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自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着名作家史帝文森的笔下，讲述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杰克医生喝了一种试验用的药剂，在晚上化身成邪恶的海德先生四处作恶，他终日徘徊在善恶之间，其内心属灵的内疚和犯罪的快感不断冲突，令他饱受折磨。这种貌似荒诞无稽的故事其实蕴含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题：人，到底是是简简单单黑白分明一成不变的非善即恶，还是既善亦恶，时善时恶？“变身怪医”也是文学领域中众人皆知的艺术形象。

故事主角杰基尔博士是个双重性格的人，表面上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内心深处却潜伏着一种肆无忌惮的邪恶。后来他发明了一种化学药剂，只需吞一点，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变成另一个肉身——寻欢作乐、放纵自己的矮小丑陋的海德先生——他在外干尽坏事，回到家后。再服一剂药水，则又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杰基尔博士。可是，那个矮小的恶人海德渐渐不满足于附属地位，他在逐渐强大，他要控制杰基尔博士整个人。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展开了斗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关于门的故事

寻找海德先生

杰基尔博士相当自在

凯茹凶杀案

一封疑窦丛生的信

兰年博士身上的怪事

在窗口发生的怪事

最后的一夜

兰年博士的陈述

亨利·杰基尔关于此案的完整供述

律师厄特森先生总是神情紧张，从未发现他的脸被笑容点亮过。尽管他看起来又瘦又高、干巴巴的，而且沉默冷淡、言行迟钝，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可爱之处会偶尔展露。在老朋友的聚会上，当他被酒微微熏陶着时，一种颇具亲和力的东西就会从他的眼神中自然浮现，而这种东西通常在他的言语中很难得到表达。事实上，厄特森律师的亲善并不仅仅只在饭后平静的脸上闪现，他的为人处事中更为充分地彰显了这种与人为善。他非常自律：一个人的时候只喝点杜松子酒，严苛抑制着自己对于葡萄酒的偏爱；尽管他喜欢看戏，但足足有二十年了，他不曾进入任何一家剧院的大门。但他待人有极为值得称道的容忍度，当看到有些人近乎狂热地致力于干坏事时，他有时感到讶异，甚至于嫉妒那种狂热；但是，无论对怎样十恶不赦的人，他的态度总是倾向于挽救，而非谴责。“我可能中了该隐的谬论的毒”，他常常这样说，“我是在听任我的同胞兄弟自行堕落”。基于这样的性格，厄特森律师常常有幸成为那些堕落者所能接触到的最后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可以对他们施加好的影响的人。对于这些堕落的人，只要他们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绝不会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有任何微妙的变化。

毫无疑问，要练就这样的功夫，厄特森律师并不需要花太多气力，因为他的情感从不外露，甚至是友情似乎也以他相似的宽仁性格为基石。一个谦逊的人，总是会从机缘那里结交到仿佛事先安排好了的朋友，这正是这位律师的交友之道。他的朋友大多是他自己的亲族，或者就是已经认识了很久的人。他的感情犹如常青藤，是时间的产物，而绝非出自于对某人的偏爱。因此，他与他的远亲、伦敦城内有名的理查德·恩菲尔德先生之间的友情正是这种时间的产物。许多人一度对此颇为困惑：这样的两个人能互相欣赏对方什么呢？他们又将在哪些方面找到共同话题呢？他们每个星期天还有一次例行的散步，据碰到他们的人士声称：他们散步时都不说一句话，气氛非常沉闷，因此一见到熟人就赶紧打招呼，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尽管如此，这两个人好像还极为看重这周末的例行散步，并把它视为每周的重要节日，为此，他们不但可以把其他的娱乐推在一边，甚至不惜取消一些业务来访，以便可以共享他们的共处时光。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散步中，他们来到伦敦商业中心的一条侧街上。这条街比较狭小，当时也可称得上冷清，尽管平日里它也被卷进繁华的商业活动当中。这里的店铺似乎都经营得当、运转良好，为了能使自家的生意更加兴旺发达，店主们纷纷拿出自己的赢利用在店面的装潢上，这使得整个一条街的店面都呈现出一副招徕顾客的样子，就像是站了两排笑迎客人的售货小姐。即使是在星期天这样的日子，那些琳琅满目的吸引人的各色兜售手段被暂时掩藏，街面上一度显出空旷来，可只要与周围的灰暗冷清一对比，这街面到底还是明亮温暖的，正如同森林中燃烧的那一团篝火。这的窗子新被油漆过，光亮簇新，招牌被擦得锃亮，所有的一切都光洁一新，凡是路过的人都会被它们所散发出的气息一下子吸引。

沿着一个拐角的左边向东走，大约有两个门面的距离，一座阴森森的住宅的山墙忽然挡在了路的尽头。它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屋，没有窗户；只有楼下的一扇门，楼上是一堵看起来密不透风的斑驳外墙，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这座房屋呈现着一副年久失修的破败景象。它的门上没有安装门铃，也没有门环，倒是浮泡与斑点随处可见。不时会有流浪者无精打采地迈进门洞，在门板上擦火柴，小孩子们在台阶上玩买卖东西的游戏，学龄儿童则在它的墙角线上磨他们的小刀。将近三十年来，并没有人出来将这些不速之客驱逐走或者修葺一下那些遭到损坏的地方。

恩菲尔德和厄特森律师此时正走在这条侧街的另一边。当他们走到这所住宅门口的对面时，恩菲尔德先生用手杖指了一下那扇门。

“你注意过这扇门吗？”他问。在他的同伴给出了肯定回答之后，他又说：“在我的意识中，这扇门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

“是吗？”厄特森先生用稍稍变化的语调问道，“那是什么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恩菲尔德先生回答道，“那天我从很远的地方往家走，当时正值冬天，凌晨三点钟，周围一团漆黑。我所经过的市区的一些路段，倘若没有灯，便可说是伸手不见五指。我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所有的人都在熟睡当中；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街，所有的灯都彻夜通明，仿佛在迎接队列通过一般，但同时整个街道又空寂无人，这有点像教堂里的情形。后来，我的心情进入到某种情绪当中：我仔细地聆听着、聆听着，并开始企盼一个警察会不期而至。忽然，我看见了两个身影：一个是小个子的男人，正沿着街道直直往东走；一个是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正拼命地从街中心穿过。那么，先生，这两个人便在拐角的地方很自然地撞在了一起；接着非常骇人的一幕便发生了，那个小个子男人若无其事地从这个小女孩的身上走过去，听任那孩子在地上惊声尖叫。当然，现在听我复述这件事感觉不到什么，可若是你亲眼目睹的话，就可怕极了。那完全不像是一个最起码的人的作为，而简直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凶神恶煞。我立刻大喝一声，冲上去揪住了那人的衣领，并把他扯回到正在哭喊的小女孩身边，那里早已围了一群人。那家伙依旧非常冷酷，倒也没有反抗，可是他向我看了一眼，那眼神十分狞恶，以至于我像刚跑了步一样浑身冒汗。那些闻声赶来的是小女孩的家人。刚好就在那时，医生来了(那小女孩就是被差去请医生的)，还好，根据医生的判断，小女孩没有遭到太严重的伤害，更多的是受了惊吓；到这里，你也许会以为事情已经了结。可是我还有一个难以理解的情况要跟你说：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家伙就感到十分厌恶，小女孩的家属当然也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家属的感觉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话，那么那位医生的反应就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他不过是个极普通的药剂师，无论年龄还是外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说话带有很重的爱丁堡口音，但他却情绪激动得像一支苏格兰风笛。也就是说，先生，他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厌恶那个家伙：我注意到，每向被我揪回来的那个人瞪一眼，那医生的脸就会因厌恶而变得煞白，而且有恨不得宰了那个家伙的冲动。我明白他的感受，他也知道我的心思。当我们明白不可能杀死他以解怨恨时，便退而求其次地作出了接下来的决定。我们告诉那个家伙，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一定要把这件事从这里传播开去，让他在全伦敦名声扫地。如果他原本有些朋友或享有一定的信誉的话，我们保管他从此将失去这一切。我们在这样严厉地训斥那家伙的同时，也始终注意尽可能不让那些妇女靠近他，因为她们都气得像发了疯的妖怪。那群围观者的愤怒表情是我所从未见过的，而站在中间接受指责的那个家伙的神情还是那样的阴郁、傲慢、冷酷。虽然我能看得出来，他也有些惊慌；但是，先生，他却能照样做到不动声色，活脱脱就是撒旦。‘如果你们一定要小题大做的话，我自然也无能为力。但是每一个讲究体面的绅士都希望远离丑闻，’他说，‘你们就开个价吧。’于是我们勒令他向小女孩的家属支付高达一百镑的赔偿费。很明显，他一开始还想硬抗着不同意，但最后他发现我们这边似乎根本没有让步的可能，只好屈服了。接下来的事就是从他那拿到这笔钱。你想象不出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原来就是那扇门跟前！他掏出一把钥匙，开了门进去，很快又出来，取来了大约十镑金币，不足的数额他则开了一张库茨银行的支票，凭支票即可兑换现金。而签在支票上的名字我现在不能说出来，尽管它是我所讲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关键点，但这个名字至少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而且经常见诸书刊报端。支票上的金额固然可观，但支票上面的签字只要不是假的，那它的价值将远胜于这些单纯的数字。我于是毫不客气地向那家伙指出，整个事情似乎不大可信；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会有人在清晨四点钟走进一扇地窖一样的门，然后又带着一张将近一百镑的支票出来，而这张支票还是由另一人签字的。但是他却神态自若地冷笑着说：‘敬请放心，我可以奉陪你们到银行开门，然后由我亲自去把支票兑换成现金。’于是那位医生、小女孩的父亲、撞人的那个家伙还有我自己，一起到我的住所度过这一宿残余的一点时间。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我们四个人就一起到银行里去。我亲自把支票递了进去，并说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它是伪造的。谁知结果完全相反，那张支票居然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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