“漫长的革命”，会发现它具有复杂的历史性格，它始终无法用几个历史概念就能够完全洞穿或笼罩，隐含在其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和政治能量造成的余波至今荡漾。

而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阅读、研究与记忆而言，仍旧有太多历史真相有待澄清，有太多意识形态式的观点有待辨析，更有太多被扭曲的历史记忆有待矫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构成了当下中国这个世俗社会的“内在的他者”。

《东方历史评论(4)》由许知远主编，《东方历史评论(4)》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为专题，收入对国内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王奇生、青年学者周濂、唐小兵以及海外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访谈，探讨漫长的革命世纪对中国的影响。影像栏目收录的是当代伊朗摄影艺术家施林·奈莎谈自身经历和创作的自述和访谈，并选取了她的8幅精彩的人物摄影。随笔栏目收入谈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皮埃尔·马南的治学历程和思想变化、柬埔寨的现代历史、台湾青年流行音乐历史及未来走向等几篇文章，书评栏目则重点评介了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新近出版的玻利瓦尔传记等。

革命之子

撰文：罗伯特·基尔德  翻译：尤学圣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唐小兵对话王奇生

革命的前奏

周濂对话杨奎松

数字媒体与阿拉伯之春

撰文：菲利普·霍华德  穆扎米·侯赛因  翻译：方可成

革命寻思录

林贤治

历史的情感渊源—对话裴宜理

采访、撰文：方曌

《列王纪》：两难的困境

口述：施林·奈沙  整理：王薇

柬埔寨的诅咒：混乱之地的现代史

撰文：乔尔·布林克利  翻译：王玮琦

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

崇明

网络革命浪潮中的台湾社会运动

何明修

唱自己的歌

张铁志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

杨天石

冰湖上的骑士

西闪

玻利瓦尔的棘手遗产

撰文：伊兰·斯塔文斯  翻译：朱丽娟

伊朗的“星星之火”

撰文：亚当·沙茨  翻译：孙微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沈旭晖

政见书情

吴瑶

法国大革命为其之后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标记。这标记关乎对于新时代的渴望，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向往。同时这标记也关乎悲剧——一场经历了混乱无序、流血牺牲、苛刑暴政的悲剧。它宣示了理性在这现实世界中创造人类进步与幸福的能力；它宣告了应为政府所保护的公民享受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它宣示了人民的主权，民选政府的优势，以及法兰西公民向全世界受压迫人民传播自由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大革命也创造了三种新的暴力。第一，大众的暴力。此种大众的暴力肆意践踏并无视民选代表的权威。第二，革命者的极权。这极权让它的反对者时刻处于恐怖的阴影之下。第三，从民意中诞生的拿破仑个人极权。他利用大众的愤怒与不满将个人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由被牺牲，献祭给了公平；差异被强行抹灭，以大众利益之美名。一种新的革命狂热取代了宗教狂热。它处决敌人，但最终也在革命集团内部的斗争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它向外部挑战，使整个欧洲在长时期内都处于全面战争的阴影下，动荡不安。

大革命使法国人分立于完全相左、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都有他们自己对于理想法国的认识。他们强调本方的完全合法性并将对方妖魔化。一方希望复辟皇权，重新建立由贵族领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恢复受皇权保护的天主教的至高地位。此阵营痛恨革命，但却忘了皇权、教会、革命有过三年的共存期。他们痛斥自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克后的一系列暴力行径。对于天主教改革的努力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对天主教的破坏，教堂被关闭，教士与修女被杀戮，教堂的钟声沦于沉寂。皇权被共和取代，国王被共和处死。恐怖统治用诸种残忍手段处置反革命者。因此，反革命者也不可能接受革命者的任何妥协：任何妥协投降的提议都会被立即终止。投降的革命者，自赞成弑君者始，会被一律处死。除此之外，反革命者也不可能与大革命的衍生物——拿破仑政权有任何的妥协交易：在他们眼中，拿破仑是不合法的暴君暴徒。

与此同时，另一阵营的人以同样的激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推翻故步自封、剥夺人民自由自治权利的旧有政权。当然，旧有政权并不会轻易投降，它雇佣外来军队并挑起在外省的内战。革命者相信他们必须武装起来反抗并消灭暴君、贵族及天主教教士这些反革命力量。他们认定共和体制才是保护自由、公平及革命同仁的完美政治体制。共和体制可以通过诸如公民教育、共和庆典集会及兵役等多种媒介树立爱国主义情绪，以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公民道德。随着人们加入革命军，保皇军与革命军的力量会此消彼长。革命军终会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将自由与革命理念带给那些尚在压迫中挣扎的其他人。他们认为，那种共和国在1804年便夭折，大革命在1814—1815年间随着皇权的重新建立而宣告失败的印象，恰恰证明了革命者对于公民的教育尚有不足，抑或是对于反革命的镇压还不够有力。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竞的事业。他们分别在1815、1830、1848、1871年重拾革命路线，以期达成较之前更为完全、完善、彻底的革命。

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当然，同代人的定义并不总是以相近的出生时间作为标尺。更多的时候，同代人是那些尽管出生时间不相近但却经历了相似历史事件的一群人。这些历史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789、1830、1848、1871年的革命事件，可能是1815年自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回法国直至滑铁卢战败的百日王朝，可能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可能是1898年英国与法国在东非殖民地争夺中的剑拔弩张，也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905、1911年涉及法国与德国的两次摩洛哥危机。鉴于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经历这些事件的不同人生阶段，此类事件对其后的每代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有些人可能在某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前出生，另一批人在此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后出生，但只要他们或以同仁或以导师或以学生的身份同时受此事件影响，那此历史事件便可算作这“同时代人”的另一个“生辰”。当然，并非同时代的所有成员都会对同一历史事件有同样的反应。举例来说，同时代的某些人会被革命激情感染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却会因无尽杀戮、颠沛流离而对革命恨之人骨。在十九世纪，人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同时代人中的异见，甚至是敌对阵营是否能找到达成政治共识的共通点，以平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衍生出的各类冲突。…

在大革命期间及大革命之后，五个时代的人在被革命与战争塑造的同时，也塑造了法国。第一代人——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大部分生于1750—1770年间，而其中生于1760年左右的那一代人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导力量。最初，由享有特权的教士、贵族及第三等级(无特权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等)组成，处于绝对皇权下的法国似乎有希望融合成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新法国。天主教士西哀士在他1789年写成的政治手册《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基于公民概念的国家定义——“在同一法律制度下，受制于同一立法机关的主体”。在为解决政府经济危机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中，作为代表中的一员，西哀士在1789年5月17日提议建立一个由教会、贵族、第三等级组成的国民议会，并由此议会为新法国置立宪法。此后国民舆论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达到了高潮。由35万普通民众组成的国民卫队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集会，向国家、法律及国王宣誓效忠。此次集会的两位领导人都为国家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奥顿的主教塔列朗主持了弥撒；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军首领及巴黎国民卫队首领拉法耶特侯爵则尽其所能劝说国王接受了大革命。

由革命者创造的新秩序触及了法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将法国划分为83个由民选行政机构管理、在面积上大抵相当的区，用以取代过去基于省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地理划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允许公民选举教士及主教，信仰新教的民众以及犹太人也获得了宗教自由，这些都保证了大革命与天主教会在一段时间内的共存。特权制度的取消使具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长子继承权的取消使所有子女有了平等继承的权利。为解决政府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天主教地产充公及随后与之相关的地产交易，扩大了有地产权的民众的数量。随着离婚的合法化及众多修女教会的解散，妇女也从婚姻及宗教的束缚中被解放，随之，她们得以用普通公民或鼓动者的身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另外，出版自由、演艺自由也刺激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政治讨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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