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骑星流(中国驿站新考)》是在认真继承和整合中国古代驿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驿站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结合占有的资料，深入浅出地探索了驿站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城市发展、民间交往等方面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驿骑星流(中国驿站新考)》(作者张晓军)从周朝以前的驿站建设说起，按照中国古代驿站兴起和衰落的顺序，有条理地对历朝驿站建设进行了认真梳理与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驿站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发展中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驿骑星流(中国驿站新考)》(作者张晓军)从周朝以前的驿站建设说起，按照中国古代驿站兴起和衰落的顺序，有条理地对历朝驿站建设进行了认真梳理与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驿站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发展中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驿骑星流(中国驿站新考)》层次分明，语言叙述简洁优美，关于驿站轶事、著名驿站介绍以及大量图片的使用更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

前言

第一章 中国古代驿站概述

第一节 中国古代驿传的方式

第二节 中国古代驿站的规格

第三节 中国古代驿站的人员

第四节 中国古代驿站的业务

第五节 中国古代驿站的法规

第二章 青鸟传书：先秦时期的驿站建设

第一节 周朝以前的驿站建设

第二节 周朝的驿站建设

第三节 先秦时期驿站建设特色

第三章 帝国一统：秦汉时期的驿站建设

第一节 统一的秦朝驿站

第二节 两汉驿站的发展

第三节 秦汉时期驿站建设特色

第四章 乱世蓬勃：魏晋南北朝的驿站建设

第一节 发展中的驿站建设

第二节 首部驿站法规的制定

第三节 蜀汉驿站的发展

第四节 水路驿站的出现

第五节 少数民族地区驿站的兴起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驿站建设特色

第五章 盛况空前：隋唐时期的驿站建设

第一节 规模庞大的驿站设置

第二节 体系完善的驿站制度

第三节 唐朝馆驿设置与形制

第四节 驿夫的命运与反抗

第五节 少数民族地区驿站

第六节 隋唐时期驿站建设特色

第六章 走向辉煌：宋辽夏金元时期的驿站建设

第一节 宋朝驿站的特色

第二节 辽、西夏、金驿站的特色

第三节 元朝驿站的特色

第七章 帝国斜阳：明清时期的驿站建设

第一节 走向完备的明朝驿站

第二节 趋向顶峰的清朝驿站

第三节 明清时期驿站建设特色

第四节 中国古代驿站的衰落与消失

第八章 中国古代驿站的历史地位与轶事

第一节 中国古代驿站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中国古代驿站轶事

附录：中国古代其名驿站（道）介绍

参考文献

后记

早在商代，我国的养马业就已经受到国家的重视，专门设有“多马”、“马小臣”等官职负责其事。到了周代，在《周礼·夏官》中更有“牧师”负责牧场，“国师”、“校人”负责养马，“马质”负责选择良马与建立马的档案，“庾人”负责马的教练，“巫马”、“兽医”负责医治马疾，等等。可见，我国的养马事业很早就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完善的组织和制度。

要使马匹成为驿递的主要交通工具，还必须拥有的装备。驿马的装备主要有以下几种：马鞍。这是骑乘马匹时十分重要的装具，可是在骑乘出现的初期是没有马鞍的。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欧洲情况那样：“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从我国中原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的马主要用于驾车，所以没有马鞍。战国时期出现了供骑乘用的鞍垫，现在从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陶战马身上可以很清楚地见到，称为“低鞍”。文献中最早的马鞍见于《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六韬》“车骑之将，军马不具，鞍勒不备者，诛”(今本《六韬》无此语)和《史记·留侯世家》“下马踞鞍而问”。今天仍在使用的高马鞍的形制形成于西汉时期，当时王公贵族已经“盛饰鞍马，竞加雕镂”。。

马镫。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人在马上飞奔或腾越时就会重心不稳，骑马者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从漠北出土壁画等文物分析，匈奴人可能是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中原地区出现马镫的历史较游牧民族晚，秦汉以前的马镫实物至今还没有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战马都是没有马镫的。已知最早的马镫形式见于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墓出土的陶俑，那时只是出现了单镫，别看只是单镫，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主要解决了“搬鞍认镫，飞身上马”的问题，但是由于只有单镫，人在马上还是保持不了平稳，没有真正地解放双手。从考古资料来看，真正地用于骑马时踩踏的双镫大约出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从东晋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双镫实物和带双镫的陶马俑，这是世界上有关双马镫的最早发现。马镫的出现对于骑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对于驿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大加快了驿传的速度。所以，自我国西晋末东晋初(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马镫发明以来，受到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的欢迎，很快就传播到中外各国骑手中去，成为与马鞍不可分离的重要装备。

蹄铁。由于马匹整日四下奔驰，脚掌极易受到损伤。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重视保护马蹄，并且发明了在马蹄上钉蹄铁的技术。《庄子·外篇·马蹄第九》所载：“及至伯乐，日：‘我善治马。”’所谓“善治马”者的治马措施，就是“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这里的“雒”通“烙”，就是在马身上打烙印、加印记，这种情况至今犹存。至于“烧之，剔之，刻之”，很可能都是指修治马蹄，即现代所称的“削掌”、“钉掌”。《盐铁论·散不足》记载汉代富家之马都要“烦尾掌蹄”。所谓“烦尾”就是在尾部加上各种装饰如后代的“寄生”之类，所谓“掌蹄”则是在马蹄上“打掌”，钉上蹄铁。与此同时，一般人家则只用“革韫”，即用皮制的马鞋。《盐铁论》中所载的使用皮制马鞋和铁掌这两种保护马蹄的措施，其实也应当是古代护蹄措施的两个阶段，初期是使用皮革，以后才逐渐发展为用铁。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发明的马蹄钉蹄铁技术，使经过削蹄、装蹄的马匹奔跑能力和距离大为提高，故而在我国民间有“无铁即无蹄，无蹄即无马”的谚语。后来，这一技术逐渐传播到全世界，成为我国人民为世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因马匹更普遍地用于驿递系统，所以人们亦称驿站为“匹马之驿”④。河西汉简中可以看到关于“驿马”和“传马”管理的文书登记，如《传马簿》、《驿马名籍》、《传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等，说明当时有关驿马管理的制度相当严格。从各种史籍体现驿站制度的内容看，驿马自西汉以来普遍得到使用，可以说马是驿传系统中应用最多的畜力。

传递紧急公文时必须使用快马，“千里马”是形容一匹马能日行千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按照唐朝时对快马的认定，能日行一百八十里左右就算快马了，最快的马可能跑得更多一些。因此就算是驿卒们如何快马加鞭。以最快速度奔跑，单靠一匹马是跑不到目的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每到下一个驿站就要换人换马，连续传递下去，采用接力传递的方法可以达到较高的速度。例如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叛乱，唐玄宗在临潼华清池，两地相隔三千里，但是六日内玄宗就得到了这一消息，可见传递速度达到了每天约五百里。唐代的一尺合0，303公尺，一里合454，2公尺，五百里约合现代的227公里，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至于八百里加急，可能差不多需要两天就可以到达了。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作“星流”，足可见当时驿递传输的 频繁和速度的惊人。

驿牛：《居延汉简》中有关于“官牛”、“服牛”、“车牛”的条文，反映牛在边塞交通传递中的应用。《续汉书·礼仪志下》说到“常车驿牛”。《晋书·苟唏传》说。都督青州、兖州诸军事的苟唏多所交结，每次得到珍奇之物，都立即奉送京城的皇亲贵族。兖州距离京城洛阳五百里，苟唏担心运抵洛阳后一些瓜果之物已不鲜美，于是募得“千里牛”，每次致信赠物，早上发出，晚上就可以返回。“千里牛”看来应该是一种行走速度较快的牛，但是牛的速度再快，也不会赶上马的速度，或许就是“千里马”之误也未可知。《元史·英宗纪一》有涉及“岭北驿牛马”的说法，也提到“驿牛”。

《元史·兵志四》所记载各地“站赤”，驿牛总数多至8813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一规定：“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驿马每年十分之内倒毙不得过三分，驿牛每年十分之内倒毙不得过四分。”驿牛能够与驿马并列，也同样说明了驿牛数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表明驿牛在驿递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次于驿马。同时驿牛的管理与驿马一样也是非常严格的。P11-13

在一些古装电视剧或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座驿站在夕阳下茕然站立，画面静谧而显得有些孤独。这时只见远方尘烟滚滚，转眼间一匹骏马飞驰而至，马还没有停稳，满头大汗、风尘仆仆、身背公文袋的驿卒已翻身下马，连气都顾不上喘一下，就急忙将背上的公文袋交给早已做好准备的另外一名驿卒手中，大喝道：“五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随即又见尘烟滚滚，接到公文袋的那名驿卒已经纵马远去。此时，古道凝云，已近黄昏。这些画面中的驿卒到底是些什么人？驿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五百里加急”为何又会如此急迫？所有这一切还得从我国古代的驿站制度开始说起。

关于驿站，《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所以，驿站是古代为传递官府文书、军事情报的人员或者是来往官员途中提供交通T具、饮食住宿的组织和场所。驿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朝代，其名称也是种类繁多、各不相I司的，一般来说，在先秦时代，以车传送称做“传”，步递称做“邮”，马递则称做“驿”；为驿传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做“置”，为邮递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做“亭”。这种由邮传与驿站设施和机构组成的邮驿系统，通常由政府管理，主要为政治、军事服务，承担传递文书、接待使客以及转运物资的任务。唐宋以后，驿站主要分为驿、站、铺(递铺)三部分。驿、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直属中央部门管辖；铺由地方厅、州、县各级政府领导，是地方一级的机构，只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凡是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递铺传送。邮驿系统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强化政治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设施，对于切实强化武备、及时决断军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有人将邮驿系统形象地称之为国家的“血脉”。明代学者胡缵宗在《愿学编》一书中曾经指出：“今之驿传，犹血脉然，宣上达下，不可一日缓者。”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曾多次强调：“驿递，天下之血脉也……血脉之关通必赖邮传之递送也。”畅通的血脉对于一个健康的肌体来说是一刻也不能或缺的，同理，正常运转的驿站系统对于一个发展的国家和社会来说也是须臾不可离开的。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外，高效能驿传系统的存在也推动了社会生活中信息传递方式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交往活动的发展、经济的流通和文化的融合。可以这样说，华夏文明能够持久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都和我国较早建立与始终保持着一个健全的邮驿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加之地形异常复杂，跨越多种气候区域，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就“国家”而言是世界最大的，这就给国家运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因此，中国历代政治家多主张稳定的行政制度，进行大量的文化、技术推广从而达到标准化，避免造成地区间分化，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意识。常有人感叹中国体制僵硬、保守，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维持辽阔国家的意识和利益统一而“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因为没有相对统一的现实利益和信仰意识诉求，是无法形成组织的，民族、国家作为组织的一个层次，同样适用这样的理论。而如何达成趋同的诉求，就需要进行一系列大型国家工程，来打通国家的血脉，沟通各地的联系，让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实体。我们熟悉的秦朝“驰道”和“直道”，就可以算作是中国最早的“战略高速公路”，主要用作运送军队和粮草等战略物资。其实只要是在大一统的时代，国家的道路建设和驿站发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汉、唐、元、明、清各代均有相应的成就。同时，道路建设和驿站发展可以让沿途居民加速融合，便于商贸往来，打通地域对意识的隔断，因为交流才能消除隔阂、避免矛盾。而随着地方间的通婚和文化的标准化，各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中国人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有了道路，再加上驿站，朝廷和地方的通讯才能畅达，才能让政令和反馈及时有效，整个国家也才能正常运转。中国古代的驿递速度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同时还有一整套完善的驿站运行机制，比如机构的完善、人员的选拔、监管的落实等，在很长时间内这项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

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亚洲东部广袤土地上的我国古代先民在为中华文明奠基的同时，也创造了信息传递的初级方式。在我国商周时期，当时的驿递运行已经开始完备起来，为管理一个庞大国家提供了基础和保证。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成之后，邮驿体制开始逐步健全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首部驿站法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这个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各个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少数民族建立的驿站也开始发展起来；汉族人民躲避北方战乱而形成的大规模移民，促使我国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当地水网密布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水驿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了唐代，疆域的开拓和国力的强盛都使驿站建设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奔驰在广袤国土的驿骑也成为盛唐恢弘气象的一种象征。到了宋代，由于应对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需要，驿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全面引入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完善了驿站法规，而与宋朝同时并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驿站建设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元代建立了统治区域空前广袤的大帝国，以“站赤”为特色的驿站建设得到空前的发展，站点设置合理，传递工具多样，效率大为提升。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各项制度趋于完备，驿站建设大为完善，驿递速度也达到了工业革命以前的顶峰，驿递系统为封建统治阶级管理幅员辽阔的国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整个世界的邮递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邮驿系统较早形成，并且较早具有了完备的结构形式和迅捷的工作效率，长期在世界上居于突出的领先地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划时代变革，信息传递制度和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不能适应历史发展而逐渐走向没落一样，中国传统邮驿制度的种种弊端愈益暴露。早在明朝，名臣海瑞就发出了“驿递之疲，千疮百孔”的感慨，以敏锐的眼光指出了邮驿系统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的深刻危机。到了清代晚期，古老的邮驿系统不仅落后于时代发展，而且到了人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地步。古老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传统邮递系统本身所存在的致命弊端，纷纷呼吁对驿递系统进行改革，兴办新式邮政。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等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创建和发展，原有的邮驿系统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要求，反而成为社会前进的负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诏命设立邮传部以掌管轮船、铁路、电讯、邮政事业，大致在此前后，我国原有的驿递系统随着封建王朝一起，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12年5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将全国驿站全部裁撤。古老的中国在驿站制度上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新式邮政的时代开始了。

应当说，古代邮驿系统也是中华文明创造的杰作之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传递信息的国家，驿站历史长达3000余年，建设的驿道四通八达，驿站星罗棋布，可以说只要是国家统治力可以达到的地方，就会有驿站设施的存在。但可惜的是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造成我国目前现存的驿递遗址、文物并不是很多。虽然近些年有关部门通过深入细致的文物普查又发现和挖掘了一些，但是与我国悠久的驿递历史和灿烂的驿递文化相比，数量仍然算是很少的。同时这些现存的驿递遗址，也因为保护意识淡薄、保护经费缺乏等种种原因，普遍缺乏完善的保护措施，甚至有一些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慢慢消失。驿递文物保护T作需要引起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且要进一步做好文物调查与保护工作。我国保存比较完好的驿递原址也有一些，例如我国邮政部门于1995年8月17日发行了志号为“1995—13”的“古代驿站”特种邮票，邮票七的两处驿站遗址均属于明代。一处是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古城南门外的盂城驿(属于水马驿站)，另一处是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洋河北岸的鸡鸣山驿(属于陆驿)。这两处驿站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好、规制比较完整的驿站，并且分别是水陆两种驿站形式的代表，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除了这两处之外，我国有代表性的驿站和驿道还有一些，这在本书的附录中进行了专门的介绍。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驿站的规模、速度、数量与作用自然与今天的同类机构和设施无法相比，但就中国古代驿站组织的严密程度、信息传递系统的覆盖水平来说，在历史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可以说中国古代驿站的成就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古代文明辉煌成果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驿系统与现代社会的邮政设施、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等等，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和功效。中国古代驿递系统的组织严密程月信息传送效率、机构运转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老祖宗留给们的丰厚遗产，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同时，中国古代驿递系统对于军上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古代军事装备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分，而这方面也正是本书要研究的重点内容。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与发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中国古代驿站这一宝贵遗产产生趣与爱好，提高知识的普及程度，使更多的人关注我国的军事装备与保下作，同时这一课题的完成也可以为加强中周古代驿站学术研究和文物护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书是在认真继承和整合中国古代驿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驿站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结合占有的资料，深入浅出地探索了驿站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城市发展、民间交往等方面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这一课题的完成，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古代军事装备保障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大的理论价值。

南宋诗人陆游在《别建安》一诗中有“欹帽扬鞭晚出城，驿亭灯火向人明”的诗句，给人以温暖和启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同样都在经历着从一个“驿站”向另一个“驿站”艰难跋涉的行程。所以不管面对的是风霜雨雪，还是丽日和风，我们都要像古代的驿人一样沿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行，因为前方总有指引人生目标、温暖我们心灵的“驿亭灯火”在等着我们。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同样希望“驿亭灯火”成为本书作者在学术研究和人生旅途中不断前行的动力。

本书以历史为脉络，对中国古代驿站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而精炼的概述，特别是对中国古代驿站作为一种军事设施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点阐述，力求做到学术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和军事爱好者的参考读物。当然，由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所限，虽然已尽全力，但是书中一定还有不准确甚至谬误之处，欢迎广大专家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书中使用的绘图和摄影作品，将通过适当途径付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