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统治者经过不断的行政实践，吸取经验和教训，逐渐将三种不同的模式融合起来，形成了以儒家治国模式为基础，以法家治国模式为补充，以道家的权谋手段为调节的古代社会治国之道。晋圣斌编著的《治国智道》认真剖析和总结了中国古代行政实践的成败得失，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理性思考和为政经验。

晋圣斌编著的《治国智道》讲述了：中国在古代曾一度傲视四海，泱泱大国，称雄东方。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内容模式丰富。儒家、道家、法家从各自的理论和认识出发，分别为统治者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治国模式。历代统治者经过不断的行政实践，吸取经验和教训，逐渐将三种不同的模式融合起来，形成了以儒家治国模式为基础，以法家治国模式为补充，以道家的权谋手段为调节的古代社会治国之道。《治国智道》认真剖析和总结了中国古代行政实践的成败得失，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理性思考和为政经验。

第一讲 上古之纪和大同之世

 庶之·富之·教之

 以吏为师与严刑峻法

 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第二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子·皇帝·大一统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宗法·封建·郡县·藩镇

 人治·法治·权治

第三讲 政在四方，要在中央

 修齐治平，无为而治

 王道圣功和霸道伟业

 礼与法，表里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

第四讲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小民的觉醒

 得人心者，得天下也

第五讲 战术、心术与务本求财

 胜主立国与开疆拓土

 文野之分与观风导俗

 务本逐末与求财裕国

 六术并施与盛世奇观

第六讲 鉴戒识大道，古往兴废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王朝更迭，战灾民苦

 天下兴亡，新潮旧势

 史鉴昭日月，智道慧华夏

后记

所谓“上古之纪”，是指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们按血缘关系结成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时期，距今约三四万年，大约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有巢氏和燧人氏时期。《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菔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庄子·盗跖》亦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淮南子·齐俗训》则描述道：“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媛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上古之纪”人们刚从蒙昧状态解脱出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彼此之间没有相害之心，没有私有观念。那些“构木为巢”、“取火化腥”的圣人被人们推为氏族公社首领，同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既未脱离劳动，也没有任何特权。本氏族的重大事情都要由氏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讨论决定，各家族的家长和全体成年男女均可参加。相传神农氏时“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护，没有专门从事管理人的特殊等级”。

所谓“大同之世”，是指父系氏族公社实行部落联盟民主制的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黄帝和尧、舜、禹时期，距今约五六千年。那时虽进入父权制氏族社会，但还没有出现阶级，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是实行民主的“禅让”制度。正如《礼记·礼运》所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一幅理想化了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社会景象，也是古代儒家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礼记·礼运》又描述夏朝以后的情况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报仇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种社会显然不如“大同”世界那样和谐高尚，但毕竟还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阶级社会的“盛世”，也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并力促其实现的现实目标。

“上古之纪”和“大同之世”是人类历史的童蒙时期，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纯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国安民之道处于萌芽阶段。

P1-2

中国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文献典籍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度，国人以此为荣耀和骄傲。我们的先人怀着对中国历史发展无比崇敬的热忱，特别注重对历史过程的探索，注重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及借镜。他们以继承和发展、开拓与创新为重，以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不顾身家安危，敢于向皇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直面千夫指，捍卫了历史的尊严与神圣，载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科学的内涵，进而使我们拥有了二十五史、地方志、实录、文集等林林总总、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继往开来、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国家提供了科学依据。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就是荒谬；现实是需要面对的，否则就是逃避，而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恰恰就是文化与智慧。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动力的源泉，使我们懂得伟大源自平凡，崇高源自执着，魅力源自孤独，成功源自独创，生存源自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将历史研究与认识国情、建设新中国紧密联系，赋予历史科学新的生命活力，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发展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像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蔡美彪等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中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普及教育的历史著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使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有了传人和继承者，这是祖宗的恩赐，更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冀盼和厚望。正是在先辈的感召和谆谆教诲下，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因应广西教育出版社江淳女士、李人凡先生的要求，将各自在史学研究领域，钻研积累的个人心得认识贡献出来，由涓涓细流汇集为《中国古代智道丛书》系列出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读者的赞赏。这说明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它是推动历史、现实，更是推动未来向前发展的动力。

回首往事，斗换星移，当年的年轻学者如今有的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的是科研部门的骨干力量；往昔出版社的独具慧眼，使我们能够捷足先登，得以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睿智，获得社会和世人的认同，的确幸莫大焉。而今中国社会出版社重新出版我们的研究成果，致力于服务大众和弘扬祖国的历史文化，他们确实具有远见卓识，令人为之振奋。这是我们著者的机缘，也是读者的幸运，更有可能“走出去”，让世界人民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智道丛书》是从我泱泱中华文明之树上采撷的一批智慧之果，经由最耐得住寂寞的专家、学者的阐释、总结、提炼与升华，形成了一套关于天地、节令、宫省、君臣、治国、人际、军事、用人、饮食、服饰的中国古代智道丛书。它们自成一体，各有侧重；互相映衬、珠联璧合。这套源自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丛书，是迄今仍具活力的灿烂奇葩。它香溢神州，芳播四海。它是古代炎黄子孙的伟大创造，更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它为全人类所仰慕，理应为全人类所利用。

有感于此，是为序。

系统地探求中国古代治国之道，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课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基于此种目的，我们尝试性地撰写了《中国古代治国智道》一书。

该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荣晋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谢庆奎先生和时任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社柯尊全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德信研究员、历史研究所的林永匡副研究员统阅了全部书稿，作了诸多修改润色。同时，作者也曾参考和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理论水平有限，学识不高，时间仓促，本书一定存在许多缺陷以至错误的地方，恳请学界前辈和同仁不吝赐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