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丈夫精神的思想背景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首先想做一个政治家,所以,孟子的学说是定位在政治思想之上的。
孟子政治思想的主干是仁政。围绕着仁政的推行,孟子展开了他的全部思想。
孟子之所以认定仁政是天下政治的唯一正道,从人自身来说是基于人性的本善,从外部因素来说则有上古和近古历代圣王的事迹,以及他认为的由于没有推行仁政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要推行仁政,当权者必须首先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要求,为此,孟子又不断强调他的由修身达到平治天下的理想途径。
平治天下当然不是一句话的事,所以,孟子也提出过一些实施仁政的具体方法。比如土地制度、教育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用人之道等等。
孟子政治思想的总趋向还是要用道德统帅政治。
当然,在劝说当政者增进修养、改变思想的同时,孟子自己也在着力培养合格的政治人才,这就是孟子的教育事业。
虽然因为孟子思想的孤傲和过激,孟子弟子没有取得像孔子弟子那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孟子提出他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方针。
孟子弟子众多。在孟子周游求仕的岁月里,最高潮时达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①,有几十辆车子追随在后,弟子达数百人之多,这是连孔子在世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孟子》之中,留有名字的就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克、陈臻、公都子、充虞、高子、陈代、彭更、北宫、匡章、徐辟、咸丘蒙、桃应、屋庐子等十几人。这些留有名姓的弟子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孔子弟子,但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与孔子弟子一样,孟子弟子也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当时的各个国家。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他们所关切的社会和思想问题也各不同。有热衷于求仕做官的,也有醉心于思想学术的。在与孟子的思想交流中,有关心时政的,有关心历史的,也有关心哲学的。总体上讲,与当年的孔门一样,孟门的形成和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孟子与弟子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的作用。
没有孟子。就没有孟子弟子,反之亦然。
不过,《孟子》中的孟子弟子与《论语》中的孔子弟子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及,而且在思想水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子》中的孟子弟子很少有他们独立的思想表述。尽管他们向孟子请教的一些问题相当有深度,但却很少能与孟子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在孟子与弟子的相互讨论中,孟子弟子的表现也并不突出。
这一现象可能与《孟子》的成书方式有关。《孟子》主要是记述孟子的思想.并经过了孟子本人审阅。
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大放异彩,形成早期儒学的一次新的思想高潮。
孟子去世后,战国中后期的儒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潮。这可能与当时的天下政治重心逐渐向西方强大的秦国发生转移的事实有关。但孟子弟子集体影响力的平庸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
孟子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这一点也与孔子相同。
当然,孟子也并不服输,他为自己一生的政治失意思考出了种种原因和对策,其中主要是他的天命论,以及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强调。
在孟子看来。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有规律和规则的,并进而断言圣人和王者的出现也是有固定不变的时间上的间隔的。
具体到每一位安定天下的王者的出现,孟子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当代帝王的任用和举荐,一是符合天命的要求。
孟子所谓的天命,总体上与孔子的观点相一致,是指任何个人都不能改变的时势的趋向和要求。所谓时势,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比如说王朝的更替,既需要有合乎道德规范的王者的出现,也要有在位帝王的暴虐无道。
在孟子时代,因为缺少能够整合天下的贤明的君主,当然也就不存在举荐继承人的问题。天下政治虽然混乱不堪,但还没有到天下人不能忍受,进而显现出明显的人心所向的程度。所以,孟子怀才不遇,没有机会改变天下政治的方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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