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吴林编著的《方孝孺》透过对方孝孺的身世与环境、行迹和作品的分析，勾画出他的思想发展，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

《方孝孺》是“大家精要”丛书之一，由吴林编著。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台州宁海人。一生经历了元末、明初、靖难两个皇朝三个时期。幼受庭训，长从宋濂学。明太祖时任汉中教授、蜀王世子师。建文帝时任翰林侍讲、侍讲学士、《太祖实录》总裁、文学博士等。燕王朱棣举兵靖难，方孝孺起诏檄讨之。因拒绝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终被磔死，诛及十族。他是明初著名理学家，被黄宗羲等称为“程朱复出”、“千秋正学”、“明之学祖”。学宗朱熹而斥佛、道。主张天人合一，以《周礼》经世，修心性格物致知等理学思想。其为散、论文家，论文倡明道宗经，析理透彻，文风雄健豪放多新意，著作收入《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

《方孝孺》带大家走进方孝孺的世界！

目录

引子

第1章　方孝孺生活的时代与地域

　一、人杰地灵的家乡

　二、儒父济世及家庭影响

　三、早慧而扎实的童年

　四、勤奋自律的青少年时代

　五、空印案祸及方家

　六、师从开国文臣

　七、赋闲田园，专心著作

　八、授课汉中，兼蜀王世子师

　九、辅佐建文，改洪武弊政

第2章　方孝孺与三朝帝王

　一、遇太祖而不见用

　二、与建文的切磋琢磨

　三、成祖的靖难和遘十族之祸

　四、正学之难对后代士风的影响

第3章　方孝孺的理学思想

　一、心性论与道学方法

　二、图《周礼》经世

　三、劈佛、道异端

　四、天人合一观

　五、格物致知论

第4章　玫瑰色的政治思想

　一、以民为本的君职论

　二、正统变统论

　三、君臣关系说

第5章　出入于东坡与龙川之间的文学风格与成蒯

　一、为学

　二、文学思想的形成

　三、文道合、气昌辞达、因变的文学主张

　四、散文理论与创作特色

　五、品高气宏的诗歌

　六、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结语

附

　年谱

　参考书目

四、勤奋自律的青少年时代

洪武三年年初，方克勤因为母亲年事已高需要服侍，坚决辞去县训导之职，临别之际学生们追随其后者以踵相接，甚至学舍也为之一空。也就在这一年，方孝孺陪同父亲回到了缑城里。

在读书的同时，方孝孺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写作训练。在14岁的方孝孺身上已经多少表现出了一些思想家的特质。这一年，方孝孺创作了大量规箴性质的作品来砥砺自己的德行。具有代表性的是《幼仪杂箴》20首和《杂铭》45篇。在这些箴言里，方孝孺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家学养特质。无论是行跪拜揖、饮食言动的举止，还是喜怒好恶、忧乐取予的法度，一切都要有所约束，不可忽视。方孝孺认为，要真正成德，一定要内有所养而外有所约。这样才可以庶几及之。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年轻的方孝孺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地详悉而完备。甚至涉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如《坐》要直背端貌，不可踞坐倚侧，宜如山之恒德；《行》要步子稳实，容貌舒坦，不紧不慢，行仁义之途；《寝》则宁心静气不妄思，睡姿既不可偃伏又不可仰尸；《言》则尤其需要谨慎，因为发于口为好坏褒贬之别，入乎人耳则为喜怒之分，用于人世，可成可败，传于书籍，为贤为愚，一言以蔽之，慎言是也；《食》则求俭，与其愧受珍贵膏腴之馐，不及野蔬藜藿之甘，与其尸位而享万钟之粟，远不如以有为而受釜盎之餐；《酒》有节制，不可贪杯失礼，妨碍家国之事。冠要正，带合身，穿衣如修德。笔不妄动，墨当爱惜，砚也盛存乾坤，纸用以立言载道，行仁义，以利其民。

如爱好，方孝孺在《好箴》中讲，对于一般外物，即使足有可爱之处，也不应该沉溺于此，而如果是道德中有足以令人欣喜之品质，则一定要效法它。因为如果一个人以外物为鉴，以品德为贵，则不会有人说他距离“道”仍然很远。

又如取得，方孝孺在《取箴》中提出，如果是通过不义的途径得到的东西，那么即使如锱铢也不放在眼里。而如果通过义的途径得到千驷之巨也问心无愧。无论外物是多是少，只要不符合义的道理，就像并不存在一般。

这不仅会让人想起《论语》中孔子说的那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实这种奉养简素、非义不取的品质，在他父亲方克勤身上也可以看到。比如其父平生不穿纨绮之衣，常年着一布袍，甚至数载不易。每天只吃一次肉，而如果当天并不办理官府公事，则一天也不会吃一次肉。因为他为人极为廉洁，所以每次外出办公的时候，一切应用之具皆随身携带，在当地甚至一杯热水都不肯喝。一次，兖州的官员派一个小童送两个水瓜给方克勤。方克勤觉得这样做有行贿之嫌疑，所以鞭笞了小童，然后把水瓜归还了去。

除了《杂箴》之外，方孝孺还写了一系列的《杂铭》。这些铭文托物言志，其中一些思想也颇为可观。

如在《纸铭》中，他将纸的功能和自己的抱负熔铸于一炉，说纸用以立言载道，行仁义，以利其民。意思是，如果用纸来写文章，是希望它可以“载道”。如果用它来记载事件，则希望它可以有利于人民。如果用它来实施教学，则希望它可以传播“义”。用它来立法，则希望它可以体现仁政。

又如在《席铭》这一篇中，方孝孺以坐卧之席阐发开来，认为过于舒适安闲，则容易让人沉溺于其中；而溺于安逸之祸，较之洪水猛兽不遑多让。而相比较而言，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身体沉溺于水中，旁人尚可下水救之；假若此人是心溺，又有谁能救得了他呢？宁可忧伤与谨慎。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另如《衾铭》一篇，从中可看出方孝孺忧民的杰出之处。在此篇中，他提出一个人在自己温暖的时候要想到别人所受之寒，而当自己安逸的时候，要多想到别人的艰难。“己之暖，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艰。”此铭似与广为传诵的司马光的《布衾铭》颇有些关系。

在《炉铭》中，方孝孺表达了对于人民之力的重视。他以炉取譬，指出如果你靠近炉子，则它可以温暖你。如果你过于狎戏而触碰它，则它会烧到你。人民就像这炉中之火，不要以为可以随意侮辱。这种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从《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而君为轻”，到《三国志》中的“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再到《孔子家语》中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等论述即可以看出。但难能可贵的是年仅14岁的方孝孺竟然也有此意识，并形诸笔端以为劝诫，足见他对于此问题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的。

洪武四年（1371），方孝孺随父到济宁知府任的那一年，正好15岁。在济宁的四年中，他开始逐渐奠定自己的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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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蜀献王赐号正学，浙江台州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一生先后经历了元末、明初、靖难两个皇朝三个时期，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有影响的时期仍是在明朝。方孝孺自幼随父读书，聪敏勤奋，每日读书的厚度都超过一寸，被乡人看做是韩愈再生。他以理学和才华赢得社会的承认，成为明代初期著名的理学家。21岁时，他又前往浙江金华受教于著名理学家宋濂。由于他天资极高，力复理学，数年之内就高出侪辈，得到了宋濂的褒奖。宋濂在《送方生还天台诗序》中称赞他：秉性凝重而不被外物所牵系，聪颖不凡足以洞悉万物至理，时而为文，文思亦如水流泉涌。这种卓尔不凡的人才就像在啁啾合鸣的百鸟中忽然见到了一只凤凰一般。在《祭太史公七首》中，宋濂甚至说，如果再给方孝孺一些时间以增长他的学识，自己恐怕也会有所不如了。

方孝孺本人对于文章并不看重，甚至多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白自己不欲以文章名世，他所渴慕的是圣贤之道，最希望做的是取法圣贤、师法圣贤。方孝孺对自己的志向有着明确的定位，他说：“其大者，将宏廓敷扬其所传于世，俾人得乐生达理；其次亦将整齐周公孔子之成法，为来今准；下此犹当著一书，据所蕴蓄，补艺文之遗缺，续斯道于无极，岂止与诸子竟铢两毫末于文艺之籍哉？”方孝孺的思想与志向由此可见。他是以敷扬上古先贤之道为务，希望通过这种传递使人民能够幸福地生活并体悟先贤的道理，其次是收集整理，再次也是根据先贤至理著书立说来延续之。一言以蔽之，方孝孺认为文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罢了。

洪武年间，方孝孺曾两次被明太祖朱元璋召至京师。朱元璋对他也非常赏识，看了他的《灵芝甘露颂》后，不禁赞叹他：“异人也，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明太祖去世后，惠宗按太祖遗令，将方孝孺召为翰林侍讲，其后又多次升迁，并参与机要。建文四年，燕王朱棣的叛军攻破京城，方孝孺被捕下狱。朱棣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行径，命方孝孺草诏。方孝孺誓死不从，燕王以灭九族相威胁，方孝孺浑然不惧，痛骂不休，对朱棣说，即便灭十族又能如何。燕王大怒，割了他的舌头，并处以磔刑。朱棣还灭了方孝孺的九族和他的门生游党，号为“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