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编著的《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以1911年的中国作为大舞台，刻画了中央权威丧失，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一地鸡毛；地方官场的明争暗斗，北京的政争混乱激烈，川路公司挑动民粹，会党势力与革命组织结合的纷乱景象，剖析了辛亥革命的起源真相。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由雪珥编著。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讲述了：

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周游欧美回京，一句话令慈禧悚然动容：宪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于是慈禧下决心来次政治体制的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在实践过程中，中央日益向地方放权，可地方行政权却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造成一种分离主义倾向，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也丧失了！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等各方面都对中央掣肘，权力分配争夺愈来愈激烈，又夹着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发难。中央掌控全局的能力日益微弱，虽是保路风潮这样的地区性事件，却难以令行禁止，大清国事与愿违而出人意料地土崩瓦解……

自序 国运之“运”

引子 帝国出轨

第一章 亡国的股灾

 1、全民炒股运动

 2、美梦尽头是梦魇

第二章 黑幕

 1、铁轨下的老鼠

 2、格老子扒粪

第三章 一地鸡毛

 1、“二政府”的权力

 2、剁椒“杨”头

第四章 紫禁城面瘫

 1、“盛”名之下

 2、山雨欲来

第五章 波大无脑

 1、“不顶不是四川人”

 2、护院不看家

 3、潜水的老大

 4、粉墨登场

第六章 豆豉暗杀令

 1、暗杀，暗杀

 2、宜昌导火线

第七章 皇帝门神

 1、大帅搁浅

 2、痞子运动

 3、光绪罢市

第八章 老大同志

 1、喋血督府

 2、机关报 机关枪

 3、九月围城

第九章 树上的猢狲

 1、“官屠”入川

 2、狡兔未死良狗烹

 3、树倒猢狲散

第十章 革命“投名状”

 1、将军末路

 2、总督之死

尾声一 涛声依旧

尾声二 后来，他们的命运

附录一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附录二 天杀的公司——大清另类出轨的一个缩影

剁椒“杨”头

铁路国有政策大大减轻农民负担，这受惠的一群却正是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能力来表达支持，正如他们之前没有能力表达反对。而政府显然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

1910年的春天，躁动不安。湖北汉口，一起治安刑事案件震动全城：一个湖南人在英租界内被一群湖南人痛殴毒打，几成“剁椒‘杨’头”。

这受害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湖南湘潭人，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谋士之一。虽然只是个处级小干部（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却时常到中南海和颐和园讲课，可称“帝师”。

而为首的打人者是当时寂寂无名、日后暴得大名的“辛亥烈士”刘复基，湖南武陵人。

接到报警之后，英租界巡捕们紧急出动，赶到了事发现场既济水电公司，救治伤者，拘捕凶嫌。令他们吃惊的是，猛下毒手的刘复基居然是位文化人，是汉口《商务报》的会计兼发行人。

汉口《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此时已经被“群治学社”（武昌暴动发动者“振武学社”前身）秘密收购，作为武装暴动的据点，在湖北新军中积极策反。这次，刘复基得知杨度住在既济水电公司，就召集了帮会成员100多人在湖南会馆，而后带十多人找到杨度，要揪他到湖南会馆进行批斗。杨度不从，众人便围殴。

租界警方将一众凶嫌拘留了8小时，见杨度无性命之忧，便将刘复基等人释放。英国领事随即下令，将刘复基等人驱逐出租界。《商务报》因此被湖北地方政府和英租界列为需重点布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未几，长沙爆发抢米风潮，群治学社以该报社掩护，密谋在汉口发动武装暴动，事泄之后，报社被当局查封，群治学社也改名为“振武学社”，并在一年后成功发动武昌暴动。

致命的国有

除了湖南同乡要置杨度于“剁椒”境地，湖北本地的士绅们也不喜欢这位鼓吹铁路国有的小京官。根据野史记载，湖北商办铁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张伯烈甚至密派杀手要取杨某人的性命。杨度也知道自己身蹈险地，事后心有余悸：“白刃当起于前，洋枪或震于后。”吊诡的是，日后杨度却与张伯烈联手组建“新共和党”，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唱了一出二人转。

杨度的铁路国有建议，是以普通国民递交公开信的方式上书邮传部的；由于他知名度高，影响力大，一时成了反对铁路国有者的众矢之的。在建议书中，他痛斥粤汉铁路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商办后，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政界和企业界内讧内行，各自为政，铁路进展缓慢，因此一改其此前赞同铁路商办的观点，呼吁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以保障建设的顺利进行。

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民营铁路公司的种种腐败现象，令这些当初激情澎湃为民营呼吁的人逐渐冷静，趋向现实。

曾鲲化，一位年仅28岁的邮传部普通机关干部，他曾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大名鼎鼎的蔡锷是同学。他在1906年学成回国后，历时3个月走遍15省，全面考察了中国铁路，写出了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份考察报告《中国铁路现势通论》，史称“丙午调查”。他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官办铁路之恶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一文，强烈反对铁路国有。而曾鲲化在此之后实践中看到了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也秉笔直书，同样痛加贬斥。

主持收回粤汉铁路并改为商办的张之洞，在1909年临终之前，已经痛感商办民营对铁路建设的巨大伤害，从而顶着既得利益集团“卖国贼”的斥责，主持了引进外资加快铁路建设的工作，试图为实际陷人停顿的粤汉和川汉铁路再度引入550万英镑的巨额低息（年利率5厘）外资。

尽管民间依然对引进外资充满了疑虑，但外资独资修建的铁路的丰厚利润令朝野信服和艳羡：南满铁路（日资），1906年收入为75万余元，到1908年收入就增加到143万余元；胶济铁路（德资），1905年的收入是19l万两，1910年增至373万两。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偷偷修筑了吴淞铁路，通车几个月后其每公里收益率就超过了伦敦铁路，跻身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铁路之列。

引进外资后，大清国的铁路建设大大提速，京汉铁路（1906年）、沪宁铁路（1908年）、汴洛铁路（1909年）等都迅速建成并顺利地进入了盈利期，扣除了利息后还是有巨大的利润。引进外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铁路建设，从根本上杜绝了路权的丧失。“虽借款为当世诟病，然使当时不借英款以筑津（天津）榆（山海关），不但奉新无从赎回，即京张、张绥亦将为俄人所图，焉有自我鸠工之一日。”1909年完工的、令国人极为自豪的京张铁路也是提取关内外铁路余利修建的。

引进外资本身常带的不平等条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逐渐消解。1908年，《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德国德华银行、英国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为该铁路提供贷款，第一次取消了列强从铁路收益中分红的“余利制”，只需支付20万镑现利，同时也不再以铁路本身作抵押，而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厘金作担保，并且明确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这成为大清国引进外资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大清国终于获得了在经济合同上基本平等的谈判地位。

最为关键的是，“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筹款的艰窘而论，铁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毕，而政府是没有时间去等的”（《东方杂志》）。那种拒绝外资的“经济义和团”举动，“非束手待毙之道乎……而谓赤手空拳，能转贫弱为富强，不自取灭亡者，异日抉吾眼拔吾舌也”（《卢提学使抉眼之言》，《民呼日报》，1909年7月7日）。铁路“关系到全国之脉络，政令之迅速，兵机之利钝，民食之盈虚”，“早成一日，可保一日之利权；多拓百里，可收百里之功效”，这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认识利权。

实际上，民营铁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令朝野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盛宣怀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资本条件下，单纯的筹款自办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要大发展，必须收归国有，必须引进外资。实际上，一些民营公司一边高喊拒绝外债，一边也在悄悄地接触外资，反而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与外资谈判中的地位。

铁路国有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却触动了两类人的利益：一是铁路商办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地方上的士绅们。大清国的铁路虽然号称商办，但因为民间资本薄弱，比如川汉、粤汉等铁路公司，还是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强行向农民征收“租股”等，铁路公司因此而成为“二政府”。即使在商业资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苏铁路公司，管理上股东权益旁落也是普遍现象。各铁路公司管理混乱，财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办的性质又使其逃脱了官方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管，民营铁路公司成了这些高管们的小金库。如果收归国有，不仅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为收购而准备的清产核资，将会令他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二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乘势而起的帮会，包括那些日后被赋予“革命团体”或“反动会道门”不同标签的帮派。这些帮会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是典型的“凡是派”：凡是政府拥护的，就坚决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坚决拥护。铁路国有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这等于为帮会提供了天然的同盟军，更何况以征收苛捐杂税的方式筹集铁路资金，牵连千家万户，成为动员群众的最好工具。如果说地方士绅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对抗铁路国有，帮会则根本就不在乎铁路归谁所有，而是为了把水彻底搅浑。几年后，在新生的民国政府统治下，“腐朽而反动”的清王朝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仅被全盘继承，而且被发扬光大，赎买商股的条件更为苛刻，却赢得了天下的颂赞和响应，无人敢作仗马鸣。

尽管反对的人是一小撮，但是和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他们的能量更为巨大。被打得半死的杨度当然是聪明人，从此就闭嘴了。占着情、理、法优势，自我感觉更为良好的盛宣怀顶在前面承担着风暴惊雷，并将迎来几乎和杨度同样致命的危险。

P55-60

国运之“运”

1

落雨大，水浸街。

尽管北京已经严寒料峭，此时的广州却依然春光四溢。为了看看流光溢彩的“新”珠江，我们彻底地陷入了车的洪流，无法动弹。刚刚散场的亚运开幕彩排，令这座城市high到了极点，血脉贲张，到处都是高潮之后的疲态。

广州的朋友们尽管感觉到“盛会”带来巨大不便，却都还在坚守家园和工作岗位。“要知揾银最艰难，双眼通红声沙晒”，在北京2008年相当普遍的“避运”行为（避开奥运到外地），广州人做不到，为了生存，只能“受运”。

2

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受运”、“避运”，没有根本的区别。 在“运”的洪流中，除了随波逐流，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被“小日本”打趴下的“大中国”，痛定思痛，朝野上下认定了“只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图存。问题在于，他们几乎又同时认定，“只要”制度层面的变革， “就能”救亡图存。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关系，从“只有-才”的必要条件，变成为“只要-就”的充分条件，逻辑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前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中对涉及国防、民生等基本面的关注退居二线，甚至消失了。人们都指望着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引进或建立一种什么主义，就可一举富国强民，全社会的资源被畸形地投放到这场“寻宝”运动中，自此清王朝进入了“主义”超越“问题”的运动年代，人们前赴后继地“转运”、“倒运”或“败运”，周而复始，绵绵不绝。

戊戌变法就是在极度的失落后一次盲目而操切的“转运”。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即“四小军机”）儿戏般地发出了一百多道改革诏令，以文字上虚幻的快感取代了改革应有的审慎。而资历极浅的改革者们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这种从组织人事上入手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改革的对立面。再加上康梁师徒为了争夺眼球，一味鼓噪，铺天盖地的“敏感词”深深刺激着官僚机器的神经，这场变法终于成为变法者自己的绞索。反改革势力全面回潮后，甚至在国际事务上也不再韬光养晦，贸然出击，两年内就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乃至八国联军入侵。从1898年的“极右”到1900年的“极左”，中国在表面上似乎进行U形大转弯，但其实背后是相同的进退失据。

3

在1901年逃亡途中，大清中央政府宣示了继续改革的决心，随后发现，各项改革都难以推进，处处掣肘。几番折腾，多方考察，支付了巨额的“学费”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推行宪政，成了大清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识。当载泽、端方等人周游欧美、考察宪政回京之后，他们的一句话令慈禧太后悚然动容：宪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老佛爷下决心来次政治体制大改革。随后，从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官制改革）入手，大清开始“政改保胎”。

执政者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开放政权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设定的9年预备立宪期被后世长期作为“假立宪”的证据，但这一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为所证实是必要的：抨击清廷“假立宪”的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干脆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其曾经痛斥的大清王朝更为“稳健”。  在当时，“改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主流语汇。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在于改革的旗号被滥用，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幌子。

宪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谘议局）最为关键。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各方面都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成为政权建设的心腹之患。地方谘议局成立后，很快就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巨大的钳制。

几次较量下来，地方督抚纷纷转而与谘议局合作，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得以迅速扩大。但是，合流后的地方势力却迅速将目标转向了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争夺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烈，而且因为夹着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这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最为明显，“7000万川民”成为地方势力的口头禅），中央政府在这些争斗中节节败退。

4

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冲突，加上中央政府日益微弱的掌控全局的能力，是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宪政与否只是一层外包装而已。

在权力的逐鹿场上，执政者与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在执政者眼中，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发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浑水才能摸鱼，越乱越有机会。章太炎就毫不隐晦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因为如果满人中出了尧舜，革命就没机会了，执政者越腐败越好、越残暴越好。在野者没有执政的包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贵，轻装上阵，可以喊出最为动听的口号，反正自己没上台前无法验证、也无从兑现，上台之后，谁还敢来验证、要求兑现呢？

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后，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动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宽容度之大史所罕见，非但没有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离心散乱。因为，很多人趁此良机想“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核心目的就是夺权，主导口号就是“我能”。

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但是，从晚清直到改革开放，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翻烧饼似的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

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关注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导致这种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普罗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

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与否，更不在于大清统治者的漠视民生，而是由于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服务乃至牺牲于这个“大局”。

5

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必须由他说了算；体制内的当家人也未尝不想改建扩建乃至推倒重建，当然前提是自己还是主人。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  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墙倒众人推，绝大多数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代入原政权领导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6

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被夸大的神性或魔性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

7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是“民”的当下灾难，夺权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落雨大，水浸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