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死的时候也是20岁，她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五大三粗的像个“假小子”。她说话嗓门大，一接触就知道是个爽快的人。她最大的特点是心里放不下任何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高兴时，会咯咯地笑个没完，难过时，也会闷闷地谁也不理。毓芳是我们班的壮劳力，班里的重活累活，不用班长安排，她都抢着去干。她心眼实，干活从不惜力，也不偷奸耍滑。毓芳最惦记最心疼的是她的母亲。她总跟我说母亲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来到东北，丈夫死后，她领着孩子再婚。再婚的丈夫是个工人，挣钱不多嗜酒成瘾。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以糊火柴盒挣钱养家。即使这样穷困，母亲还会接济比他们更困难的人家。沉船事件发生后，刘毓芳的母亲和继父来处理后事。记得她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我们织网班的小屋，抱着毓芳的被褥在炕上打着滚哭嚎，那个凄惨的情景至今不能忘。刘毓芳的遗体是苏方在一个江中岛发现，我去辨认的。那时她的脸部已开始腐烂了。我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把她衣服剪下一角，留给了她的家人。
北京小知青李金凤是个“小六九”(1969年初中毕业生)，死时17岁。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得出奇，永远是白里透红，招人多瞧几眼。金凤心灵手巧，干活麻利，织网梭子在她手上仿佛像生风一样，你根本看不清她是怎么穿梭眼的。沉船事件后，金凤的父母都来处理后事，她父亲沉默寡言，母亲能言善辩，是家属们的主心骨。7月1日，金凤的遗体也被苏方发现，已经高度腐烂，棺材里往外爬蛆后来我回天津探亲，还专程去看望她的老父亲，比去连队时老多了，我心里酸酸的。我走时三番几次地回头看他，他佝偻着腰，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章秀颖是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死时22岁。她中等个儿，体态均匀。瓜子脸，杏仁眼，白白净净的脸庞，常显得有些苍白。她略带忧郁的眼神，常常放出沉静果敢的光。秀颖本来是可以不下乡的，大串联时徒步去延安时落下了毛病，身体不好。但她还是坚决地和我们一起走了。我们俩分到一个连队，又分到了织网班。因为她经常有病，我背着她找连队的王大夫给她开病假条，这样就可以领病号包饭。那时连队生活清苦，成天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汤”。病号饭是汤面里卧两个鸡蛋，有时还撒上点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闻着都香啊。可我端来后，她以自己不爱吃面条拒绝了。她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宁愿吃苦，而不麻烦别人。秀颖死后，她的父亲和妹妹来处理后事，当时家长都提出要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唯有秀颖的父亲提出：找到遗体后，把孩子们埋在一起，给她们立个碑。我返城后，曾和她父亲商量，要把秀颖的坟迁回天津郊区。可她父亲不同意，他说还是让她和那几个孩子在一起吧！她的遗体是4个月后从黑龙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遗体居然很完整。
北京姑娘贾延云死时也是17岁，她是我们班最小的，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派。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像百灵鸟一样鸣唱。开始说她做了什么梦，接着又说小时候的什么事儿。因为年纪小，干活时常被照顾，可她总是拒绝，逞强非要干最苦最累的活。事件发生后，延云的父母亲都来了。他们特别慈祥和善，忍着自己的痛苦还安慰我。后来我去北京时看过他们，他们还专程到天津看过我。我知道，他们每天都在想着延云！看见了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遇难的5个姐妹的遗体先后都找到了，只有延云没有找到。20世纪80年代边境贸易活跃，有从俄罗斯那边回来的人说，对岸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中国哑巴姑娘在喂马。延云的父亲听说后，还到对岸寻找过，却失望而归。2009年，我们当时下乡的那个农场，要给那次遇难已经找到遗体的5个姐妹修坟。他们找俞宏茹问掩埋的顺序，她打电话问我。我马上给农场打电话，请求他们别忘了贾延云。当时修葺的墓地已经竣工，在我的恳求下，他们又从西边扒开了个口子，给延云修了个衣冠冢。这样延云也算回家了，姐妹们得以团聚。已经在黑龙江边安家的俞宏茹真的成了她们的守护神了。P7-8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有2000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边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宏图最新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故事》中，完全呈现。……作者像位考古工作者一样，在北大荒和知青返城的家乡间奔跑，寻找老知青的足迹和他们发生在昨天、今天的故事，历时多年，用爱和激情写成这部书。
——美国《世界日报》
谁来证咀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有一个夙愿，要为“我们”——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写一部书。从2006年5月18日开始还愿，用一种最通俗的办法，在黑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生活报》上开一个专栏《我们的故事》，每周一篇，经过一年以后，读者纷纷要求能尽快结集出书。正好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也对这本书怀有期望，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摆在你的面前了。
“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经历不妨看成一段历史的生命化缩影。’文革‘的具体事端会渐渐淡忘，但这群人及后代却以一种乖戾的生命方式作永久性的记载。”
这话是余秋雨先生说的，出自他的那本《文明的碎片》中的那篇《老三届》的文章。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夏天，我曾陪他夜航黑龙江，路上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关于知青的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我的朋友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和同代作家史铁生、铁凝、叶辛、陆星儿等，已写过许多，每一篇都让我们感动。但‘他们对知青运动、对老三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我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成长，有所作为，因此“青春无悔”。有人认为，我们是“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把红卫兵极左的思潮带到了广阔天地，给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灾难，我们应该忏悔
无论别人怎样说，我还是要写，写我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为这段历史留下“生命化的缩影”，以告诫人们不能让那些刻骨铭心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告诉人们，在那个阴风浩荡的年代，在那边塞绝寒之地，也曾有鲜艳的人性之花的开放。
我要写“知青时代”我们的苦难与风流，我还要写“后知青时代”我们的艰辛和坎坷。我要写我们，还要写和我们共命运的父老乡亲。我要写成功者的辉煌和灿烂，我更要写失败者的沮丧和无奈。总之写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逆境中奋发拼博，把种种人生经历变成财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和祖国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当然我们也会反思和审视自己，由于当年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胆怯懦弱、自私和利己，怎样使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也许上帝都会原谅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毫不回避地记录下来，那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最为珍贵的《人生宝鉴》。
我在开辟专栏讲述这些故事时，曾对老知青们说：
朋友啊，朋友，请你告诉我！
把你过去和现在的人生故事告诉我，
把你的苦难和幸福告诉我，
把你的成功和失败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时代的标本，
我们是一代苦难的风流。
我们走过漫长的风雪迷蒙的冬季，
我们的青春留在了无花的季节。
然而我们毕竟走过来了。
在那充满泥泞的路上，
我们搀扶而行，
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迹。
现在我要对亲爱的读者说，请你看一看我们的故事吧，观望一下我们这群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
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出现上山下乡的高潮算起，已经40年了。当年的知青逐渐走下历史的舞台，怀旧的情节，让我们再一次走回人生的起点。跟随战友们的脚步，我也回到了我当年下乡的位于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大山褶皱里的那个小山村，我要寻找写满我们爱情的那片白桦林，寻找那埋在白桦林中我的战友的墓碑。很可惜，那片白桦林已开成了大豆地，墓碑早已荡然无存了。我把从地边采来的一束鲜花放在那片地里，点燃了从城里带来的黄纸。我叨念着心中的祭辞，眼泪流在脸上，滴落在地上。那黄纸化成红色的火苗，舞动着向天上飞旋，又化作黑色的蝴蝶，飞向遥远的天际。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沉默着，我耳边响起了朴树的那首忧伤的《白桦林》——
天空依然阴霾 依然有鸽子在飞翔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雪依然在下 村庄依然安详
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有一天战火烧到家乡 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
我想，我们——当年的知青何尝不是因为战火要烧到边疆，勇敢地奔赴黑龙江，走进白桦林？我们献出了青春，许多战友献出了生命！当年的2000多万年轻人义无反顾地从城市奔向农村边疆，那是人类从未有过的大移民！你想一下，如果这2000多万年轻人在城里不断地折腾下去，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学停办了，谁能在城里给2000万的我们找到饭碗！我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我们的出走，为共和国承担了巨大的困难！然而一代人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我们真的是不该被忘记的。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来。
那就是这本书。
2007年6月
1968年，2000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边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震惊中外。贾宏图的这部纪实作品《《青春1968(我们的故事珍藏本)》，艺术地再现了黑龙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描写了他们在北大荒苦寒的自然环境和艰苦卓绝劳动中的努力拼搏，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呈现了特殊年代知青的生存状态。作品不仅记述了知青凄美的爱情和与当地百姓患难与共的友情，也表现了后知青时代的返城知青们，在中国改革大潮中从头再来，重新创业的经历。本书是六年前就享誉中外的《我们的故事》精选本。篇篇倾情之作，读来无不为之动容，更具珍贵史料价值。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有2000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边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震惊中外。在下乡北大荒的数百万知青中，作者采写了50个男女知青在边塞苦寒的自然环境和艰苦卓绝劳动中的努力拼搏，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呈现了特殊年代知青的生存状态，书中记述了知青凄美的爱情和与当地百姓患难与共的友情，也表现了后知青时代的返城知青们，借中国改革大潮中从头再来，重新创业的经历。
《青春1968(我们的故事珍藏本)》作者贾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