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某日，季羡林的长孙季泓去美国留学，这是全家的大事，上自季羡林和夫人，下到儿子季承全家、女儿婉如一家，以及秘书李铮，都到首都机场送行。唯有老祖(婶母)缺席，她老人家讲迷信，说：“我是只接人，不送人。”
在机场，当季泓再次拥抱完全家，然后经过安检，隐入候机大厅，季羡林的眼圈红了，他流露出少有的伤感。
在这之前，季羡林是不同意孙儿出国的。无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国门初启，留学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年轻人渴求放飞的心，是无论如何也拴不住的。何况，老爷子自己就是一只“老海龟”，没有当年在德国的十年苦学，哪有今日的种种辉煌。所以，他的阻拦不发生效力，季泓还是执意要走。
若问：季先生为什么不同意孙儿留洋呢?
这要从他本人谈起。季羡林1930年高中毕业，到北平投考大学，同时被北大、清华录取，他之所以弃北大而取清华，看中的，就是后者曾经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背景——学生毕业之后，留洋相对方便。那么，季羡林为什么非要留洋不可呢?这是因为生计所迫。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犹如镀金，弄个洋博士、洋翰林，回国好找工作。
季羡林在德国攻读梵文，这是冷门中的冷门，为什么偏偏选择它呢?理由可以说出一箩筐，核心还是一点：冷门竞争少，易于猎取饭碗。
留德十年，固然成就了一位大学者，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这一点，如鱼饮水，冷暖只有季羡林自知。
比如说，家庭的创伤。
这创伤，就是长期别离。
在战火，在动乱，在相隔天涯，有谁也尝过长期别离的痛苦吗?
人与人的缘分，讲究距离，“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季羡林前半辈子尝够了远别的酸甜苦辣，他害怕在垂暮之年再次经受长相思的煎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季羡林一生最为平静惬意的时期。这个时候，政治上，他抬头了，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所所长；学术上，百废俱兴，厚积薄发，正成为许多学科的带头人；家庭，老少团聚，你尊我让，你孝我慈，一片祥和安乐。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个时候，小泓要出国。对于小泓，也许还有家人，自然是件好事。对于季羡林，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一定预感到了什么。他的伤感，不是普通的伤感，季羡林自制力极强，通常是不会红眼圈的。那么，他是预感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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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星期六，天气湿闷而燥热。上午，正在电脑前敲敲打打，例行作业，噩耗突然传来：任继愈先生逝世!任先生是1916年生人，屈指算来，今年值九十三岁，也算是高寿了。我与任先生向无交往，因此也没放在心上。过了不多一会，噩耗再度袭来：季羡林先生逝世!什么时候?上午九点。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怎么可能呢?前两天还为北京高考状元题匾，昨天下午还为臧克家故居题词，为汶川广济学校题写了“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此外还为孔子卫视写了一幅“弘扬国学，世界和谐”，而我，受画师乔德龙和书家卞兴龙之托，正准备日内与季先生联系赠送书画的事谊……但这是事实，是北大官方传出来的消息。赶紧与季承联系，手机线路拥挤，已经拨不进去了。
这是迟早要出现的一幕，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春节后探视过两次季老，发现消瘦异常，预感不祥，以后再没去，因为外面蔓延甲型流感，怕不小心把病菌带进医院，又因为筹划给老人家过九十八岁大寿——再过三个礼拜就到了，老人的真正生日是8月2日，而我们一帮弟子商量，安排在7月底，赶在官方活动之前。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先生没有等到，我们也没有等到。
等到的是，网上铺天盖地的噩耗，我随便浏览了一下标题，一个也没有打开。还用得着打开吗?不祥的消息，一个已经嫌多，种种细节，不需要再触目，再惊心。媒体又开始新一轮的爆炒!这是互联网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果然，消息传得飞快，天南地北的询问电话纷纷打来。凤凰卫视抢先报道。各路媒体争相上阵。熟悉的记者径直登门。季先生的孙女季清也从美国洛杉矶发来了悼文：
震惊。无语。星期五的晚上，美国，家里。2009年7月10日。刚刚吃好饭，稍稍休息了一下，看了看美国新闻。就坐在电脑前继续编辑我们去年回国的相册。是啊，差几天就一年了，可相册还没有完成。正在欣赏去年几次回国和爷爷的合影，却看到新浪网站首页“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的消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一定是打印错误。正在发愣之际，朋友江姐从北京发来短信，向我表示慰问。还在朦胧中。又回到新浪网站，一篇一篇的再重读过……越读脑子越糊涂，越读越不相信这是真的。昨天还和爸爸有邮件来往，我们还在商量安排今年和明年庆祝爷爷生日的事。怎么会?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否认。不理解现实。不承认现实。心痛。泪在眼眶里转。已经是深夜了……
洛杉矶和北京相差十六个小时，当晚，送走最后一个来访的记者，北京也已进入深夜。窗外雷雨大作，是北京城罕见的狂风暴雨。“泪飞顿作倾盆雨”，是谁在流泪?默默间，我踅回书房，坐到电脑前，打开作业中的《晚年季羡林》。这本书，我是从2006年8月动笔，断断续续，一直写到今天，连头带尾，正好三年。因为标明了是写晚年，所以只要季先生活着，我的笔就不能搁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真心祝愿他老人家长寿，我的书也好无限制地延长。
霹雳一声，季先生的生命戛然而止。我这本书，也不由自主地划上了句号。我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此时此刻，我不想再说；不仅不想再说，连已经写好的某些章节也要删去。为什么?因为那些章节是属于未来的，现在抛出，为时过早；都说人有命运，文章其实也有命运。
姑且遵从天意，当机立断，就此结尾。 回头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五四”，这场运动释放出一大批人物。季羡林先生出生稍晚，他只是踩着“五四”的尾巴。踩着尾巴也是幸运，季羡林上洋学堂，尤其是读英文，就是沾了“五四”的光。从1919年到1934年，他的整个学生时代，都离不开“五四”精英的召唤。1935年，季羡林去了德国，一待就是十年，在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方面，接受了德国人严格的训练。归国后，又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等大师的影响——那都是些响当当的人物，绝非时下某些名为大师，实为演员者可同日而语。新中国成立后年后，世风改变，作为知识分子，他经历了漫长的炼狱。幸亏他在德国学的是梵文、巴利文，那玩意儿太冷，没人懂，也没人捧。“含光混世贵无名”。加之他把重心放得很低，夹紧尾巴，老实做人……终于跌跌绊绊迎来晚年，迎来他一生最辉煌的岁月。
这天，2008年7月4日，星期五，天气阴湿而闷热，风吹在身上，似多毛多汗的手，一摸，一把腻乎。这当口，不宜出门，宜老老实实待在室内，吹空调。但是季羡林先生偏偏出门，从301医院回到北大——换个角度说，不是出门，是归来，返回自己在朗润园的家。而我，因为事先得到讯息，所以一清早就从城里赶来，守在从未名湖通往朗润园的路口。十点左右，我看到季先生的车子从面前经过，当然是一闪而过，绝尘而去。随即我就离开了，我告诉自己，这犹如仪式，人到心到，就一刹那，就是这么一回事。然而，大约十一点，我正在未名湖心的小岛闲逛，突然瞧见一人端坐在轮椅，像摇鹅毛扇的孔明，从朗润园方向摇过来，摇过来……定睛细看，正是季羡林先生。
这是我没料到的。我想季先生肯定是在房子里多待一会，接接地气，感受感受家的温馨。自打住进301医院，老人多次跟我说过：想家。想家您就回呗，房子还好端端的在那里，您随时可以动身。这话是对普通人说的，对季羡林先生，就不行。鉴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待遇，还要加上一条，特殊处境，反而是有家难归。这就是悖论。季先生这辈子，看样子是要在医院终老的了。这个家，对于他，已形同虚设，越来越倾向于纪念意义的故居。今天早晨我来到燕园，正是怀着瞻仰故居的心情，在朗润园十三公寓外兜了一圈。不兜还罢，睹物伤情。瞧湖——湖里没水，湖底干枯见坼；瞧“季荷”——缺了水的滋养，已退化为早地作物，不仅无花，叶子也呈枯黄，很快就要与杂草灌木为伍。唉，“季荷”这名字，是周一良起的，周公如今已随风而逝。以“季荷”为题的散文，曾脍炙人口，风行一时，在这尘嚣百丈、清塘荷韵不再的当下，还有几人能记起。回望，季先生家的大门关着，墙角停了两辆汽车，估计是外人的，他不会回来得这么早。我感觉房里有人，也正在向外了望，是那位看家的工友吧。我认识他，关系仅止于认识而巳，他是雇工，只对雇佣他的主人负责。去年夏天，季先生回来过一次，事后我向他打听细节，他一口否认。当时奇怪，这又不是国家机密，捂这么紧干嘛?后来醒过闷，嗨，还不是因为有纪律：“如果说出去，就……”，那么，我应该成全他的啦，“君子成人之美”嘛。所以我离开之际，轻轻地按响三声喇叭，然后朝窗口摆摆手，算是致意。
退出朗润园，到图书馆，查询一份资料。然后又去外文楼，去我当年读书的地方遛遛。咦，今天是什么日子?随处见穿戴长袍方帽的学子，三一群五一伙的，嘻嘻哈哈，摆足了姿势照相。一问，才知今天举行毕业典礼。唔，这么说，我是应该带一束鲜花来的。我认识一位年轻人，经济学硕士，也是今年毕业。五六年前，当她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陪我拜望过季老。前不久，她电传给我一篇文章，专门分析“季羡林现象”，首节为“大器晚成 舆论聚焦”，她的观点是：“政治是一种适时而速效的因素”，“季羡林先生晚年的大名远播，无疑也得力于政治的眷顾”。
当然，政治家把鲜花送给谁，尤其是活人，是有严格的政治取向的，这一点，炎黄子孙心有灵犀。巴金晚年享有殊誉，可惜巴老过早进入失语状态，传世而又广为人知的只有一句：“从今以后，我是为你们活。”是在偶尔清醒的瞬间留下的。二十世纪末，笔者与《十月》杂志的顾建平专程赴上海看望巴老，未能如愿，据其家人说，巴老的身体状况巳不适宜见客云云。季先生如今也巳到了风烛晚年，他是在为谁活呢?为国家，为民族，为组织，为学术，为他人……唯独没有亲人。读者想必记得，无论是在荧屏上，还是在报道里，我们的季先生总是孤单单的一个。他的家人哪儿去了?这事很奇特，也很不正常。
季羡林先生走过来了，不，是坐着轮椅过来了。围聚的人愈来愈多，以青年为主体，正是向往热闹、崇拜偶像的年纪，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遇。季老爷子在北大，久负盛名、人见人爱，学生们均以见他一面为荣。老人家学问好、人品好、形象好，与之接触，有一种如沐春风的畅快。燕园藏龙卧虎，不乏大师大家，好像唯有他，一个看上去土不啦叽、普普通通的老头子，能给人以钦崎磊落，能给人以充分想象的空间。不是有新生大清早前往看望，到了门口，又不敢敲门，怕打扰他写作，因而在门前泥地留下问候语的佳话么——出乎意料，而又回味无穷，宛然文章中的神来之笔。
季羡林先生的轮椅停了下来，他遇到另一位坐轮椅者，一望而知，也是高龄学者，老相识，鼻孔插着管子，应是输氧吧。这是谁呢?瞧着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两位老人在交流，对方的语言系统已经失灵，主要靠手势，季先生也举起左手，伸出四根手指。这是什么意思?四，四什么呢?
《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大家所不知的晚年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大家的眼中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除了学问与厚道，名气与谦逊之外，往往同木讷与土气连在一起，好像不土不是季羡林，一脸肃穆，表情如刀刻一般才是季羡林，而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更为全面、真实的季羡林，幽默又不乏睿智，博学而又谦逊，字里行间体现了季老的平凡而又伟大的真我个性。
本书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季羡林。
书中以“春秋笔法”，勾勒出诸多鲜为人知的真情世相，折射出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棱性。“家庭，理论上应该是甜蜜的，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是我的负担。……”（季羡林）。多愁又多欲，自尊又自卑。在纷纷扰扰的文化界来去匆匆，成败荣辱、名利福祸、是非直曲……真实度？自由度？难得的是糊涂？回看季羡林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