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格鲁塞编著的《极简中国史（法国东方史学泰斗眼中的中国历史）》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写的关于中国的一部精彩通史。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点，将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串连起来呈现在我们眼前。以这些点展开画面，每一个截取面都有独特的角度，从华夏的起源一直写到清王朝的倒台。他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环境当中来写，进行了横向比较，用另外一个角度很客观地去看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外国人眼中不同的中国。

勒内·格鲁塞编著的《极简中国史（法国东方史学泰斗眼中的中国历史）》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时间为线索，以生动客观的语言为载体，收录了从三皇五帝起，历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优秀人物的事迹，全方位介绍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极简中国史（法国东方史学泰斗眼中的中国历史）》以浅显易懂的文字，让读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真切而直观的感受，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学习。此外，本书严格尊重史实，公正评述历史人物与事件，注重故事的文学性、趣味性，使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读者阅读历史事件时如亲临其境，感同身受，既能从中学到历史知识受到教育，又能得到文学陶冶。

第1章 中土 001

第2章 先民的扩张 015

第3章 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 021

第4章 先圣前贤 027

第5章 火与剑 039

第6章 中国的恺撒 045

第7章 过渡时期 053

第8章 华夏盛世 061

第9章 文人的胜利 071

第10章 丝绸之路 079

第11章 佛教的启示 093

第12章 汉代的盛衰 103

第13章 三国鼎立 113

第14章 大入侵 123

第15章 北魏的艺术 133

第16章 天子隋炀帝 141

第17章 太宗李世民 147

第18章 宫廷大戏 169

第19章 大时代 179

第20章 社会危机 199

第21章 宋代与改革的难题 207

第22章 皇座上的梦想家：徽宗皇帝 221

第23章 生活的优雅 229

第24章 中国思想的结晶 245

第25章 征服者 259

第26章 大汗忽必烈 269

第27章 马可·波罗 287

第28章 一次民族复辟：明代 299

第29章 1644年的大戏 315

第30章 大清皇帝 323

译后记 346

第1章中土

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了人的农业才能。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通衢大道到东部山东的崇山峻岭，覆盖范围超过12万5千平方英里，面积比英格兰和爱尔兰还要大。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同样，中原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相对晚近的时期里——我们是在地质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说法——这块平原是一片海湾，大海的波涛冲刷着山西的绝壁悬崖，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从远古时期起，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巨大的泥土冲积层滚滚而下，把它们堆积到这一区域，因此创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冲积土。作为这一泥土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大海被阻挡住了，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继续。就这样，年复一年，泥浆抬升了黄河的河床，两岸的居民不得不相应地筑高他们的堤坝，结果，这条大河流到下游的时候已经远远高出于平原之上；这是一种荒谬的情境，充满了极度的危险。

再向西，在中原的那边，绵延着层层叠叠的黄土梯田，覆盖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那条营养丰富的大河就是从这里发源。这一丘陵起伏的地区，整个都被浩瀚无垠的黄土层所覆盖，它类似于阿尔萨斯黄土，是在过去数千年里被大风所堆积起来的细腻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形成了大块的整体，岁月的侵蚀把它们切割成层层梯田。总的来看，这是一块像中原一样肥沃的土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这里是黍稷和小麦的王国［1］。最后，还有一些广袤的区域，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的门户，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组成了整个地区最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耕作与水稻耕作［2］结合了起来，前者适合于黄土梯田，后者则更适合于淮河流域和长江［3］流域。

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一地区兴起，与农业的发展携手并进，或者毋宁说，是与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耕作携手并进。史前时期不为人知的那几百年时间，被用来焚烧并清理覆盖着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被用来排干浸润着东北中央平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远古歌谣颂扬了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还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4］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劳动，要归功于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从水中开拓土地，“让江河退回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  正是汉人的祖先们所过的这种农业和定居的生活，把他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区别开来，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沼泽森林里——他们大概属于同一种族血统。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种族的差异，更无法想象他们是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小领地，他们注定终有一天也要采用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古风时期［5］的末叶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北部湾也是一样，如果说安南人与他们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成了海滨地区稻田的耕种者，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却没有尝试去学习关于农业的任何东西。

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古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跟今日的乡村生活并无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泥屋里（砖要到后来才得以使用），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风雨和侵蚀所造成的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居住在从峭壁上挖出的窑洞里，田地悬于农舍之上，窑洞的通风口有时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间。蚕的饲养看来也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禹贡》（约公元前5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的话，山东及毗邻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7］。除此之外，在传说中的“三皇”当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汉人养蚕，用纺织品取代他们用稻草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而中原农民自古以来就从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为的是确保他们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这套制度在他们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写道：“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中原冲积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汉人对森林有一种憎恶感，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汉人便系统地开山伐树，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懒得去操心如何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因为有西北梯田和东北辽阔低地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世世代代塑造着汉人。

没有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更辛苦劳累的了。尽管他们有着顽固倔犟、不屈不挠的耐性，尽管有黄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们始终听由自然环境的摆布。在干旱时节，黄土地面临饥荒的威胁，而在中原，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汉人对他们所说的“河神”怀有一种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佐证了远古时期的河畔居民因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而感受到的恐怖。为了让河神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为缺乏造林而无力抵御洪水和干旱，这里的农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更加勉强地依赖于土地。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节令的控制。

比其他任何农业地区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地里劳作，接下来就是在室内过冬。春分时节，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一个头等重要的仪式——神田的首耕，由国王亲自主持，给土地“驱神”。春分不仅预兆着土地的丰饶，而且预示着种族的繁盛。在“燕燕于归”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乡村，当“初雷乍响”的时候，年轻的农夫和乡村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结合：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7］P3－6

在我的印象里，就地域而言，西方近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也有一个明显的“东渐”过程。这个过程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开始(这也难怪，这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然后逐渐东进，至埃及、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印度次大陆、中亚腹地，一直到远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斯文·赫定(Svcn Hedin)、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所进行的考察与探险，都曾是轰动当时欧洲学界的大事，一时间，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蔚然成风。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勒内·格鲁塞就是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旨趣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格鲁塞1885年出生于法国中南部小城格勒诺贝尔，是小说家司汤达的老乡。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格鲁塞进入法国美术部，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军中效力。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担任馆长)和《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P)的秘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格鲁塞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亚洲史和东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亚洲史》(Histoiredel’Asie，1922)、(《沿着佛陀的足迹》(Sur Les Tracesde Bouddha，1929)、((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Orient，1929．1930)和《草原帝国》(L’EmpiredesSteppes，1939)。二战期间．维希政府解除了格鲁塞的馆长之职，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三部研究中国和蒙古的重要著作：《蒙古帝国》(L’EmpireMongol，1941)、《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antduMonde，1944)。法国解放后，格鲁塞的馆长职务得以恢复，并于1946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格鲁塞在巴黎去世。

吉美博物馆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收藏亚洲艺术品及文献的重镇，格鲁塞长期担任该馆的掌门人，可谓是近水楼台．获益匪浅。有意思的是，跟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不同，格鲁塞几乎一辈子都是关在书斋里做案头研究的，他甚至从未踏入过中国国门，仅有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在日本有过短暂逗留。这类埋首书斋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乏其人，人类学的泰斗级人物弗雷泽便是。跟弗雷泽堪有一比的是，格鲁塞的著作也有非常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没有丝毫学术八股的味道，这也是他的书深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本书的英文版本有一个较长的书名《华夏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们的中译本所依据的，便是这个版本。跟通常意义上的“通史”相比，这本((伟大的历史》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格鲁塞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艺术．这一学术旨趣在本书的侧重点上表现得很明显，单是从他把宋徽宗单列一章，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好。其次，这部作品的着墨，明显是重西北．轻东南；这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学术风气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就西方所收藏的中国文献和古物来说，也是西北重于东南。不过并不能将此视为作品的不足。至少在我看来，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性、有偏好、有侧重的著作，总比四平八稳的所谓“通史”要有趣得多。

译者深知自己的学识根基甚是浅陋，翻译这样一部书，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引文的查对。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所引中文文献，绝大多数我都查找并注明了原始出处，但仍有极少数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译者的闻见有限，读书不广，这自然是不消说的。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作者不懂汉语，所以他的引文都是辗转引自其他西文著述，由此我猜想，其中有些引文可能是引自他人的转述，这样自然就有些出入。因此，有几处这样的引文就只好据原文意译，读者当中倘有博学君子，肯不吝教正，译者自然是欢喜雀跃，不胜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