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智道丛书》是从我泱泱中华文明之树上采撷的一批智慧之果，经由最耐得住寂寞的专家、学者的阐释、总结、提炼与升华，形成了一套关于天地、节令、宫省、君臣、治国、人际、军事、用人、饮食、服饰的中国古代智道丛书。它们自成一体，各有侧重；互相映衬、珠联璧合。这套源自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丛书，是迄今仍具活力的灿烂奇葩。它香溢神州，芳播四海。它是古代炎黄子孙的伟大创造，更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它为全人类所仰慕，理应为全人类所利用。

罗筠筠编著的《君臣智道》为丛书之一，对中国历史上那些或英才智道或奢靡荒淫或残忍凶狠或愚昧无知的皇帝做了生动的描述，也论述了他们身边的群臣众相，对一幕幕君臣的历史活剧做了充满哲理的思辨，读来令人掩卷深思。

《君臣智道》由罗筠筠编著。

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是独特的文化群相。《君臣智道》对中国历史上那些或英才智道或奢靡荒淫或残忍凶狠或愚昧无知的皇帝做了生动的描述，也论述了他们身边的群臣众相，对一幕幕君臣的历史活剧做了充满哲理的思辨，读来令人掩卷深思。

第一讲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时势、机遇与王寇

 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

 人皆可以为尧舜：谁主沉浮

 王道与霸道：宽猛相济，恩威并重

 创业守成与居安思危

第二讲 时日曷丧，与汝偕亡：昏暴、淫虐与覆舟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炮烙之刑与暴政

 亲小人而远贤臣

 不爱江山爱美人

第三讲 君王弼佐，朝廷栋梁：朝臣、忠良与绅权

 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忠臣·智臣·直臣

 皇权与绅权

第四讲 官虎而吏狼：痈疽、犬马与苛政

 谀臣·奸臣·贼臣·贰臣

 暴君与逆臣

 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

第五讲 君臣之间：际合、权衡与巧卫

 君臣遇合，天下太平

 飞鸟尽，良弓藏

 君臣上下一日百战

 驭臣之术与弄君之术

对皇帝来说，其居安所思之“危”，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大权旁落，二是改朝换代。

第一种情况，尽管他还高居权位，但仅有专制之名而无专制之实，权落他人之手，他自己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手上的一个傀儡。中国历史上不少儿皇帝，初登极时只有十几岁甚至更年幼，客观造成了他们软弱无能、心甘情愿听命于他人的性格。像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一例，他被刘瑾等“太监八虎”诱惑蒙蔽，终日沉溺于驱鹰逐犬、跑马击球、俳优杂剧和角斗游戏之中，拱手将大权交给刘瑾等宦官，致使其父所留下的忠心耿耿的大臣众叛亲离。他已身处危难之中，却仍不醒悟，以危为安。而康熙皇帝玄烨即位时比他还年幼，但却早早地表现出了帝王的气质。康熙一到亲政年龄，便大刀阔斧地清理腐败贪婪强暴的权臣，将皇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61年。因为如果皇权旁落他人之手（无论是外戚、宦官还是权贵），皇帝就处于一种任人摆布的地位，日子都不会好过。像东汉安帝刘祜、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都依次受制于邓太后和梁太后。顺帝的迎立本身就被外戚、宦官所左右，而在他死后，其皇后梁氏有其兄梁冀又效法前人，变本加厉，把持朝政近20年，在他们手中两废三立皇帝，见年仅8岁的质帝刘缵聪明能干，便把他杀掉另立刘志。刘志在位多年，大小政事“不得有所亲与”，直到梁氏死去，他才与宦官合谋，惩治了梁冀；可是反过来又被宦官所控制。为免杀身之祸，只能做个名不副实的人君，那这个皇帝做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一般说来，作为皇帝，一定要“居安思危”，对臣僚要时刻警惕和防范，不让主宰天下的实权转落他人之手。

在进行这种防范时，皇帝实际上也处于一种无可名状的矛盾之中。如果是一个明君，不论是真心还是做样子，他必须能够表现出给臣下以充分民主的胸怀。事实上，偌大一个江山，复杂的朝廷内外，只靠皇上孤家寡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驾驭的，他必须依靠手下的大臣；而要依靠他人之力，那么他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权，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强加给他人。如果他执意如此，很可能事与愿违，不仅得不到臣下的辅佐，反而臣下会对他阳奉阴违或干脆将他赶下台。与此相反，在一定限度上给臣下以自由，也就是在皇权之外承认一定的绅权，则既可以在治理国家中获得一定的成效，还可以博得“垂拱而治”的美名。

然而有一点必须确信，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皇帝是真正希望哪怕一点点的对皇权的削弱的。只不过他们所用的维护权力的方法不同罢了。而欲擒故纵、专制为体、民主为用的手法，则是那些聪明、有远见的君王常用的方法。当然，他必须掌握好放权的“度”，防止臣下手中之权过多过大，而摆脱他的意志，擅断朝政，最终造成权力下移。因为说来说去，文武百官，无论是位居一品的要员还是七品芝麻小官，都不过是皇权手下任意摆布的棋子，不过有的是车、马、炮，有的是卒和兵。兵只有向前一步走那么一点的小小权力，相对来说发挥的作用也就小些；而车、马、炮在行走时自由度较大，所以作用也就大些。换一个角度说，他们不过都是皇帝的手中的工具，无论有多大能量、作用，也不过是个工具而已，操纵他的人如果不喜欢，可以随时将他抛弃。皇帝对于大臣也是一样，可以说是一手硬、一手软。如果臣下真心忠实于朝廷，努力为皇上卖命，对维护皇权有功有劳，那么朕便委以高官，赐给厚禄，甚至还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而如果臣下对皇上怀有二心，或者碌碌无为，甚至对皇权造成威胁或伤害，那么对不起，罢职免官、流放异地是轻的，弄不好处以极刑、满门抄斩也有可能。

所以为了防止第一种情况，即皇权旁落的出现，皇帝便处在一种极为矛盾也极为敏感的境地中。你想，他居安不思危行吗？

第二种情况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更不愿意看到的，即使是那些心甘情愿把大权拱手交给他人而自己只知吃喝玩乐的昏君，也不希望祖宗开创的江山社稷在自己的手中改朝换姓。而且他们也知道，没有哪一个被他姓所替代的末代王君能得好死的。

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密切联系着的。皇帝不能专擅朝政，就难免成为权臣的俎上鱼肉，生杀予夺，任其宰割。而如果皇帝的昏庸与权臣的私欲同时无限膨胀，其最终的结果就只有改朝换代了。而有权有势的权臣，对于被赶下台的皇帝少有宽善以待的，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那些昏庸无能的一代君王大多成了其刀下鬼。

除此之外，有可能给帝位造成威胁、最终改朝换代的因素还有几种，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总称——“政变”。政变是统治阶级内部为夺取最高统治权的非常手段。一般来说它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迅速完成政权的更迭。在封建社会中其结果便是一个人王冠落地，而另一个人则皇袍加身。

政变的发动者除了掌握实权的朝廷权臣外，还有两种人，一是皇族成员，一是天子宠幸。中国古代史上几次成功的政变就是由皇帝的儿子或叔父、兄弟等发动的。唐高祖李渊便是被他的亲生儿子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赶下台的，他眼见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和另一个兄弟李元吉，不得不匆忙立李世民为太子，旋即又宣布退位。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原为燕王。太子朱标先朱元璋而死，于是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子。1398年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为惠帝。朱棣为反对其侄皇帝的削藩政策，1399年以“靖难”为名攻取南京自立为帝，经过4年的反复争夺，最后终于坐稳帝位，改元永乐。此外，秦二世的“沙丘之变”、明英宗的“夺门之变”，也都是很好的例证。

天子宠幸，主要包括外戚和宦官。他们一般都一度颇受天子的宠爱，权倾朝野，甚至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优越地位。而当他们面临失宠或旧主换新主的时候，为了保住他们原有的荣华风光，利用手中还有的权力对改朝换代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有的是取而代之或垂帘听政，如武则天的大周国、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有的则是扶植奉立能够听自己话、顺己意志行事的新的傀儡皇帝，如东汉末年的梁冀、梁氏兄妹，又如唐代末年的宦官鱼弘志、仇士良、刘行深、杨复恭等。唐文宗李昂死后，仇士良假传圣旨，拥立穆宗第五子、文宗的弟弟李炎为武宗。文宗李昂本来曾想诛杀鱼弘志、仇士良等宦官，不再做傀儡皇帝，但没想到，这场“甘露之变”却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唐昭宗李晔是懿宗李灌的第七子，僖宗死后，本来诸大臣认为吉王李保应该继承帝位，但因为权势甚大的宦官观军容使杨复恭不同意，一定要立李晔为帝，也只好听其登极。杨复恭自视有功，自号为定策国老，而斥天子李晔为门生。光化三年（900年）李晔为打猎醉酒，杀死了黄门、侍女数人，宦官刘季述便拥禁兵千人破关而人，胁迫宰相崔胤同意，想杀死皇帝。李晔被惊从床上掉下来，刘季述训斥他并让他颐养东宫而由太子监国。随后刘季述又将皇帝和皇后囚禁起来，每天只从窗户中给予食物。整个唐代末年，由穆宗到哀帝的9代天子，总共统治不过87年，几乎都被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

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就策划政变。政变的手段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政变策划者为了使他们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最终为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所接受，往往采取的是表面上合法化，同时又较为隐秘、有效安全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暗杀，最有力的方法是兵变，最常用的办法是伪造遗诏。

暗杀的手段之所以是最有效的，是因为它可以直接从肉体上结束君王的生命，从而实现政权转移的目的。像野心勃勃的唐中宗皇后韦氏，想早日临朝做第二个武则天，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幻想成为像她姑妈太平公主那样的有权势，甚至梦想成“皇太女”，有朝一日承继帝位，于是二人合谋在馅饼中下毒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幸亏有李隆基发动政变，拥立睿宗李旦复位，才没有使武则天的悲剧重演。明代末年的“红丸案”，也是一例著名的鸩杀在位天子的大案。光宗朱常洛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因为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的两粒红丸而一命呜呼，年仅39岁。表面上看，皇帝是病死的，实际上皇帝之死却是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斗争的牺牲品，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谋杀。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借此打击了东林党。暗杀手段虽然快速有效，但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而且除了与皇帝十分接近的亲人和近侍，其他人下手也并不那么容易。所以采取此种方法的多是皇亲和侍宦。中国封建社会中（秦以后），119位非正常死亡的君王、皇帝中，被谋杀就有40多人。其所用的具体方法，均十分残酷，有用毒药暗杀而死，有的被缢杀而亡，还有的被活活闷死，而北燕文成帝冯跋则是因为身边的御妻被人射杀惊惧而死。

兵变大多是“大丈夫”们所进行的“光明正大”的手段。在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在合法的借口下，利用手中的兵权，对皇帝进行公开的夺权斗争，最终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兵变的借口有“驱除伪主，匡复社稷”、“清除奸臣，以清君侧”等等。诸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朱棣的“靖难之变”等，都是有正当的借口而兵变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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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文献典籍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度，国人以此为荣耀和骄傲。我们的先人怀着对中国历史发展无比崇敬的热忱，特别注重对历史过程的探索，注重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及借镜。他们以继承和发展、开拓与创新为重，以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不顾身家安危，敢于向皇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直面千夫指，捍卫了历史的尊严与神圣，载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科学的内涵，进而使我们拥有了二十五史、地方志、实录、文集等林林总总、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继往开来、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国家提供了科学依据。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就是荒谬；现实是需要面对的，否则就是逃避，而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恰恰就是文化与智慧。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动力的源泉，使我们懂得伟大源自平凡，崇高源自执着，魅力源自孤独，成功源自独创，生存源自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将历史研究与认识国情、建设新中国紧密联系，赋予历史科学新的生命活力，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发展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像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蔡美彪等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中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普及教育的历史著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使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有了传人和继承者，这是祖宗的恩赐，更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冀盼和厚望。正是在先辈的感召和谆谆教诲下，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因应广西教育出版社江淳女士、李人凡先生的要求，将各自在史学研究领域，钻研积累的个人心得认识贡献出来，由涓涓细流汇集为《中国古代智道丛书》系列出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读者的赞赏。这说明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它是推动历史、现实，更是推动未来向前发展的动力。

回首往事，斗换星移，当年的年轻学者如今有的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的是科研部门的骨干力量；往昔出版社的独具慧眼，使我们能够捷足先登，得以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睿智，获得社会和世人的认同，的确幸莫大焉。而今中国社会出版社重新出版我们的研究成果，致力于服务大众和弘扬祖国的历史文化，他们确实具有远见卓识，令人为之振奋。这是我们著者的机缘，也是读者的幸运，更有可能“走出去”，让世界人民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智道丛书》是从我泱泱中华文明之树上采撷的一批智慧之果，经由最耐得住寂寞的专家、学者的阐释、总结、提炼与升华，形成了一套关于天地、节令、宫省、君臣、治国、人际、军事、用人、饮食、服饰的中国古代智道丛书。它们自成一体，各有侧重；互相映衬、珠联璧合。这套源自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丛书，是迄今仍具活力的灿烂奇葩。它香溢神州，芳播四海。它是古代炎黄子孙的伟大创造，更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它为全人类所仰慕，理应为全人类所利用。

有感于此，是为序。

王熹

2012年5月于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