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乡盟志
1．属牛的孩子
1913年7月，湖北黄安。
这一年的夏天，鄂东北山区的小县城黄安一如往年般炎热，但相较于人口密集而喧嚣的大城市，隐藏在群山之间的一个个小村落，稍显宁静和清凉一些。
在八里湾镇东边下陈家田村的一户人家里，主人张焕元(锡臣)正在焦急地等待妻子黄氏诞下一个新生命。
张家的条件在村中算作中等，略有几亩自耕的薄田，直至今天，来访者还能在村中看见张家的旧居和长子张卓群办学的故址。
1913年夏天，张焕元和黄氏膝下有了第二名男丁，长辈为他取乳名“思孟”，与十八年前张家长子的乳名“思孔”一道，构成了这户普通农家对于中国传统孔孟之道的朴素尊重。
但就在小儿“思孟”出生的年代里，变革之门已经缓缓开启：长子“思孔”进入私塾后改用学名“培典”，后走出山村，更名为雄心壮志的“卓群”；次子“思孟”学龄时更名“培刚”，从此再不曾变过。后来，“培刚”这个名字不但享誉内陆，还扬威异域，并在中外经济思想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记。
公元1913年，张培刚诞生的这一年，以于支论为癸丑牛年。在中国民间的想象里，牛是勤恳耕耘而不计回报的象征。旧时的人们普遍愿意相信，这些生肖所象征的优秀品质，会在当年出生的新生儿性格中打下永久的烙印。
这未必有科学依据，但或许是出于巧合，或许是一种暗示，当人们在百年之后回溯历史时，会惊奇地看到：在这个名叫张培刚的新生男孩所经历的坎坷一生中，有许多个重要的瞬间都和牛这种动物以及其象征意义，结下了微妙的缘分。
张培刚所经历的这一百年，恰逢中国三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局，这也使得他命运中与“牛”的这种微妙缘分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他降生之时周围亲友邻人们朴素的想象。
在农耕文明绵延千年的中国，牛一直是千万农民最为重视乃至于不可或缺的畜力。农民对牛所倾注的情感，远胜于普通家畜和一般生产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感更成为一种精神图腾，成为漫长农耕历史上万千祖先碌碌耕耘的象征，融人中华儿女的血液。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之中，后人才能理解为什么张培刚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之后，依然会用乡土色彩浓厚的“牛肚子理论”来比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他在古稀之年依然耕耘于书斋讲坛，以“老牛奋蹄”自勉。
中国人讲的是轮回。牛年过十二载便会重来一次；即使是干支转一轮，也只需要六十年。六十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1913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乡间的张培刚刚刚睁眼认识身边的世界，这个孩子和围绕在他身旁的普通农民都不会想到，在下一个癸丑牛年到来之时，中国农村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那将是1973年，萨缪尔森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有三载；同样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阿瑟·刘易斯，此时尚在加勒比地区开发银行第一总裁的位置上履职，六年后他也将登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
而他们的中国同行张培刚，此刻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磨难——在一次次政治风浪中，他被迫早早地放下书本、远离讲坛与书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连一份与专业无关的基建管理工作都无法保住，被发配至乡间农场，以六十高龄之身历经带有惩罚性质的劳动改造。
虽然生性乐观豁达，但张培刚的内心却并不平静——此时尽管已经远离学界，但透过广播与报纸上零散的消息，经济学出身的张培刚并不难知道，在他的第五个本命年里，中国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1973年的牛年里，著名的“四三方案”启动，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继50年代苏联援助“156项工程”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 中国从美国、荷兰、法国、日本引进技术；北至黑龙江大庆、辽宁盘山，南至云南水富、广东广州，全国十三家三十万吨级合成氨化肥厂签约在建——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绿色革命”爆发，化肥产量飞速增长，农药工业和农机工业同步发展，至1978年农村承包制改革之前，粮食总产量突破三亿吨，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三百二十公斤——这是1962年全国粮食产量的近两倍。
这样的指数增长，此前从未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过，此后却将稳定地继续下去——它并非是由管理者设计制度带来的积极性所致，也不是托老天爷风调雨顺之福，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此时也未出现——粮食产量如此增加真正的原因只是因为古老的农业开始了蹒跚的工业化脚步——中国真正掌握了化肥、农药等等一系列的现代农业技术，并形成生产力，才为农业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没有任何特征会比这一系列变化更加鲜明。自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以军事重工业为火车头拉动国家工业化的方向，迎来了第一次调整。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自此，正式开启了工业化进程。
P5-7
百年变迁的中国剪影
今年，是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一年半以前，在沉痛悼念一代宗师溘然长逝之时，张五常、晏智杰等经济学界前辈和李佐军、徐长生等张先生的学生，酝酿编辑出版张先生传记，以传承先生的学术与精神。作为张先生的弟子，我十分赞成和支持。随后，武汉市文联主席池莉女士举荐青年作家胡坚担当此任。在各方支持下，胡坚不负众望，于四月初送来《张培刚传》清样，并约我作序。我颇感欣慰，故略抒情怀，以为恩师辞世两周年之祭。
张培刚先生1913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同年，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等大师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46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和主任。1947年，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1950年，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筹委会委员、基建办主任。“文革”结束后，任华中工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11月逝世，享年九十八岁。
张培刚先生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工业化理论形成时期的代表作。上世纪90年代，先生主编出版《新发展经济学》，进一步深化农业大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理论路径与政策内涵，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张培刚先生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不仅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而且以博大的济世情怀引导莘莘学子探索新领域、拓展新境界。张先生从教六十余载，桃李满天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董辅初、李京文、何炼成、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胡和立、巴曙松、李佐军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是先生的弟子，他们活跃在理论界、实业界和政界，为祖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践行先生的理念，奉献自己的才华。
张培刚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张先生的风雨人生和心路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蹇难、光荣与梦想，不啻为百年中华的历史剪影。因此，真诚地感谢作者胡坚，正是他的辛勤劳动，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传主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全书谋篇大气天成，在整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戏剧化的手法展现了一代大师的风采神韵。
全书以时间为主线，分“故乡盟志”、“负笈江城”、“乡间骑士”、“扬帆出海”、“壮志未酬”、“老牛奋蹄”、“英雄暮年”、“荣归”八章，记述了先生卓越而平凡、辉煌而淡泊的一生。从少小立志、海外游学，报效桑梓、“文革”蒙难，到重返学界、老骥伏枥，各篇环环相扣，自然流畅，生动地刻画了历史的沧桑，描绘了传主从摘取学术王冠宝石到历经命运起落的跌宕人生，更热情地讴歌了一位知识分子伟大而沉郁的家国情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使广大读者得以一睹一代宗师的风采，也足以激发一代代有志青年，为实现祖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往直前、开拓进取。
一篇读罢头飞雪，回溯张先生丰饶而又坎坷的一生，无论顺境与逆境，无论高峰与低谷，先生都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默默担当，披肝沥胆，虽九死而未悔，用血肉、苦难乃至整个生命印证并践行了北宋大儒张载所说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张培刚先生毕生追求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梦，正在变为现实。作为《张培刚传》的读者和传主的学生，我唯有秉承先生的学术与理念，始终以人为本，努力造福桑梓，为湖北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是为序。
胡坚所著的《张培刚传(发展经济学之父)》是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传记，《张培刚传(发展经济学之父)》讲述了一个让人喟叹的人生故事。
和同时代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张培刚的人生曲线与国运曲线相吻合，是U形的。他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和哈佛大学，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足以问鼎诺贝尔奖。新中国成立不久，张培刚失去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再也没有做出过更有价值的成果。他在国际经济学界消失了几十年。只是到了暮年，他早年提出的很有预见性的理论，才重新大放异彩。只可惜，此时的他徒有壮心，最富有创造性的年华已失不再来。
胡坚所著的《张培刚传(发展经济学之父)》以时间为主线，分“故乡盟志”、“负笈江城”、“乡间骑士”、“扬帆出海”、“壮志未酬”、“老牛奋蹄”、“英雄暮年”、“荣归”八章，记述了先生卓越而平凡、辉煌而淡泊的一生。从少小立志、海外游学，报效桑梓、“文革”蒙难，到重返学界、老骥伏枥，各篇环环相扣，自然流畅，生动地刻画了历史的沧桑，描绘了传主从摘取学术王冠宝石到历经命运起落的跌宕人生，更热情地讴歌了一位知识分子伟大而沉郁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