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位作家下葬。这就像一场最后的游行，出乎意料地来了很多人，他们沉默而虔敬，混乱无序地堵住了蒙帕纳斯墓园周遭的大街小巷。来了多少人呢？三万？五万？更少？或者更多？不管人们怎么说，葬礼上还是得有很多人参加，这很重要。假如有人事先告诉他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他的葬礼，他大概不会相信。他会笑出声来。这个问题并不会让他多在意。他希望自己悄悄地被安葬，身边守着十二个门徒，而不必搞得像雨果或者托尔斯泰的葬礼那样盛大。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未见过有这么多人来送别一位知识分子，这不得不让人认为这件事是必须的，或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这些人为什么都在这里呢？根据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本不必赶来。向一位一直深陷歧途、在任何事或者几乎是任何事上都会自我欺骗、坚持将自己的才智用于捍卫不可捍卫之事的人致敬，这实在太荒谬了！他们更应去参加那些“正确”的人的葬礼，那些他曾无比蔑视、无情批评过的人。然而，没有任何人会为那些人而去。
如果在失败背后，这个小个子男人身上还有别的可称道的东西，那便是这样一种激情：以思想改变命运，面对一切逻辑障碍仍然奋勇向前，明知会失败依旧不放弃，敢于承受正义的事业与注定失败的战斗以及周而复始而又毫无结果的斗争之间的矛盾。由于没法进到墓园里去，人们走过一座座墓、越过一座座碑、推翻一块块墓碑，只为离他的棺木更近一些。这简直就像是在安葬某个大歌星或者某位圣人。泥土覆盖的并不只是一个人，与他一起被埋葬的是一种古旧的思想。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深知这一点。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不管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在这里，我们怀着信念与失却的幻象，一只脚已经踏人了墓穴。如此多的人聚在这里，就像是为了救赎理想主义犯下的错误而进行的特赦。对于牺牲者而言，这并不会改变什么。不会有道歉、赎罪，也不会有盛大的葬礼。还有比想行善却作了恶更糟糕的事吗？泥土埋葬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中生活并不容易。
此时此刻，不再清算什么了，也不再总结什么了。所有人都负有相同的罪责，所有人都有过错。我并不是为了思想家而来。我从来就不懂他的哲学，他的戏剧亦难以理解，而他的小说我也早已忘光。我是因为久远的回忆而来。但人群使我想起他曾经是怎样的人。人不能为一个站在刽子手那边的英雄恸哭。我半路折回。我会将他埋葬于脑海中的某个角落。
一些声名狼藉的街区会将你带回过去，最好不要在那里流连驻足。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因为再也不曾想起，然而其实只要回去就会明白，它一直在等着你。我避开蒙帕纳斯，因为那儿有我不知如何面对的幽灵。我在拉斯帕大道的侧道上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我认出了他那件独特的印着浅色人字形条纹的大衣，那是五十年代亨弗菜·鲍嘉。穿过的款式。有些人我们看他走路的样子就能认出来。帕维尔·西布卡，东正教教徒，共产党员，思维极其跳跃，擅长讲不入流的笑话。他神色倨傲，不紧不慢地走着。我走到他前面。他胖了，大衣都扣不上了。一头乱糟糟的银发使他看起来像一位艺术家。
“帕维尔。”
他停下脚步，打量我，在回忆中搜寻着自己是在哪里见过眼前这张脸。我大概唤起了他对过往的些许模糊记忆。他摇摇头。我没有让他想起什么。
“是我啊，米歇尔。记得吗？”
他盯着我，并不相信，始终带着怀疑的神情。
“米歇尔？……小个子米歇尔？”
“别这么说，我现在可比你高了。”
“小个子米歇尔！……这得有多久了啊？”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因为萨沙。十五年了。”
我们都说不出话来，因为回忆变得尴尬。最后我们终于拥在了一起，他紧紧地将我抱住。
“我可认不出你了。”
“可是你，你没什么变化。”
“别笑话我了。我有一百公斤重，全因为饮食。”
“真高兴再见到你。其他人没有和你在一起吗？你一个人过来的？”
“我正要去上班。我还没有退休。”
他那波西米亚式的长音听上去铿锵有力。我们一起去了塞雷克，一家小餐馆，那里所有人似乎都认得他。我们刚坐下，还没有点单，服务生便给他端来一杯浓咖啡和一瓶冷牛奶，然后才让我点单。帕维尔弯身去拿旁边桌子上装着羊角面包的盘子，他心情很好，吃了三个，虽然嘴巴里塞得满满的，还是非常优雅地说着话。大约三十年前，帕维尔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到了法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在最后一刻逃过了大清洗运动，而共产党前总秘书斯兰斯基以及他曾经亲密的合作者外事部部长克莱门蒂斯则被逮捕。帕维尔，前驻保加利亚大使，著有纪实作品《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外交与革命》，没有任何巴黎出版商愿意出版这部著作。现在他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一家旅店做夜间保安，平时就住在旅店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希望能和战争结束时移居美国的大哥重逢，正在等签证，因为过去的经历他已经被拒签过多次。
“他们不会给我签证的。我见不到我的哥哥了。”
“我认识使馆的一位专员，我可以和他说一下。”
“你就别操心了。我的文件可是和我一般厚哪！我似乎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
“真是这样？”
他耸耸肩。认命的样子。（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