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巴族的家长奴隶制，是在父系氏族制度衰落，原始共产制家庭公社走向瓦解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但珞巴族还保留着氏族组织的残余，同一氏族的成员，无论蓄奴与否，一般均聚族而居。他们有着共同的男性祖先，实行父子连名制，以区别彼此间的血缘亲疏。同一氏族的人有互助支援、血族复仇的义务，实行氏族外婚制。就是在奴隶之中，这些特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些之前是奴隶而后来发展壮大的家族，还可以使用主人氏族的名称。
早在18世纪下半叶，西藏地方政府就在距藏区较近的珞巴族部落，如马尼岗、梅楚卡地方开始了统治。在今米林嘎加设立了宗政府，并委派了宗本，管理马尼岗和梅楚卡地方。到了19世纪中叶，噶厦把该宗的一部分作为谿卡封赐给了拉鲁贵族，名为嘎加谿卡。珞巴人开始向谿卡支差和交税，成为拉鲁贵族的奴隶，直到印度占领这一地区为止。但是在其他地方，虽然珞巴部落已经出现了蓄奴主，形成家长奴隶制，踏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但封建农奴制度的人身依附制度还没有进入当时的珞巴社会，珞巴族离开氏族依然比较容易。因此，很多珞巴族离开氏族，流落于藏区社会，甘心成为各种形式的奴隶。有些初到藏区的珞巴人，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和技能，只能到领主家做佣工。一般来说，租种藏族领主土地的珞巴族家里都有劳动力，并有农业生产经验。珞巴族租种的土地往往是刀耕火种地，收成很低，有时，他们也可以租借草场放牧。这样，就有一些珞巴人通过租种土地和放牧积累了财产，成了富裕户。如珞巴人嘎尔玛从马尼岗迁到藏区的米林，向那里的藏族领主租种了土地，因为善于经营，到了民主改革前夕，他成为当地最富有的珞巴人。租着两块大牧场，有4个妻子，11个奴隶，60多头牦牛，30多头黄牛以及200多只羊。在西藏农业区的领主家里，存在相当多的珞巴奴隶。在一个叫达米林曲的领主家中，有20个奴隶，其中19个是珞巴人。领主南玉布拉家有25个奴隶，17个为珞巴人。有些珞巴人家庭全家人都在某一领主家为奴。在西藏，充当奴隶的人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可以任意买卖。奴隶的另一个来源主要是珞巴蓄奴主将交不起差税的穷苦珞巴人抵债或赠送给藏族领主。与藏族奴隶相比，珞巴奴隶的身价更便宜，也更受欢迎。
奴隶主要被使用在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极少数被用于家务劳动，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珞巴族的蓄奴主之所以采取强迫劳动和收取实物等相结合、人身占有与人身隶属相结合，而不是单纯地采取强迫劳动的形式，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不多，交换又不发达。这样做，比把奴隶留在家内劳动所取得的经济效果更好、更可靠。同时，由于珞巴族内部的政治组织、政权机构等还没有形成，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纷争频繁，经常发生械斗，蓄奴主采取多种剥削和奴役方式，既可以减少奴隶的逃跑，又可以在发生械斗时得到奴隶的支持，更符合自身的长远利益。
在家长奴隶制时期，妇女地位低下。由于妇女是属于父亲或丈夫的一份动产，因此她们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往往以买卖婚的形式被父辈用来换取财物。结婚后，在家内处于无权的地位，充其量是代理丈夫管理仓库或带领奴隶劳动罢了。妻子要对丈夫保持绝对的忠贞，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如果得不到丈夫的欢心，常常有被出卖的危险。丈夫杀死妻子，他人是无权过问的。丈夫去世后，她们常被丈夫的兄弟收纳为妻或者卖掉，不仅不能继承丈夫的遗产，甚至连在家庭内的卑微地位也不能保持。
P35－37
当手中的笔放下的那一刹那，我的藏南群山峡谷的旅程也暂告一段落了，但思绪似乎还在喜马拉雅山脉飘荡。我仿佛又看到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珞巴族那位戴着熊皮帽的帅气猎人，满载着猎物向我踏步而来。在喜马拉雅群山峡谷的“隐蔽乐园”，在迷人的“莲花圣地”，我和珞巴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爬天梯、飞溜索、穿藤网，走过猴子攀爬的小道，品味特色的米酒鼠宴，跳起那雄壮的珞巴刀舞，相约“滚石”之誓，领略巫师的神秘莫测，感受无处不在的万物之灵……这一切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
珞巴族属于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千百年来，在喜马拉雅群山峡谷的“隐蔽乐园”，在迷人的“莲花圣地”，珞巴族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走出了曾经饥饿的山谷，演绎着新时代的凤凰传奇。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外联系的扩大，现代文明正猛烈地冲击着珞巴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的同时，传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珞巴族这样人口较少民族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
写作过程可以说非常艰难。我国实际控制线内的珞巴族人口少，居住分散，交通极其偏远艰险，可以借鉴的文字资料很有限。在此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老一辈民族学家李坚尚先生，他是早期研究珞巴族和门巴族的专家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深入珞巴族和门巴族地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把生活在西藏边远地区的珞巴族和门巴族生活图景展现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成果，也为后人的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当我请求李先生为本书稿提供一些图片时，他立即欣然应允，不厌其烦地从压箱底的照片中一张张地找出珞巴族和门巴族的老照片，并一一归类，详细标注，老一辈学者的提携后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都令我感动不已。
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张江华先生、陈乃文女士、庞涛先生，以及西藏林芝地委组织部的旦增维色先生、中央党校的徐平教授，他们或是提供了珍藏的照片，或是对书稿的写作提出了宝贵建议，或是提供了材料和其他诸多帮助。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高钰，她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协助搜集了大量资料。在写作过程中，本书重点参考了李坚尚先生的《喜马拉雅寻觅》、陈立明先生的《走入喜马拉雅丛林》，以及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系列中的《珞巴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感谢中国人口出版社给我提供了这次机会。我要特别感谢邱立女士、责任编辑以及美编等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勤奋敬业的团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稿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和不足，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随着西藏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生活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珞巴族已经不是那么遥远，期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进一步关注生活在那里的珞巴族，去体味自然和人文之美。
作者
2013年5月
如果把一个民族比作一颗星星，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繁星满天的世界。当今世界上有约3000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中国也是同样，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密切往来、交流融合、团结奋斗、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强盛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有56个成员，其中有55个是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人口一直持续增长。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353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1％。2010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达到了1.14亿，几乎是1953年的3倍，占到了全国13.4亿人口的8.5％。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差较大，如壮族有1693万人，回族1059万人，满族1039万人，维吾尔族1007万人，而赫哲族只有5354人，塔塔尔族3556人，独龙族6930人。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分布呈现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许多少数民族既有一块或几块聚居区，又散居全国各地。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地广人稀，资源富集。少数民族地区的草原面积，森林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以及天然气等基础储量，均超过或接近全国的一半。全国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中民族地区占到85％以上，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五彩缤纷，丰富多彩。
要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就要从认识每一个民族开始。正是从这个理念出发，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大型系列丛书，力图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用准确、科学、生动的语言，全方位描述和展现各少数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现状，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全家福”。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系列丛书，难度非同一般。几经论证和深入研讨，最终形成了编写大纲，这套丛书各个分卷的作者绝大多数由少数民族作家担任，他们不仅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对本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人口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作者们历经数年，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值此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地祈愿这幅“全家福”能为民族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一份微薄的贡献。
翟振武
2012年5月于北京
在喜马拉雅群山峡谷的“隐蔽乐园”，在迷人的“莲花圣地”，珞巴族的兄弟姐妹们爬天梯、飞溜索、穿藤网，走过猴子攀爬的小道，品味特色的米酒鼠宴，跳起那雄壮的珞巴刀舞，相约“滚石”之誓，领略巫师的神秘莫测，感受无处不在的万物之灵……
由包路芳编著的这本《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丛书：珞巴族》为我们介绍的就是珞巴族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
包路芳编著的这本《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丛书：珞巴族》全面介绍了珞巴族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生活、传统文化与科技、民俗风情、人口规模与结构、现状等方面的内容，向读者全景式地展示了珞巴族独有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情，语言可读性较强，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