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池万兴编著的《管子》透过对管子的身世与环境、行迹和作品的分析，勾画出他的思想发展，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

《管子》是“大家精要”丛书之一，由池万兴编著。

管子（？～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齐桓公的贤相。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孔子评论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司马迁则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的远见卓识以及政治才能、人格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所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成为至理名言。以管仲之名命名的《管子》是我国最重要的诸子著作，它虽然并非管仲所著，而是对管仲事迹的记录与思想的阐发，其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治国经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管子》带大家走进管子的世界！

桓、管君臣之间的磨合（代序）

第1章 礼乐征伐出诸侯

 一、太公建国

 二、礼崩乐坏

 三、齐僖公小霸中原

 四、荒淫无耻的齐襄公

第2章 管仲之谋（上）

 一、管仲家世与早年经历

 二、争国射钩

 三、从囚徒到相国

 四、庙堂陈谋

 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六、朝王定宋

 七、灭遂盟鲁

 八、征服宋国

第3章 管仲之谋（下）

 九、称霸诸侯

 十、北伐山戎

 十一、存邢救卫

 十二、与楚相争

 十三、葵丘会盟

 十四、病榻论相

 十五、身死国乱

 十六、管仲与 《管子》

第4章 法天象地

 一、尊天事神

 二、无私无亲的天

 三、天道自然

 四、道为万物之原

 五、天地之大理

第5章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一、复修太公之法

 二、三国五鄙

 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四、强国与尊君

 五、整肃吏治

 六、举贤授能

第6章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一、农业是财富之源

 二、相地而衰征

 三、“富上而足下”的分配制度

 四、予之为取，政之宝也

 五、以商战臣服他国

 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

 七、俭奢并存的消费理念

第7章 遍知天下而无敌

 一、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

 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

 三、治军有术

 四、遍知天下而无敌

 五、出奇制胜

第8章  法立令行

 一、法者至道， 治国根本

 二、礼法兼重，德法并举

 三、置法出令，令尊于君

 四、以法制断，执法必严

先秦诸子对管仲的评价

附

 年谱

 参考书目

四、荒淫无耻的齐襄公

齐僖公年过半百得到一个千金，起名文姜，生得面如桃花，眼似秋波，艳丽无比。文姜天资聪慧，才思敏捷，能出口成章。可是，由于齐僖公的宠爱，使她养成了轻浮放荡、任性而为的性格。文姜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诸儿，长她两岁，是齐国的世子。他英俊魁梧，仪表堂堂，但却是个不学无术的酒色之徒。兄妹二人，自幼在宫中一起长大，嬉戏玩耍，同起同坐，形影不离，关系十分亲密。及至成年，也不避什么男女之别。诸儿为妹妹的美色所吸引，不久二人即做下乱伦之事。不知不觉到了成婚的年龄，齐僖公给诸儿聘娶了宋国的公主，而把文姜许配给了鲁国的国君鲁桓公。鲁桓公对文姜十分宠爱，文姜提出的要求，只要是能办到的，都百依百顺，生怕文姜不高兴。而文姜虽受鲁桓公的宠爱，却忘不了对自己情深意切的哥哥诸儿，可又没有和他相见的理由，不免每日郁郁不乐。

齐僖公死后，世子诸儿即位做了国君，就是齐襄公。他虽然即位为君，仍然割舍不下对文姜的思念之情。每到夜深，一种莫名的渴求使他辗转难眠，于是就派使者到鲁国迎接鲁桓公与文姜来齐国。鲁国大夫曾劝谏鲁桓公不要让文姜去，因为这不合礼法。但一来文姜思念哥哥执意要去，鲁桓公宠爱妻子不得不从；二来齐强鲁弱，对于齐国的邀请鲁桓公不敢拒绝。就这样，鲁桓公夫妇同车前往齐国。

齐襄公亲往迎接，大摆宴席款待鲁桓公夫妇后，就以会见旧日宫中妃嫔为名，将文姜接至宫中。齐襄公将文姜迎到事先造好的密室，摆下酒席，与文姜饮酒叙旧，兄妹二人四目相对，多日未见的相思，化作旺盛的情欲之火，不顾一切地搂抱在一起亲热起来。两人难舍难分，当晚又同床共枕留宿宫中。鲁桓公见文姜去宫中一夜未归，心中疑惑，便派人到宫门查访，得知兄妹二人之间眉来眼去，关系暖昧，十分气愤。文姜回来后，鲁桓公便详细盘问她，会见什么人，夜宿何处。文姜越是遮遮掩掩，鲁桓公就越是疑心，最后二人大吵起来。

第二天，鲁桓公派人向齐襄公辞行，要回鲁国。齐襄公哪能放他们走？他从鲁桓公勉强做态的表情中坚定了自己必须马上动手的决心。齐襄公一定要请鲁桓公到牛山游览，说是以此为鲁桓公饯行。鲁桓公无奈，只得留文姜在驿站自己应邀前往。酒席宴上，鲁桓公心事重重，闷闷不乐，齐襄公却兴致盎然，殷勤把盏，让大臣们轮流劝酒，直把郁郁寡欢的鲁桓公灌得酩酊大醉。齐襄公派力大无比的武士彭生抱鲁桓公上车，送他回驿馆。他用眼盯着彭生，加重语气说道：“一定要把鲁君送到家，不得有丝毫差错。”路上，彭生看看左右无人，遵照齐襄公的密令，用厚布毯子裹住鲁桓公的头，拉断其筋骨，将他害死在车上。

鲁桓公死在齐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鲁国，舆论哗然。但是在齐强鲁弱的情况下，鲁国只能提出惩办凶手彭生的要求，可怜无辜的彭生做了替罪羊。鲁桓公死后，文姜长期住在齐国。后来归鲁，仍频繁与齐襄公私会。

齐襄公的荒淫无耻、刚愎自用终于导致了宫廷政变，为他敲响了丧钟。

僖公在位时喜欢侄子公孙无知，所以公孙无知在秩服供养上享受与世子同样的待遇。齐襄公诸儿当世子时曾经和公孙无知打过架，他继位后就停止了公孙无知的世子待遇，这自然引起了公孙无知的怨恨。

齐襄公十一年（前687），派大夫连称、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问何时可以回来？当时襄公正在吃瓜，便顺口说：“明年吃瓜时就派人换你们回来。”但到第二年瓜熟之时，襄公将这件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二人提醒襄公兑现诺言，遭到襄公的拒绝。所以连称他们非常气愤，就准备联络公孙无知一起造反。连称有一个远房的妹妹是襄公的妃子，但不受宠爱，连称于是让她做内应，许诺事成之后让她做公孙无知的夫人。

襄公十二年十一月底，襄公到姑棼（即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去游玩并到贝丘打猎。连称的妹妹将这一消息透露给连称，于是他们决定就在这里下手报复襄公。襄公在打猎时，突然出现了一头凶猛的野猪，侍从说：“好像是彭生啊！”襄公冤杀了彭生心中不免内疚，听说是彭生，情急而呵斥道：“彭生怎敢来见我？”引弓而射，不料那野猪却像人一样站立着哭叫起来。襄公大惊，慌忙中坠于车下，摔伤了脚，丢了鞋子。他慌慌张张地回到宫中，惊魂甫定，向侍从费索要鞋子不成，恼羞成怒，下令鞭打费三百。费浑身是血，跑出宫来，在大门外遇到公孙无知等人，被抓了起来。费急中生智，当即表示可以帮助叛军袭击襄公。公孙无知等不信，费就让他们看自己身上的伤。公孙无知看到费被打得遍体鳞伤，便信以为真。于是先让费回到宫中帮助捉拿襄公，他们在宫门外等候费的消息。

费回到宫中，立即将公孙无知等的阴谋告诉了襄公，并将襄公藏了起来。公孙无知久等不见费出来，心中不免生疑，于是强行攻进宫中。费和襄公的侍从与无知等人拼命厮杀，结果全部战死。有个叫孟阳的侍从看到情况危急，便假装襄公躺在襄公的床上。叛军以为是襄公，不由分说一顿乱砍。等他不动了揭开被子一看，才发现不是襄公，又到处搜查。这时有人突然在门下发现一只正在发抖的脚，拉出人来一看，正是襄公，于是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襄公死后，公孙无知被推立为新君。但不到一年，公孙无知又被杀了。这样，齐国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争夺君位的斗争。天下动荡、诸侯争霸的社会局势和齐国政治混乱的局面都呼唤着旷世奇才的出现。于是管仲和齐桓公便应运而生，引领齐国走向时代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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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管君臣之间的磨合（代序）

历史上有明君方有贤相，有昏君就会有忠臣。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明君，而管仲也成为历史上贤相的典型代表。两千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桓、管之间的君臣遇合，认为管仲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实现其大济苍生的壮志，关键就在于齐桓公知人善任。没有齐桓公的重用，就不会有管仲的青史留名。实际上，这样看问题，过于表面化、肤浅化、简单化了。桓公知人善任只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管仲确实具有过人的才华与胆识，更具有坚忍不拔、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和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的优秀品质。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与任何人的成功都必须具备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管仲的成功，齐桓公的作用自然不应忽视，但这只是客观条件。这一客观条件对于齐桓公当时的众多大臣们都是同样的，可是只有管仲成功了，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可见，管仲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他自身的主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这里我们无意探讨管仲成功的主观原因，而是想重新探求桓、管之间君臣艰难的磨合过程。不难看出，君臣之间风云际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我们自然会受到不少启迪。这正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之所在。

齐桓公和管仲之间的君臣磨合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起初，在治国方略上二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随着君臣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适应，才逐渐地达到政见相同、配合默契、言听计从、风云际会的最为理想的君臣遇合境界。大致而言，管仲相齐，桓、管君臣建立霸业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桓公即位后前四年（前685～前682）。这四年桓公与管仲之间政见不同，齐桓公急功近利，急于对外用兵，为争霸受挫时期。管仲初涉政坛，面对齐国大乱后的动荡局面，主张先修内政，富国强兵，亲邻国，然后团结诸侯择乱而征。对此，《管子·大匡》有比较详细的记述：齐桓公初年，即欲“小修兵革”，管仲以为不可，力谏道：“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桓公应允，但“政未能行也”。“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 ‘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 ‘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桓公为加强军备，增加税收，招揽勇士，按勇武程度授予官禄，结果在朝廷中为争夺禄位而互相残杀的事不断发生。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管仲并未发挥重要作用，齐国朝政依然比较混乱，君臣之间尚未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

第二阶段，桓公五年到七年（前681～前679），治理整顿，稳定局势，准备争霸时期。桓公虽然急欲有所作为，但无数次的失败与碰壁教育了他，使他逐渐地冷静下来。尤其是经过曹刿劫盟之后，桓公不但受到羞辱，而且差点送了性命，这才“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大匡》），开始进行内政改革，也从此对管仲的建议由“不听”到逐渐重用。君臣之间才逐渐地达到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共谋大业。对此，《大匡》中有一段记述：桓公“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日”，但这段记述中，纪年较乱。先言“五年，宋伐杞。”又说：“明年，狄人伐邢。”接着又说：“明年，狄人伐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如果这里记述不错的话，那么，“狄人伐卫”应在桓公七年。

此外，由这段记述也可以看出，桓公七年之前管仲并未专政，而是管仲、鲍叔还有隰朋、宾胥无共同辅政。但明显的是，桓公对管仲逐步信任有加。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齐桓公频繁地交会诸侯，齐国在诸侯问的地位明显提高，这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桓、管君臣之间的彼此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桓公由不听管仲之劝到逐渐地接受管仲的意见，态度进一步转变。管仲认为，为了能够顺利地治理国政，实施其富国强兵、争霸诸侯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必须首先树立自己在齐国的威望，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朝廷上的崇高地位，使自己在朝廷上享有除国君以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便令行禁止，所以他竟然公开地向齐桓公要名要利要地位。据《韩非子·难一》记载：“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列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之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说苑·尊贤》对此也有形象的记述：“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之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治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高”、“国”，即高子、国子，是当时周天子所委任的负有监国之任的世袭上卿，每年春秋两次朝见周天子，回复王命。齐桓公使管仲居于高、国之上，由此可见他对管仲的信任程度以及其为相之尊。当然，管仲要贵是为了“临贵”，要富是为了“使富”，要名是为了“制亲”，正如霄略所说：“管仲非贪，以便治也。”管仲有了可以“临贵”、“使富”、“制亲”的身份和地位之后，在齐国基本上形成了君主制下的宰相通领百官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宰相制度的开端，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从此之后，管仲位高权重，上承君命，下通群臣，为百官之长。这为他建立万世的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管仲在内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在政治上：主张加强君权，君主拥有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为了保证君权的有效实施与顺利执行，他建立了一套由中央和地方二级组成的完整的官僚政治体制。在这套体系中，中央设立二相五官，地方则行国、鄙二轨制。同时他又充分考虑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制定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决策原则。从而使齐国由原来的宗法贵族政体过渡到比较开明的君主官僚政体。

在经济上：第一，实行“四民分业”，把全国人口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让他们分别居住，并对他们提出不同的职业要求和提供职业保障。第二，管仲将国家所控制的因战争和内乱而荒芜了的大片土地，按照井田的规划形式均分给农民，然后又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根据土质的好坏来确定纳税的等级。并将陆、阜、陵、瑾、井、田、畴等各种土地，较为公平地分给农业人口耕种。这种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与对国家的负担挂起钩来，相对要合理一些，从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从而使齐国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巨大的发展。第三，提倡“毋夺民时”，政府不在农忙时节征发劳役，以保障农业生产适时进行。禁止乱砍滥伐，保护自然资源。第四，提倡“养桑麻，育六畜”，“通货积财”，积极发展工商业的政策，鼓励跨国经商，对外来客商实行“关市几而不征”的政策。其结果不但使民富国强，消除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强了社会的稳定性，而且牢固地奠定了称霸诸侯的经济基础。第五，实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第六，铸造钱币，适当调整物价。

在军事上：管仲创立了“作内政而寄君令”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体制，并采取了以兵器械具赎罪的措施，从而使齐国的军源与军赋得到了最大的保障。每年的春秋两季实施军训，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对此，《国语·齐语》说：“春以蔓振旅，秋以猕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旅。”这样，齐国便拥有三支劲旅，凭藉这三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南征北讨，所向披靡。

在外交上：管仲从实际出发，制宁了亲邻国、征淫乱的外交策略，并以“尊王攘夷”为旗帜，号令天下，这样便借周天子的名义提高了齐桓公的威望。同时，又联合中原各诸侯国，击败了北方少数民族，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安全。对此， 《国语·齐语》中说：“（管子曰）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然后以四邻之国作为基地向四周辐射，择淫乱者而征之，以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

在人才选拔上：实行尊贤尚功政策和“三选”制度，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向上举荐人才；国君亲自对人才进行面试；对被选用者定期进行业绩考核，选优汰劣，决定任免升降。这样，大批贤士得到重用，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三阶段，桓公七年（前679）之后，为齐桓公与管仲齐心协力，四面出击，主盟定霸，称霸诸侯时期。《管子·小匡》说，齐桓公“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出兵”，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齐国国富民强，国力大振，并于桓公五年（前681）起开始盟会诸侯。北杏之会虽然未得到周王室的认可，诸侯并未真心亲附，但是，北杏之会以后，随着齐国灭遂、收鲁、服宋以及郑、卫等国的入盟，齐桓公的盟主地位便得到了周王室的支持与认可，齐国的霸主地位逐步确立。齐桓公七年，齐国与宋、陈、卫、郑等诸侯又一次会盟于鄄，桓公独自主持盟会，从而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左传》称此次盟会为“齐始伯也”。《史记》也将这次盟会看做是齐桓公称霸的开始。齐桓公八年，齐国、宋国、卫国共同讨伐郑国，郑服。桓公八年冬，齐桓公、鲁庄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工以及许、滑、滕等国的君主，共同会盟于宋国的幽地。这次参加盟会的诸侯众多，人心也最齐，从而显示了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日益巩固。

从桓公七年（前679）到四十三年（前643）齐桓公去世的三十余年间，尽管楚国不断企图向北扩张势力，但一直被齐国所扼制，齐国在中原一代的霸主地位十分巩固。在此期间，齐桓公九次用兵于戎狄，从而建立了所谓“攘狄”的赫赫功业；扼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企图；团结诸侯，共同尊周，匡扶王室；代天子讨伐不顺；平定王室内部的叛乱；为周王室解除边患；率领诸侯共同维护宗法秩序；稳定诸侯各国的统治，从而完成了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司马迁在《史记·齐世家》中引述齐桓公的话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又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可以说，没有管仲，便没有齐桓公的霸业。

管仲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而管仲之所以在历史上长久地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是《管子》这部书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管仲不等于《管子》，《管子》亦非管仲所著，但管仲因《管子》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