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史上一大毁大誉之人，其从政生涯半属外交，唐德刚曾说近现代中国史上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算一个。但其外交是一种“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有人称之为“屈辱外交”。本书专论李鸿章如何通过其外交在外屈内辱的大势中，外御列强，内说昏君和昏臣，勉强维持着清王朝衰败不堪的局面和苛延残喘的命运。

他以一身之计负九重之忧，但能争回一分是一分，他处世事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之异国，哀叹“若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前导 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第一章 “北洋王”外交舞台上的初场戏

 一、“善后”津案与论道外交

1.接任直隶总督与“善后”天津教案

2.津门论道：“痞子腔”与“诚字经”

 二、面对岛国“新客”

1.应接不速之客

2.正式议约及成约后的交锋

3.恶浪陡起现尴尬

 三、与秘鲁的交涉

1.“黄奴”的地狱之国

2.华工问题与议约之争

 四、由马嘉理案引出的外交风波

1.马嘉理案发生之后

2.天津的交涉

3.烟台订约及连带事议

第二章 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一、战前的交涉

1.“越事”的由来

2.首轮筹议

3.变局发生之后

4.与脱利古的谈判

 二、战争期间的交涉

1.开战之际论战和

2.与福禄诺谈判

3.从“北黎事件”到清方宣战

4.在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中

第三章 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

 一、关于蚕池口教堂的交涉

1.这个教堂怎么了？

2.交涉中的多边关系

3.关键与结局

 二、教案多多看两例

1.晚清教案何其多

2.再看两个例子

 三、其人的“洋教观”

1.政治层面的剖析

2.文化层面的审视

第四章 “蕞尔小国”带来天大麻烦

 一、仗是怎样打起来的

1.与森有礼的那场谈判

2.不可忽视这个“专条约款”

3.战火的燃起

 二、临战之际和战争之中

1.他与光绪皇帝

2.靠“调停”行吗？

 三、马关议和

1.不得不应的差事

2.前三场谈判和突挨黑枪

3.“转机”后的续谈

4.签约和随后的厄运

第五章 “历聘欧美”那些事儿

 一、俄国之行与“密约”问题

1.特殊使命

2.隆遇背后的秘密

 二、造访德、法等国

1.在“铁血宰相”的国度

2.法兰西之行

 三、在英纪事

1.政事与礼仪

2.与银行和“中国会”

3.惊羡英伦奇巧物

 四、转访北美及全程得失盘点

1.访美兼至加拿大

2.开眼与入心

3.花絮掇拾

第六章 庚辛乱局中的最后使命

 一、变乱之中在南国

1.南粤封疆

2.与“广东独立”及“东南互保”

 二、“秋风宝剑孤臣泪”

1.重返北洋复旧职

2.上海滞留

3.如此“议和”

4.《辛丑条约》

5.“临事方知一死难”

第七章 “一生功过在和戎”？

 一、不是“惟一”是“之一”

1.从一首诗说起

2.其“和戎观”的内容分析

3.进一步的审视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

1.多面体的军政生涯

2.“一条艰劬路，半部晚清史”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

1.接任直隶总督与“善后”天津教案

1870年（同治九年）秋天，在北方京津一带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然而，受命与洋人议结天津教案的清朝大员们，心里边却绝对没有天气这般清爽，而笼罩着挥不去的悲怆。李鸿章此时也在这班大员之列，不过，他是来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的（并且很快又兼任北洋大臣），涉及案事的最后议结工作。借用句不雅的话说，是给这一案事的清方主办者曾国藩擦屁股的。他并不是全程操办这一案事的最主要责任人，只是在最后的环节上打个擦边球而已。所以，朝野舆论上没有让他为此案背太重的黑锅，他的处境上不会像此时的曾国藩那样狼狈，心情上也不会像曾国藩那样糟糕，说不定还因得以取代曾国藩主政直隶，心底潜藏着几分庆幸。当然，天津教案也不免带给他无奈的悲苦，自闻知案子发生后，他也一直十分关注，还时或作些参议，以至最后成为结案的清方主办人之一。此案对他和曾国藩来说，都不失为一次难忘的外交经历。正是基于这一事件，还引出了两人交接之际一番关于外交问题的微妙论道。为了能依傍天津教案的具体情境来体察其论道的“奥蕴”，我们还是从天津教案的发生说起吧。

自这年春夏之交，天津城乡盛传法国天主教堂让人用“迷药”迷拐人口，挖眼剖心，闹得人心惶惶。在这期间，教方的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孩子病死后，用薄棺盛装，有的一棺装两三具尸体，并且往往在夜间偷偷掩埋。埋得不深，棺材又薄，有孩子的尸体被野狗扒出来撕咬得不成样子，便被认为是教方挖眼剖心所致。惊惧之下，民间提防“拐匪”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并且还不止一次地逮住“拐犯”，经审讯还都有承认的“口供”。不过，连当时清方的办案人员都透露，这种“口供”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的，可信性自然很差。跟天津教案有最直接联系的，是所逮一个叫武兰珍的“拐犯”，也有了“口供”。6月21日（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官府人员押着他到教堂对质，结果其“口供”中所说关于教堂的情况与实际对不上号，围观群众以为是教堂做了手脚掩盖真相，教方人员则认为是冤枉了他们，也出言不逊，双方遂争斗起来。民众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失去控制。离教堂不远就是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嫌在天津的中国官员镇压不力，竟对其开枪行凶。这下更激怒了民众，群起打死了丰大业和教方的一些人，也连带误杀了法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数名外侨，还放火焚烧了法国教堂、领事馆等处所。这样，大乱子出来了，法国联同其他有关国家逼着清方惩办凶犯、赔款、道歉等等，甚至摆出对中国动武打仗的架势来威胁。

这场乱子发生的时候曾国藩在省城保定。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案子，清廷谕令他赶快到天津办理。曾国藩明白，这可是要受夹板罪的大难事：你不依外国的条件它肯定不干，屈从外国不要说自己也不尽甘心，舆论的压力更要厉害。他想，弄不好就得搭上老命，所以写下遗嘱，像灵柩南运路线怎么走，这等事情都嘱咐下。按其本意，到天津后先要查清传言的教方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是否确有其事。他觉得，若确有其事，引起民众激愤，教方自有理亏之处；若实无其事，则津民误听误信传闻，打教致乱，案子办起来则更为麻烦。外国方面则认为有关传闻纯属无中生有，毋需调查，逼迫曾国藩直接查办所谓“凶手”而已。

仓促之下，曾国藩只查定教方挖眼剖心之事实无，对所谓“迷拐”一事的虚实未能查清，只得含混作罢。既然教方挖眼剖心的恶举是虚传，那么，“迷拐”人口之事到底有否？这个，基本上也可以否定。因为所说的“迷拐”，并不是一般的拐骗，而是所谓“拍花”，指用“迷药”一拍之下让人立刻神志上出现幻觉、错觉，丧失正常意识，而又不影响肢体活动，自动跟随迷拐者行走。按照当时记载下的“拍花”具体情节，笔者咨询过医药学和刑侦方面的有关专家，均认为当时真有如此一种邪乎“迷药”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这种不实传闻又为什么在当时能够盛行？除了前边介绍到的具体诱因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天津开埠后，外国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他们惯常飞扬跋扈，激起天津民众的惊惧和激愤，连带地推及在其心目中举动诡异的教方，认为其邪恶害人；第二，民众与教方因为正常的沟通不够，存在严重的隔膜和生疏感，极易生疑致误，当时曾国藩在查案过程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外国方面的胁迫下，案子办起来自然非常棘手。当然，能争曾国藩也不是一点不争，但总体结局上肯定是屈从于外国方面的。逮捕“案犯”并拟判其中20人的死刑，另判多人充军流放，自然还要有数额不菲的赔款。这引起国内舆论的广泛不满，认为曾国藩屈从外夷，误国害民，曾氏心里自然不服，但当时有口难辩，只能以“内疚神明，外渐清议”的表态搪塞。表面看似检讨、自责，但心里并不真正服气。就在曾国藩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恰好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的事件，曾国藩奉回调两江之命，直隶总督即由李鸿章接任。

且说李鸿章，在案子刚发生十来天的时候，他就从外地接到了曾国藩的咨折，了解了案事的大概情况，也感到“案关重大，事多棘手”。而对作为教案重要诱因的关于教方主使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他从一开始就不信其实有，而认定“全系谣传”，说天津地方绅民是受了反洋教宣传品中有关说法的蛊惑，“一唱百合，以讹传讹”，激成事变，何况又有杀死法国领事、教士的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他估计到外国方面一定借端百般要挟，不会轻易放手，具体分析形势，帮助曾国藩铺排交涉之事，并特别担心曾国藩的安全，说前往天津“固不必张皇”，“但防备不可不严”，建议“以弹压民间立说”而“酌带劲旅护卫”。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曾国藩在交涉中“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何谓“痞子手段”？从稍后他与曾国藩“论道”的内容中可有助体察。

鉴于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不但外交讹诈而且武力威胁的紧张形势，清廷令刚率部“援陕”的李鸿章改来畿辅镇守，以备不测。当李鸿章来到直隶境内的时候，于8月上旬在获鹿地方接到令他“受代畿篆”的寄谕，并被催迫火速赶赴天津。他致函曾国藩一面表示“惶汗莫名”，一面又说“知无退步，不得不纯任自然”。表露出慨然膺任的意态，但他又不急于赴津，计议过保定时再行逗留。这显然是为了拖延入津时日，而尽少直接涉入难办的教案。

这个案子迁延难结，他不接手操办又是不现实的。不过，此时案事处理的大局已定，李鸿章也不可能再另起炉灶，别出心裁，往积极处看，也只能是在余留的可能通融的环节上做些争取而已。譬如，对原拟死刑的20人中杀死俄国人的4个“案犯”通融缓处（杀死法、英、比等国人员的16名“案犯”，于10月19日行刑），以能免死。当然，这也是鉴于俄国有“见好百姓，预防报复”的策略考虑，转圜有望。李鸿章透露心迹说，“彼尚以爱惜民命为词，我岂有不爱民者”，“只要彼无异词，亦当护惜民命”。他多方周旋，使事情终有一个预期的结局。还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就是清廷在外国胁迫下，令在天津城乡各处广为张贴禁止打教闹事的告示，李鸿章认为这“徒启绅民之怨谤，迫寻往日之衅瑕”，他为避免刺激民众情绪再激惹事端，只是让天津道府在接近租界的地方张贴了少量做做样子，搪塞一下洋人眼目而已。从实际情况看，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的确不失“聪明”之举。试想，乱事发生之际，万众哄闹参与，凭当时的侦破手段，何易对“案犯”完全查得清楚、确凿，又是在外国胁迫下“惩凶”，天津民众将被惩办的“案犯”视为义士、英雄，怀着寻机为之报仇雪恨的难抑愤激之情，若再行刺激，岂不是干柴上投火？李鸿章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全从朝命，又要应付一下洋人，这便是一种“痞子手段”吧？

2.津门论道：“痞子腔”与“诚字经”

所谓“津门论道”，就是由李鸿章的“痞子说”为主要由头引发开来的。

谈话只在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之间进行，算是“私房话”，但论的全是如何办“国事”。在曾国藩与李鸿章交接直隶总督前后的某日，当年的学生，这时仍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谒请教“老师”。“老师”尽管这时被教案事弄得狼狈不堪，但在“学生”面前仍不想丧失斯文，还不忘摆点架子。见面后不等“学生”开口，他便先问道：“少荃（李鸿章字），你如今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李鸿章说：“门生就是为此，特来求教的。”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所谓“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曾国藩听了李的话，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拉长声音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赶忙说道：“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看着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碰了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但他说回心细想，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尊奉老师训示办理。”

显然，此番津门论道，实际是曾国藩“主讲”，李鸿章“听课”。事后多年，李鸿章向别人作忆述时，还表现得对当年事情刻骨铭心，感慨不已。他说，别人讲到洋务，认为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这神乎其神的“一言指示”为何？就是指曾国藩讲的“诚”字经。李鸿章对人说：“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道破的呢？”

如此看来，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外交之道，似乎奉若神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但揣摩起来，李鸿章这样对人言，多少也不免带点儿“痞子腔”。不错，李鸿章既在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学生，后来又在曾国藩的幕下多年，他的起家，与曾国藩的提携分不开。他对曾国藩始终不失起码的尊敬，也的确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从曾国藩的为官生涯看，他并没有太多地涉身外交事务，而在包括处理天津教案在内的有限外交活动中，也没有表现出太出色的身手。他的“诚”字外交说，一方面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学理”基础，特别是他理学伦理观的推衍，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慑于列强实力强大的无奈。其实，他也明白并说过外夷“论势不论理”这样意思的话。既然人家“不论理”，靠一味讲“诚”难道就真的能够打动它？外交，从古到今都是各方为本国利益争竞的较量，可能的敷衍、迷惑和欺骗，不但是外交活动中所不忌用的，而且是其“艺术”构成的一种内容。当然，不能靠胡侃乱说耍无赖办外交，“痞”亦有道，要有它的“游戏规则”。就对此的认识而言，总体上李鸿章要远比乃师到位。并且，李鸿章在为政方面受儒家学理的牵制也远没有乃师那样明显，他的“功利”色彩倒是浓重得多。他的所谓“痞子手段”也好，“痞子腔”也罢，无非是想在办理外交中掺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骗对方的策略成分而已。在“强国无外交”残酷法则下，这种招数的大效用自很难说，但曾国藩的“诚”字说也未必真是什么“锦囊”。李鸿章对此想必也是心中有数的，他之所以如此“贬己褒曾”，除了“尊师”的因素外，或许也与他说话对象的身份有关，他是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的口述者）如此讲的，好话好听嘛！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李鸿章会从曾国藩那里真的领受外交见识上的一些教益，也不是说他们两人的外交思想和行为迥相抵牾。

无论如何，曾、李两人津门谈论外交之道的事情，是颇耐人寻味的吧？P11-17

本书既然是写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就需要从什么是“外交”说起。

这似乎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尽然。与外国人打交道并不见得就是“外交”——私人间的交往显然不是，即使“因公”也未必就是。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最基本的界定，“外交”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当然，这离不开具体的主持和办理者，但他们一定要代表国家或由国家授权。“外交”也有它的时代性和“主体”性差异，譬如，在李鸿章所处时代的中国，国家主权受到列强的侵害，造成半殖民地形态下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这就决定了其外交整体上的必然屈辱性。在这种条件下，外交办理者就不免受到限制。孙行者纵然能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去。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就是“历史条件”的既定舞台，它法力无边。

李鸿章外交生涯的正式起点，应该是他在1870年（同治九年）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之后，因为从那时起，他不但经常被清廷授权办理外交事务，而且北洋大臣也具有法定的外交职能，也就是说，有了这个职务之后，办理外交就成为其人的“分内”政事之一。而在这以前，李鸿章虽然也早已有了与外国人接触甚至是“交涉”的经历，但主要是在清朝“借师助剿”（借“洋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的事局中与“洋将洋兵”发生关系，合作之中也有摩擦，所涉之事或算不上严格和典型意义上的“外交”。不过，既然是为“皇朝”的事情与外国人打交道，也不能否认其中已具有了“外交”因素，可以视为他正式外交生涯之前的过渡和铺垫。至于他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前就有奉旨办理教案与外国交涉的事情（待第三章第二节中追述），那当然要属“外交”范畴了。

不要说将办理外交作为“分内”的重要职事，即使对与“洋将洋兵”打交道的遭逢，不论是李鸿章本人还是他的家人，当初都是肯定不会预料到的。试想——

当李鸿章于1823年（道光三年）2月15日在安徽合肥磨店乡的一个土财主家呱呱坠地的时候，家长尽管对他在将来有所造化、能光宗耀族不免寄予厚望，但也决不会料到这个子孙日后会与洋人发生脱不开的干系。

当李鸿章读书有成，在弱冠之年入都准备参加顺天乡试，赋出“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诗句，抒发满怀豪情壮志的时候，尽管他会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联翩，但恐怕也难以想到日后会与洋人有掰扯不清的瓜葛。

当李鸿章不但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顺利中举，而且在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及至3年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得以正途入仕的时候，他一定会对升迁的前景抱有莫大的希冀，但想必难能料到日后会以“武事”作为其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杠杆”，并且为其初涉“洋事”的引线。

当李鸿章于1853年（咸丰三年）被奉命回皖操办团练的侍郎级大员吕贤基奏准随同协助，他不得不离开京师翰苑，在家乡折腾了几年以团练防御“粤匪”的事情终无大成效，且落个“翰林变绿林”讥名的时候，不免落拓失意的他，虽然有了涉身“武事”的历练，但对不久就要以一旅之帅的身份与“洋将洋兵”共事，而这又会成为其涉身外交最初的台阶，恐怕仍不会有所卜测。

是到了1859年（咸丰九年），他为寻求出路而投身当时已为湘军统帅数年的曾国藩门下做幕僚，办理文案而又参议军机，观摩历练，才开始见到转机的希望。1860年（咸丰十年），扎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郊、属清朝“经制军”的江南大营彻底覆灭，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事局中借湘军出力、让其“经制军”收功的企图落空，战线不得不对湘军全面开放，而也不能对曾国藩再继续进行地方事权上的限制，而授予了他两江总督之职。曾国藩的军权上，也再不仅仅局限于指挥湘军，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掌控数省军务。总之，一方要区的军政大权集其一身，他的实权骤增，实力猛涨。同时，拓展防线的现实需要也摆在他的面前。东线的上海地区，就急需组军进驻。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划，由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成为定议。李鸿章于1862年（同治元年）4月进驻上海，他不但是新建淮军的统帅，而且很快获任江苏巡抚之职（先署理半年多后实授），军政结合，封疆一方。曾国藩从创立湘军走到这一步，经历了七八年之久的艰难历程，而在李鸿章这里则如此迅捷。这既是时势使然，也离不开曾国藩的荐拔因素。

就湘、淮军的关系而言，固然是“淮由湘出，本有水源木本之谊”，但另一方面，又自成派系，不可避免地具有排他性。李鸿章在曾国藩幕中时，虽然还没有自立派系，但已明显感受到因为自己不是湘人而受歧视和排挤的难堪，甚至与湘军将领彭玉麟因此发生过殴斗之事。不过，曾国藩对李鸿章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之间早就结有师生关系。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为同年进士，李鸿章入都后由父亲托付曾国藩施教，他比曾国藩小12岁，几乎有一代人的年龄之差，自以学生和晚辈自居。到曾国藩幕下后，这位特殊的幕僚所受主人的待遇，可谓既要求严格又由衷护持。“东援”统帅之位，起初拟议由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来居，但其人一心盯着拿下太平天国都城以夺头功，所以“高姿态”地推让，曾国藩把这个“人情”送给李鸿章，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

这自然是李鸿章巴不得的理想之事。他入曾国藩幕，就是为了寻机而出，独立山头，此事正遂其愿。的确，这成为李鸿章仕途崛起的一大关键。同时，也是他涉身外交的初基。一方面，他有了与湘军相对分离的战区；另一方面，清廷已决策“借师助剿”，而李鸿章成为这一方策的重要实施者。

这一切，都酝酿和发端于同（治）咸（丰）易代之际。李鸿章成为一方诸侯，是在同治初始之年。而“借师助剿”方策的最后确定，也离不开新帝即位。朝中的恭亲王奕訢还有文祥等洋务派大臣，在咸丰帝生前就有“借师助剿”的主张，但不为咸丰帝所积极认可。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与奕訢联手发动政变，镇压了赞襄政务王大臣一派政敌势力，借同治帝年幼不能理政之机，慈禧太后获得“垂帘听政”执掌国柄的权位，开始了她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实际“女皇”的生涯。奕訢等人所主张的“借师助剿”方策被肯定，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上海有关地方官绅是积极呼应并已有过一段时间尝试“借师助剿”经历的。早在1860年（咸丰十年），苏松太道吴煦就奉江苏巡抚薛焕之命，向英、美、法等国借兵“助剿”进攻上海的太平军。他又与买办出身与洋人关系密切的富豪官绅杨坊联同，勾结美国人华尔，由其招募外国兵组建“洋枪队”对抗太平军，有过多场次的作战。在李鸿章抵沪前夕，这支外国军队已改称“常胜军”。而吴煦、杨坊辈对清廷之于“借师助剿”方策的明确肯定自然备感欣幸，积极推助，拟出作为进一步实施“借师助剿”具体方案的《借师剿贼章程八条》。他们对李鸿章的入沪表示出积极欢迎的态度，当然也想影响他主动接受并推行“借师助剿”的方案。

而曾国藩，对“借师助剿”充其量可以说是有条件地勉强认同。他要李鸿章坚持借洋兵“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的原则，“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无论他将理由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其真意不免在于不想让洋兵分夺可由湘军独自攻下太平天国腹心地区的战功。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告诫自然不好公然违拗，但他对“借师助剿”的实际态度比曾国藩要积极，能比较放得开。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初与洋兵接触，便惊羡于其作战“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的威力，觉得与它联手，不但可以在作战方面得到直接帮助，而且可以学其之长，补己之短（事实证明李鸿章真能积极效法洋兵来改造淮军的武器装备，使它在这方面很快就明显地优于湘军）。当然，他感到吴煦、杨坊辈的“外交之术”，“过趋卑谄”，而认为江苏巡抚薛焕虽能“尚持大体”，但“于体制末节，辄与洋人龃龉”，使“彼族甚不亲附”，也不可取；他向曾国藩申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以致“洋人日与缠绕，时来亲近”，特别强调“非鸿章肯先亲之也”。不管实际情况是谁先向谁示亲，反正各有目的。李鸿章所表白的，一方面尽量“笼络存问洋人”，避免无谓“衅隙”；一方面“稳慎布置”，“未便以外国之法用我国之兵，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似乎可以视为他所力求把握的与洋人、洋兵的关系处理原则。这从他与几任“常胜军”领队的关系处理和相关事件上即可以得到印证。

“常胜军”（原“洋枪队”）的首任统领华尔，于1862年9月在率军进攻慈溪的作战中被太平军打死，李鸿章到沪与其“共事”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有美国人的著述中评述，华尔“和中国官员的关系，尤其是与李鸿章和杨坊的关系，是最好的”，“李鸿章在上皇帝的奏折中，盛赞他的勇敢、能力和忠诚”。此言当为不虚。杨坊始终不遗余力地资助华尔之军，并且后来与他一道统带，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关系自然亲密。而李鸿章也确实上过“盛赞”华尔的奏折，言其“颇遵调遣”、“忠勇性成”，为其请恤。“颇遵调遣”几个字，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起码意味着，在李鸿章看来，华尔尚没有使“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的危险。

“常胜军”的继任统领是美国人白齐文（他本为华尔的副手）。此人飞扬跋扈，我行我素。他甚至借口索要欠饷，于1863年1月间带兵到杨坊在上海的银号里抢银，并打了与之争持的杨坊的耳光，又击其胸膛，使之受伤，吐血不止，结果劫走4万两银。此事发生后，李鸿章将白齐文的“常胜军”统领之职撤去，并令“严密拿解”，“照中国之法治罪”。他向清廷奏报此事，激愤地指斥白齐文“跋扈狂悖”，“逞凶滋事”；“不遵调遣，劫饷殴官”。美、英等国的驻华外交官却极力庇护白齐文，甚至谋求为其复职，遭到李鸿章的拒绝。白齐文于当年8月间在松江劫船投赴太平军，这自然更让李鸿章抓住了把柄，发布“不拘死活”只要拿获其人便赏银3000两的告示。而白齐文因不满太平军对他的安置，两个月后又叛逃出来。美国领事保护性地“逮捕”了他，把他遣送到日本。后来他又潜入中国，在太平天国覆亡前夕再度加入太平军。1865年（同治四年）他被在福建漳州拿获，在被解往苏州的途中意外毙命。从李鸿章对其人的态度看，是不顾外国方面的压力坚持要予以惩办的，尽管没能及时做到。

自从白齐文滋事被罢职后，常胜军曾暂由英国官弁奥伦管带，后由同为英国官弁的戈登接任，但要“由中国官员一人会同管带”。这是通过白齐文事件，使李鸿章对洋兵的“犷悍难制”愈加担心，经与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交涉而订立的关于整饬“常胜军”的约款中所规定。该约款除了此项内容外，还有关于“常胜军”的管带归当地巡抚（李鸿章）节制，裁减“常胜军”人数、饷需等项。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加强对“常胜军”的限制和中方的控制力。

戈登似乎不像白齐文那样桀骜不驯，但在他管带“常胜军”期间，也曾与李鸿章的淮军部属发生冲突。这是在1863年的夏间，因为“常胜军”的总部设在昆山，这使得以此处在其防地范围内的淮军程学启部大为不满，两军猜忌，影响军务，甚至发生程军向戈军枪击的事件。戈登因此愤欲辞职，经调处了事。

戈登也曾与李鸿章发生相当严重的抵牾，起因是1863年12月初李鸿章的苏州杀降事件。在淮军程学启部和“常胜军”联合强攻下，占据苏州的太平军陷于绝境，纳王郜永宽等杀害了坚决不降的慕王谭绍光，计有“八王”（太平天国后期封王很多）叛变投降，当然在事先他们被许以不但保全性命而且还要封赏的优待条件。但李鸿章言而无信，竟然设计将八降王骗杀。据说，这天李鸿章在苏州楼门外军营宴请八降王，就席后，有军官假装给李鸿章送进来文报，李借故离席，剩下的人照样行酒。不一会儿有八名武弁进来，每人手提一顶官帽，都为红顶花翎者，他们跪在席前请八降王升冠。降王们不知是计，竟洋洋自得地站起身来，自己解去额上的黄巾。席中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凝神注目。在猝不及防之下，八名武弁突然动手将八降王的头割了下来，鲜血淋漓地提在手里。骗杀八降王之后，程学启的军队突进城去疯狂杀戮，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3万人之众。

这一切，使戈登不免触目惊心，并确实被激怒了。曾经参与议降的他，感到这是一种破坏约言的耻辱。他气愤地提出辞职，并离开苏州返回昆山，要求把苏州还给太平军，甚至“命令‘海生号’轮船和一队士兵出发，意于欲把李鸿章抓起来当一个俘虏”。当然，最终他还是克制了，在调解之下继续统带“常胜军”与淮军联合作战。

而李鸿章“对他自己的行为承担了完全责任，并且坚持它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其实，何止这一事件的直接操纵者李鸿章自己，连从曾国藩到清廷对此事的反应，都是称道有加，不认为有丝毫不妥。为了能灭“粤匪”，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什么样的卑劣、龌龊、残忍手段都在所不惜。这若说是“策略”，当会亵渎这个蕴涵着智慧成分的字眼。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不是口口声声标榜要对洋人讲“忠、信、笃、敬”吗？可对“造反”而最终投降的国人同胞却没有一点这种意思，甚至连江湖的惯例也不理分毫，更不屑于受“洋规矩”的制约。

“常胜军”到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攻下的前夕解散。戈登由于“助剿”之“功”，屡获清朝封赏。在“常胜军”解散几个月后他返回英国，后又辗转到苏丹、印度等多地任职或进行殖民活动（其间于1880年又曾短时来华，在天津与李鸿章会面），在1885年率军镇压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反英起义中被击毙。

在李鸿章与洋将洋兵打交道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与“外交”相关的事情，就是“阿思本舰队”事件。1862年，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在英国有关人员怂恿和曾国藩等地方大员的支持下，委派在清朝任总税务司而回英国本土休假的李泰国购买船炮建立舰队。李泰国聘请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该舰队司令，并与之擅订旨在由阿思本“专主”舰队的“合同”。清朝方面鉴于这背离由自己主控舰队的初衷，便由总理衙门主持重新议订了相关章程。但李泰国和阿思本我行我素，事事与中方对抗、为难。在该舰队于1863年抵华后，亦返回中国的李泰国亲见李鸿章，要求增加船价，进行勒索。李鸿章以“无款”为词“坚辞再三”，李泰国顿时“怒形于色”，说此款要向恭亲王直接索取，李鸿章也以疾言厉色相对，说中国自有重兵，不需“有劳外助”，若“因此挟制，激怒军情，我两人不免勒兵交战也”！李泰国拂衣而去，李鸿章亦“不为礼”。李鸿章为何如此强硬地抗拒对方？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认可了这样一支由外国人控制的舰队，受其“胁制”，“后患方长”，当“防微杜渐”。他认为即使中国耗费钱财，如果能消除这支由外国人控制的舰队也是幸事。结果真是清朝不惜赔累将这支舰队打发了事，李泰国也由此结束了他清朝总税务司的任职。中方可谓“折兵却未赔夫人”。李鸿章在“阿思本舰队”事件的交涉中，虽然只是一个参与的角色，但可谓最“硬气”的人物之一。

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在“借师助剿”之局中是与“洋将洋兵”打交道的主角。而在镇压太平天国当中，他主要承担了后期“用沪平吴”的战略任务，在其总体事局中尚属“配角”，而“主角”无可争议地属于湘军。因为随后有“裁湘留淮”而造成派系实力上“湘消淮长”的相对变化，及至镇压捻军的事局中，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便转化成“主角”，并且也是最后收功的“主角”，这成为李鸿章的军政实力和权位后来居上的撬动杠杆。他在挂帅平捻期间，就被授湖广总督。平捻之役结束两年之后，他又有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机缘，主政一方的同时，也开始正式而连续地在外交舞台上“回旋舞步”。

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

——唐德刚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届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