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了吧？我没再碰过那个手提包，咖啡色，塑胶皮材质，三十乘二十公分大小，跟蒋廷黻、顾维钧、钱穆、徐复观、殷海光十几本泛黄旧书，一起摆在好多年不曾打开过的那层书柜里。
他离开后这十几年，我总是刻意躲他，脑子里只要突然跳出他的样子，我就慌急转念，上网，翻书，泡杯茶，看看窗外对楼阳台上有人在做什么……就是不敢让他多停留一秒钟。
那天为了写文章找书，顾维钧的回忆录，才打开书柜拉门，就看见手提包躺在那里，只愣了刹那，我拿了书也拿了手提包，回到书桌前，翻书查资料，写完剩下一半的文章后，坐到地板上打开他离开后留下来的那个提包。
提包外层里有三颗印章，简陋木质的、刻着他名字正楷的、快泛黑的印章；两本小而薄的通讯录，里面写了他六个子女的电话地址、出生年月日时辰生肖，以及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写在通讯录里的一句话，“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且还在不同处写了两遍。
里层则尽是证书，纸质泛黄的、折缝处有裂痕的、各式各样的证书。年代最早的是他陆官十六期的毕业证书，上方居中有孙中山的黑白照片，党旗与国旗分印照片左右。证书落款的是校长蒋中正，以及校务委员吴敬恒、戴传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诚等十五位。
时间次早的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训练及格证书”，上方印有总理遗嘱全文，“入团受训二七年六月，训练完毕二九年一月”，“受训部门第三期独立军事大队第五中队”，落款的是团长蒋中正。
他的第一张退伍证，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陆军步兵上尉王○○应退为备役此证”，落款的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证书左上方贴了一张他穿军服的大头照，整齐的西装头，浓眉，炯炯有神的双眼，帅气潇洒极了；左下方盖了一个长条章“日用品购买证发讫”，想必是对战后复员回乡者的优惠证吧。
还有一张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战士授田凭据”，凭据最后一页印着满满的字：“反共抗俄战士授田，为政府既定国策，经立法院制定条例，行政院提前颁发授田凭据，程序隆重，意义重大”，“现在大陆尚未收复，故乡父老犹在水火之中，此项救国救民国策之贯彻，有待三军将士协力完成之”。
另外还有四张巴掌尺寸的证书。一九五七年“陆军化学兵训练班学员毕业证书”，落款的是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黄杰；一九五八年的“海军两栖训练司令部结业证书”，落款的是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同年另有“战术空军协同作战训练班学员毕业证书”，落款的是空军总司令陈嘉尚；一九六二年的“政工干部学校结训证书”，落款的是校长周中峰。
还有一张一九六五年他第二次退伍后写的一份“高雄市自谋生活官兵联络中心调查表”，这是一份求职申请表，正反两面要填写的空格很多，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应该是想要博取审查申请表的人的好感吧。
这就是他，我父亲的一生，证书标记的一生。从他二十多岁开始，这张那张的证书逐年累积，每一张他都仔细折叠保存，跟着他从军、结婚、生子、打仗、逃难、退休、老病、死亡；五十多年的岁月，数万里的流离，都锁在一个三十乘二十公分大小的手提包里面，我十二年来一直怯懦不曾打开的那个手提包。P6－10
记者下笔快速，但不一定逻辑锋利。编辑思虑多面，但不见得洞烛幽微。文人容易意气飞扬，但风雨袭击时并非每个都能屹立不移。政论家善于针砭时弊，但论及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国情怀的承担，不见得个个都有。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龙应台
用刚毅之笔写出温柔之爱，当评论家决心温柔起来，可以是，非常地，温柔。——马家辉
政论家善于针砭时弊，但论及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国情怀的承担，不见得个个都有。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杨照
比起他在报纸上那些过分端庄、铿锵的政治、社会评论，这些个人回忆无疑更富魅力，它们也完美地解释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缘何变成了今天的王健壮。作为大时代的个人，如何被时代所塑造，又如何改变时代。——许知远
序一
《中时》的味道
许知远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我常想起王健壮坐在余纪忠纪念室的沙发上，对着余抄写这幅字的情景。词句出自梁启超的《水调歌头·甲午》，时年刚过二十岁的心，因甲午之败而生出强烈的感慨。
梁启超的情怀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人，激励他们缔造一个现代中国。余纪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随国民党政权流亡台北后，他创办的《中国时报》要继承的仍是梁的文人办报的理想，在知识与政治、舆论与权力、个人抱负与家国情怀间寻找某种平衡。
梁启超也影响了王健壮。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编的第三期《仙人掌》杂志上，他就以梁启超为封面人物。这与之前的两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当不过地表现了这个刚刚从台大毕业的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他要用知识与思想来塑造社会。
六十七岁的余纪忠发现了二十四岁的王健壮，并慷慨（或许过分慷慨）给予后者一个机会——担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考虑到当时“人间副刊”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个惊人的决定。在一个政治仍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学常成为另一个突破口，变成集体思潮与情绪的平台，“人间副刊”正是当时台湾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除了分享偶像梁启超的个人情怀，王健壮也必定体验到了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来的三十年中，王健壮的个人命运与《中国时报》乃至台湾新闻业紧密相关。除去梁启超的情怀与传统，他也是美国新闻标准的拥趸，一心要把《纽约时报》、《时代》的方式引入华语世界。
他是幸运的。他这一代新闻人亲历，也推动台湾从政治高压走向自由民主的历程，这其中，戏剧性的、如火山喷发的变化，为新闻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他与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创办《新新闻》杂志，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报道风格与视角，来描绘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杰出的台湾知识人一样，他那梁启超式的辽阔情怀无处施展。他成熟的过程，也是个台湾逐渐缩小的过程。这个岛屿曾经以整个中国为志业，承接三皇五帝到老蒋，但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它也在切割自己与那个广阔传统的关系。像很多转型国家与地区一样，突然到来的自由没有激起整个社会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地琐碎化。知识与思想的抱负陷入娱乐、浅薄的泥淖。
大约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会议中认识了王健壮。那次会议由一位有政治情结的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讨论中国的未来，他也很相信台湾的转型能提供某种参照。 会议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让人想起一九七。年代的台湾。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壮的风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种我只在书本上看到民国报人的味道，性情、潇洒、酒量惊人，对后辈有一种特别的慷慨——或许这也是从余先生处所学。
在之后，我们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馆里推杯、畅谈。尽管年龄与成长环境都不同，我们却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对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深感兴趣外，我们也都是在美国新闻业的影响下成长的，说起《纽约时报》那些杰出的记者时，都有一种特别的兴奋。他也讲起台湾的转型过程，他对于政治人物的看法，当然还有《中国时报》的记忆。不过，他始终有一种内敛，不管他显得多么性情与潇洒，你也总觉得他和你保持某种距离，不愿与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与思想。
当他怀旧时，也难免陷入一种灰心与无力。这份曾塑造台湾命运的报纸如今被一个卖米果的商人把持着。余纪忠英俊、端庄的胸像雕塑仍在，但报业大厦的入口早已矗立着巨大的“旺旺”的滑稽塑像，像是一种粗鄙力量对旧传统的公然挑战。王健壮曾试图重塑《中国时报》的气质，也曾费力在新老板与旧传统之间充当调停人，但都陷入一种无力回天之感。这也真是反讽一刻，他们在强烈的中国情怀中成长，如今‘‘中国的影响”真的来了，他们的情怀却被迫收藏起来。在万华的那家叫热海的简陋餐厅里，我参加了好几次老时报人的周一聚会，感受到那股日渐浓烈的落没感。在这个时刻，梁启超的感慨一定特别的抚慰人心吧。
还是在台北的出租车，我初次读到这本《我叫他，爷爷》，立刻就被文字的节奏与浓重的个人情绪所吸引。比起他在报纸上那些过分端庄、铿锵的政治、社会评论，这些个人回忆无疑更富魅力，它们也完美地解释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缘何变成了今天的王健壮。作为大时代的个人，如何被时代所塑造，又如何改变时代？
有时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时，我看着他的黑衣背影逐渐消失时，总不免想起这句：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王健壮，当前台湾重量级的新闻人与时事评论家。长年在报纸专栏撰写时事评议，见证几十年来的媒体发展，自称老派记者，相信自由价值。健谈、敢言、评议、论理，媒体人与评论家所需要的客观与文辞精准，使他的文字比普通文人多一分清晰从容的纵深感。
这本《我叫他爷爷（精）》父亲的专栏集结，展现了王健壮冷静理性以外的一面。五十篇故事，忠厚、纯真，穿梭时空，寻寻觅觅，最终所得，仍只是一幅残缺未全的寻父图，以及，一部人子忏悔录。
《我叫他爷爷（精）》荣获2013台北书展大奖，龙应台、杨照、马家辉许知远等名家倾情推荐。
《我叫他爷爷（精）》是王健壮于《中国时报》“三少四壮集”专栏回忆父亲的文章集结，获2013年“台北书展”大奖。方正不苟言笑的父亲，四分之一的人生在战火中流离，每一天都被死神从背后追赶，这段从对日抗战到国共内战、历史中一个微小军人的亲身见证却从来不曾在父子之间交谈过，平凡的存在彷彿不存在。直到孩子出生，父亲升格为爷爷，两代人的疏离才逐渐化解。父亲去世十二年后，作者鼓起勇气拼凑父亲的图像，在追寻过程中重新理解父亲的孤僻，体会他成为爷爷的欢愉，亦梳理出家族流转、眷村岁月以及年少轻狂。在歌哭笑泪间，道尽天下人子的孺慕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