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芒所患的病症，还有这样一种好处：人不马上毙命，就会很快治愈。
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两周，阿尔芒就完全康复了，我们也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患病期间，自始至终，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
春天已经播撒满目的鲜花、绿叶，播撒满处的鸟儿和歌声。我的朋友把朝向花园的窗户欢快地打开，而花园的清新气息一直飘升到他的面前。
医生已经准许他下床，从中午到下午两点，是阳光最暖和的时刻，我们经常坐在敞开的窗边聊天。
我特别留意，绝口不提玛格丽特，总担心病人的平静是表面的，这个名字会唤醒他的伤心回忆。然而，阿尔芒则相反，似乎乐意谈论她，不再像从前那样，一说就眼泪汪汪，而现在却面带甜甜的微笑，他这样的精神状态让我放下心来。
我早就注意到一个情况，自从上次去了公墓，他见了那场景突然发病之后，他那精神痛苦的容量，似乎全让病痛填满了，他也不再以从前的眼光看待玛格丽特的死了。眼见为实，这反倒产生了一种安慰的效果；而为了驱逐时常浮现在眼前的凄惨形象，他就沉浸到同玛格丽特交往时的幸福回忆中，就仿佛再也不愿意接受别种回忆了。
高烧即使退了，身体也十分虚弱，精神上还受不了强烈的冲动，阿尔芒沐浴在大自然欢欣的春意中，他也就不由自主地想些喜兴儿的景象。
这场险些不治的大病，他执意不肯告诉家里，直到病愈，他父亲还一无所知。
一天傍晚，我们在窗口停留的时间比往常久一些。天朗气清，夕阳沉睡在蔚蓝色金灿灿的霞光中。我们虽然身处巴黎市区，但是周围草木青翠，真有与世隔绝之感，只有隐约传来的马车声，不时打扰我们的谈话。
“那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样一个傍晚，我认识了玛格丽特。”阿尔芒悠悠说道，他只顾听自己的心声，而不听我对他讲的话。
我没有应声。
于是，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真的，这段经历，我应该讲给您听听，您也可以把它写成书，别人不相信没关系，不过写起来也许挺有意思。”
“过一阵您再讲给我听吧，”我对他说道，“您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今天晚上天气挺暖和的，我又吃了鸡胸脯肉，”他对我微笑道，“而且，我也不发烧了，我们无事可干，我就全部告诉您。”
“那好，您非讲不可，我就洗耳恭听了。”
“这段经历也非常简单，我向您叙述，就按照事情的前后顺序了。您听了之后要写点儿什么，换不换叙述方式就随您的便了。”
下面就是他讲述的内容，而这个感人的故事，我原原本本照录下来，只改动了几个字。
阿尔芒把头仰在扶手椅靠背上，便讲起来：
是的，是的，就像这样一个夜晚!我和一位朋友加斯东．R一起，在乡下呆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巴黎，无事可干，我们就进了杂耍剧院。
在一次幕间休息时，我们离开包厢来到走廊，看见一位身材修长的女子走过，我的朋友还向她问候。
“您问候的那位是谁呀?”我问道。
“玛格丽特·戈蒂埃。”他回答我说。
“我觉得她变化很大，一下子没有认出来。”我说话有点儿激动，等一会儿您就会明白是什么缘故。
“她患了病，可怜的姑娘活不了多久了。”
这话我记忆犹新，就好像是昨天才听到的。
要知道，我的朋友，两年来每次相遇，我看到这个姑娘，都产生一种奇异的反应。
也不知是何缘故，我面失血色，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我的一位朋友懂得秘术，称我的感觉是“流体的亲合力”；而我倒认为没那么玄乎，我只是命里注定，要爱上玛格丽特，这一点我有预感。
不管怎么说吧，她使我产生的反应是实实在在的，我的好几位朋友都看出来了，他们认准我这种反应从何而来时，便大笑不止。
我初次见到她，那还是在交易所广场的苏斯商店门口。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停在那里，一位身穿白衣裙的女子从车上下来。她一走进商店，便引起人们的啧啧赞叹。而我却愣住了，从她走进商店直到走出来，我就始终呆立在原地，只是隔着橱窗望着她挑选所买的物品。我本来可以进商店，可是畏葸不前。我不认识那位女子，唯恐她看出我进店的用意，会觉得受了冒犯。然而错过这次机会，我认为不可能再见到她了。
她的衣着打扮十分素雅，身穿一件镶满褶皱花边的细布连衣裙，披一条金线绣花的印度绸方巾，头戴一顶意大利草帽，只有一只手腕上戴着手镯，是当时开始流行的一条粗金链镯。
她又上车离去了。
一名店员站在门口，目送那位光艳照人的女顾客乘车驶离。我走上前去，向店员打听那位女子的姓名。
“她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他回答我说。
我不便冒昧向他打听住址，也就离开了。
我头脑里产生过许多幻象，而这次则不然，那倩影真真切切，我就念念不忘，到处寻找那位身穿白衣裙的绝色女子。
过了几天，巴黎喜剧歌剧院举行一场盛大演出。我前去观赏，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只见她坐在侧面楼座的包厢里。
与我同去观看演出的那个青年也认出了她，向我道出了她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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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是一个艺术大师宝贵的血液，是超越生命之外的生命，是可以铭记的珍藏的血液。
——约翰·弥尔顿 英国诗人、《失乐园》作者
没有别的事情能比阅读古人的名著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乐趣，这样的书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令人愉快、清醒、高尚、刚强，仿佛清澈的泉水沁人心脾。
——叔本华 德国著名哲学家
大师们的作品在我们心灵扎根，诗人们的佳句在我们血管中运行。我们轻时读了书，年老了又把它们记起。
——亨利·赫兹利特 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专栏作家
拜读名家大作，可造就雄辩之才。
——伏尔泰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有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才说要写“译者序”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
最初想写的序题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刚看过，就有出版社约译《茶花女》，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
对我而言，约稿却之不当，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找几条辩白的理由。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局面，可以比较优劣，不断提高译文质量，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假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版本，那情况就更尴尬了：谁想重译都不成，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
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谁翻译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翻译，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如此礼遇，赢得一致的赞赏。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最新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五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最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骛，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二十岁，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就在玛丽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唯一的，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第一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父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人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的旁边一比，就显得多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四十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
李玉民
《茶花女(插图彩绘本完整版)》是亚历山大·小仲马笔下经典的爱情故事。
《茶花女(插图彩绘本完整版)》讲述了从乡下来巴黎谋生的玛格丽特，不幸落入风尘，做了妓女。在麻痹空虚的生活中，她遇到了税务官之子阿尔芒，并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梦想着通过两人的纯真爱情开始新的生活。然而，阿尔芒父亲的出现粉碎了她的美梦，为了阿尔芒一家不因她而蒙羞，玛格丽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背负着阿尔芒的误解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面对爱人的羞辱，她堕进了痛苦的泥潭……
《茶花女(插图彩绘本完整版)》在亚历山大·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