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曲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意境优美的散曲和情节动人的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开山祖师，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汉卿评传》的作者李占鹏从有关文献资料入手，较为细致地勾出了关氏的生平轮廓，深入地剖析了他的全部作品，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他在社会、人生、文学诸方面的进步见解，对推动关汉卿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情节曲折的杂剧和不少优美动人的散曲。《关汉卿评传》的作者李占鹏从有关文献资料入手，较为细致地勾出了关氏的生平轮廓，深入地剖析了他的全部作品，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他在社会、人生、文学诸方面的进步见解。

《关汉卿评传》对推动关汉卿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关汉卿生平考略(上)

 一 难以稽考的“名”

 二 亨誉世界的“字”

 三 遗世独立的“号”

 四 备受瞩目的籍贯

 五 位高时短的官职

第二章 关汉卿生平考略(下)

 一 扑朔迷离的生卒年

 二 曾经显赫的家世

 三 广泛深挚的友谊

 四 南下北上的游踪

第三章 关汉卿作品考论

 一 现存杂剧作品分类

 二 有争议作品著作权的讨论

 三 已佚作品内容推考

第四章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上)

 一 抨击现实中的邪恶势力 揭露社会黑暗现象

 二 同情广大底层妇女 讴歌勇敢的抗争行为

 三 描写历史上的战争风云 颂扬威武勇猛的英雄人物

 四 倡导高尚的伦理道德 推崇执著的精神意志

 五 拥戴贤明的仁义君主 赞扬公正的清官能吏

第五章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下)

 一 单一而集中的题材

 二 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三 简洁完整的情节

 四 匀称、紧凑的结构

 五 本色机趣的语言

 六 当行典范的体例

第六章 关汉卿的散曲

 一 宣扬任性适意、自由而无拘牵的生活方式

 二 歌颂女艺人健美洒脱的竞技风采

 三 展示女艺人健美洒脱的竞技风采

 四 表现繁华热闹的都市人文景观

 五 明显的叙事性与细腻的心理刻画

 六 意镜营造与诗化的语言运用

第七章 关汉卿的社会识见

 一 审视社会现实的独到眼光

 二 评判社会制度的鲜明立场

 三 构建理想社会的进步观点

第八章 关汉卿的人生态度

 一 肯定平凡普通的世俗现实人生

 二 提倡突出个性的人生

 三 高扬刚强坚韧、宁折不弯的抗争人生

第九章 关汉卿的文学观念

 一 创作、演出、观赏三位一体的戏剧意识

 二 诗化、戏剧化与正格创作兼擅的散曲意识

 三 干预社会现实与陶写主体性情并举的文学功能意识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曲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意境优美的散曲和情节动人的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开山祖师，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汉卿生活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蒙古族人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元朝统治者废止了科举制度，广大文人仕进的道路被彻底断绝，他们失去了为官参政的机会，社会地位明显下降。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前途、理想，他们的字号里居、身世生平更绝少有人过问。元代的文人，尤其是戏剧作家，身世生平很少有详细的文献记载。记载关汉卿生平的资料也极其有限。自元代钟嗣成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的生平就不断地进行探究、发掘，在本世纪三十、五十年代，曾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对关汉卿的全面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关汉卿的生平是一个艰难的但却具有吸引力的学术问题。澄清关汉卿生平中的重大问题是分析他的整体思想的基础。因此，笔者首先要为关汉卿的生平勾画出一个轮廓。

一 难以稽考的“名”

从元明清三代的曲学文献看，关汉卿的名讳失载，“汉卿”只是他的字。按照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人的名讳、字号都该一应俱全，因此，关汉卿不可能没有名讳，只不过由于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稳定、职业的卑下，他的名讳失传了。“汉卿”是他的字，这在元明清诸多曲学文献中都有某种暗示或确认。关氏是以字行世的。

最早载录关氏字号里居、身世生平的《阳春白雪序》和《录鬼簿》，都称关氏为“关汉卿”，可见，关氏之“名”至少在元代就已经不如其“字”为人所熟知，大概在关氏身后就失传了。这两部著作虽然未具体说明“汉卿”是名还是字，但在行文中却有一种让人极容易察觉的潜在暗示，这种暗示当然不是著者有意设置的，但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个信息。《阳春白雪序》的作者是元代有“酸斋”之称的散曲作家贯云石。这篇序评论了元代一些散曲作家的创作风格，其中提到的作家像徐子芳(琰)、杨西庵(果)、(卢)疏斋(挚)、冯海粟(子振)，还有与关汉卿并提的庾吉甫(天锡)，都是以“字”或“号”出现的。《录鬼簿》是一部为元代杂剧作家立传的著作，人们对元代杂剧作家生平的研究都是以它为依据的，它为后世对元代剧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依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关汉卿生平的最早的简略记载就是由《录鬼簿》保存下来的，它在关氏简传中也以“汉卿”称之。从全书来看，《录鬼簿》在著录杂剧作家时有称“字”的习惯，如白仁甫、庾吉甫、王实甫等在钟嗣成笔下都是以“字”行世的。从这两部著作的上下文推测，“汉卿”肯定不是关氏之名。这种推测在贾仲明吊孟汉卿的[凌波仙]曲中可以得到证实，该曲称关、孟两人“表字相同亦汉卿”。贾仲明是明初人，他为元代许多杂剧家写了吊词，孟汉卿即是其中的一位。贾仲明已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汉卿”乃关氏之字的事实。这种情况在元代其他曲籍中也有反映，一是元代杨维桢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中，也把关汉卿与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冯海粟诸人并提，庾、杨、卢、冯在他笔下都以字行。他还在《元宫词》中写有“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的句子，这句诗的诗意虽然今人还有争议，如“大金”、“《伊尹扶汤》”，但一般都认为诗中所提的“关卿”，就是关汉卿，“关卿”的称法，只不过是由于受诗句字数的限制而缩简的缘故。二是元代熊梦祥在《析津志名宦》中称“关一斋，字汉卿”。熊梦祥在其中所描述的“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的人，与关氏是非常相像的。笔者认为，不应因“一斋”与“已斋”写法不同，就肯定关汉卿有二名，“一斋”乃“已斋”的误写。三是元代的其他有关文献对关氏都以“汉卿”称之，像朱右《元史补遗》、陶宗仪《辍耕录》都径称“关汉卿”。这两部著作对关汉卿的名号虽无说明，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元代文人文集中，“关汉卿”三字已经相当流行了。

明清两代、民国初期以至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有许多文献都曾提到关汉卿，如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沈宠绥《词学先贤姓氏》；清代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十六《文翰补遗》、蔡显《闲闲录》、王楷、张万铨《祁州志》“关汉卿故里”；民国时期王国维、吴梅的专著、论文；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一些研究著作，但都没有对关氏的名和字进行专门探讨，似乎关氏以字名世已经是一个为世所公认的事实，无须再枉费笔墨。P1-4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