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编著的《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济评论文集。

中国的改革需要试错，应该允许试错，试错是一种缓冲，更是一条稳妥的路径，这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含义。

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新问题的出现预示着新的发展希望，这也是本书中所关注问题及其解决方向的动力和期望所在。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主要论述了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并对很多具体问题提出极富参考价值的思考和建议。分为六大部分：产权制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分配制度、股市、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在每个大框架内，作者杨英杰从当下社会热点入手，以平实的语言、严谨的逻辑、宽广的视角厘清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纷繁复杂，书中评论短小精悍叉切中时弊，说明了在产业、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的热点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既有理论深度也有现实意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济评论文集。

第一篇 保尔·柯察金的困惑与产权制度

 保尔·柯察金的困惑与产权制度

 “官位”之产权属性分析

 本·拉登与产权市场

 高尔夫球之争与知识产权意识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鼓励创新

 选择权也是财富之泉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从交易费用看经济发育

 公园晨练冲突中的经济学含义

 民营消防队为何“见火不救”

 权利的证明与财富的增进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官民比例与人民币币值

 高经济增长率下的低教育回报率之谜

 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

 创新型国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

 人力资本预期收益下降是内需不足的主要诱因

第二篇 谁该摘取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谁该摘取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中国人在为这个世界供应午餐

 期待工资引领新型增长模式

 外资对于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出口对于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出口导向型经济还能带来什么

 让国内资本更多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追求外贸平衡不是我国经济首要任务

 警惕“荷兰病”魔咒袭扰中国经济肌体

 汇改攻坚箭在弦上

 以什么“内热”抵御“外冷”

第三篇 和谐社会核心是什么

 和谐社会核心是什么

 缓解收入不平等关键是降低贫困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收入差距拉大是全球性问题

 富士康事件的含义：必须支付的工业化成本

 构建和谐社会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建设新农村不能脱离城市化进程

 薛宝钗的和谐观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之最终目的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第二次转型”

 分配制度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切入点

 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财政政策应关注提升消费性需求

 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不是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重视解决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冲突

 “占领华尔街”反映资本主义内生危机吗

 文化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四篇 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股市上

 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股市上

 自主创新绕不过股市这道坎

 居民敢不敢消费投资与金融市场改革有关

 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多大才危险

 中国股市上涨对拉动消费作用不大

 资本市场变化挑战中国政府调控能力

 资本自由流动的自由度该有多大

 增加就业还需加速推进资本深化

 股市问题全该由政府来“扛”吗

 继续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

 谨防流动性过剩变为流动性危机

 稳物价和保增长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防范金融风险必须两手抓

 中国有信心维护金融稳定

 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

 巨额信贷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第五篇 中国宏观调控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宏观调控的出路在哪里

 解决中国关键问题唯有依靠民间力量

 对我国近期物价走势的判断

 政府全面退出要素市场应成为改革主攻方向

 远离重商主义是我们现实的选择

 “索罗诅咒”与中国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转向是当前紧迫问题

 投资低效是危害经济的祸首

 我们更看重发展的效益和质量

 历次投资过度引发经济过热都与央行独立性缺失有关

 转变需求结构是当务之急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驱动

 咸鸭蛋、多宝鱼与“看得见的手”

 运用市场机制解决当前经济突出问题

 有效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

 自主创新为何要强调需求导向

 从紧货币政策面临刚性约束

 把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在“两难”中前行

 两难中的货币政策

 “收紧银根”能抑制物价上涨吗

 宏观调控欲往何方

 坚持宏观调控基本取向不变

 以市场之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篇 未来三十年发展的指向：制度与理念并举

 未来30年发展的指向：制度与理念并举

 制度建设为中国经济释放潜力

 下一步改革模式应转变成：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型

 中国经济发展亟待摆脱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羁绊

 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优势和长期优势

 中国经济如何突围：松绑加放手

 重要历史关口期盼中国农村“二次革命”

 下一个30年的三大挑战

 下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和活力源泉

 政府投资的重点应在哪里

 当前我们更需要熊彼特

 中国经济亟待解锁

 跨过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关

 从体制上解决产能过剩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

 高储蓄率还会那么重要吗

 重视反危机中经济增长的代价

 “后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

 转变发展方式须首先转变发展思想

 抓住机遇全面启动民间投资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中小企业不只缺“钱”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转型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亟待突破“锁定”状态

 “围魏救赵”走出中国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不转型难以为继

 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后记

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个情节，时任仓库保管员的保尔疑惑而又愤怒地对其他几个共青团员说：“以前我们在为资本家干活时，既没有人迟到又没有人早退，更没有偷盗现象；为什么我们翻身做主人了，在为自己干活了，却又迟到又早退，甚至又偷又抢呢？”保尔虽然困惑，但他心中显然是有一个答案的，那就是这些人忘记了苏联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忘记了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这方面的原因是有的，但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人性本无善恶，环境不同而已。同一个人，一种环境下规规矩矩、拼命工作，一种环境下迟到早退、又偷又抢。我们不能说他本性就是时好时坏，而只能说是环境使然。动物的投机主义在人身上同样很显著，这种投机主义表现为对环境的主动积极的适应，不论这种环境是经主观改造过的也好，保持原始状态的也好，这种适应最终体现为每个人在对其来说是既定的外在的环境中实现收益最大化。既定环境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定的制度。制度的设定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同力量竞争的结果；一种是权威依据一定的理论或（和）经验直接制定的结果。表现于人类经济交往中，就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经济主体的形成也就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市场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栉风沐雨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一种是在计划的安排下互不干扰地在暖房中长大。一旦将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济主体移栽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缺乏对市场竞争的免疫力而很容易失去成长的活力。有两种办法来对市场竞争进行抗争，一种是依靠权威的力量对经济主体进行保护，可以特许其不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则行事；一种是对经济主体产权形式进行重新安排，逐渐形成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作方式。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股份制应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尽管有些人以反对“一股就灵”的名义对股份制提出责难，但他们却无法否认对一定规模企业来说“无股不灵”的判断。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主体的产权就必须要清晰，可以说，没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仍是那种人人拥有却人人不负责的产权制度，那么这种产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伪”市场经济。这种产权制度下的经济主体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进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则是必然的。

以我们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一方面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最大限度地收回、变现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务院分别于1999年4月和1999年lO月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将1.4万亿不良资产从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一再强调，这次剥离是“最后的晚餐”，各商业银行要以此为新的起点，轻装上阵，不能再重蹈覆辙。然而，仅仅过了四年的时间，这四大银行又积累了2万亿的不良贷款。如何处理这些不良资产，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这些不良资产进行第二次剥离，交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使国有银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削弱它们进行改革的动力，不利于良好公司治理的建立。因此我们认为，降低不良贷款的重任应责无旁贷地落在国有银行自己身上。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短短四年间又积累了如此之高的金融风险呢？

从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的形式上看，国内银行与海外银行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一个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运作下来，为什么就会南橘北枳呢？一个最为关键的制度性因素在作祟。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特别是在贷款出现问题时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所谓权力责任制度的缺陷，指的是贷款缺陷的分布完全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风险管理能力来划分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则表现在激励不足上。如此一来，约束过度时，信贷人员就会选择消极怠工，激励过分而约束不足时，则容易让信贷人员铤而走险。同时，发放出去的贷款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所谓信贷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度等，人人负责的同时又人人不负责，使得责任的追究无从着手。根本原因还在于产权不明晰，与非金融国有企业的病根一样。有了明晰的产权，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不仅保证银行作为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保证了金融业监管有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中国的银行最现实的问题在于首先产权就是不清晰的，没有清晰的产权为基础，外部监管无法从根本上防范、控制银行风险。这就是我国金融体系脆弱、金融风险加剧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回到保尔的困惑。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在一些人心中这种困惑或许仍然存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其中肯定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风险。应对这些困难、挫折和风险，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又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吸收人类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经营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健全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最为重要，这种机制不仅仅对企业员工，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的管理者。然而，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样需要激励机制，说到底，根子还在于产权制度。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人们也就不存在去积极建立监督约束和激励制度的动力；即使是建立了某种激励约束制度，人们也缺乏实施这种制度的动力，最后归于纸上谈兵。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中，合理明晰的产权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合理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万万不能的。P3-6

本书付梓之时，笔者仍在一家省属国有企业挂职。关于中国经济的思考，书中已有所述，也会随着笔者的人生阅历和体悟的丰富而不断深化。这里只是想说一些和经济不甚关联的话，或许和自己的挂职经历有关。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共同决定了这一特点，二者缺一不可。中国的发展要考虑到这个特点。老祖宗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就是“不扰、不动”，允许经济社会自发成长，可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哪个王朝自始至终能够如此。

在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关系中，需求起决定性作用。制度和一般商品一样，也有需求和供给。需求从哪里来，从竞争中来。谁的出价高，谁的需求就能够得到重视，就会有事实上的满足优先权。为什么有的人能出价高，有的人不能呢？这和掌控资源能力的获取途径有关。

中国人历来十分认同“枪杆子里出政权”，不仅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看来就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偏好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存在的条件很苛刻，因此在真实的世界中少有遇到，真正的公平正义也多潜身于理论的论述之中。

所以说，权力在手的统治者的“顶层设计”就显得极为重要。所谓“顶层设计”，就是为了“无中生有”和“优中选优”。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加入对设计者的道德评判，因为操柄者同样有需求。如此，“顶层设计”，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了，无论你是因为不再认同“摸着石头过河”而肯定它还是因为怀疑设计者的道德水准而否定它。

“顶层设计”涉及到游戏规则的制定或日制度变迁，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指向制度的自发生成过程。笔者以为，“顶层设计”的最大职责就在于对“摸着石头过河”路径的制度层面的确认，因为既然已经平稳地趟过了河，趟河过程中的激流乱石暗涌漩涡已经达成了某种平衡，何苦要再人为地制造另一种危险呢？

制度的发生及演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只能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次优，最优状态近乎一种理想状态，多在理论中出现，现实中无法确认。千万不要认为这种试错过程是浪费，试错过程是市场参与各方不断试探、不断调整自身诉求的过程，是达成市场和谐或诉求妥协的次优选择。

中国的改革需要试错，应该允许试错，试错是一种缓冲，更是一条稳妥的路径，这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含义。

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新问题的出现预示着新的发展希望，这也是本书中所关注问题及其解决方向的动力和期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