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评传》由李甦平著，主要内容：朱舜水自幼聪明好学，最初他跟随同乡慈溪李契玄求学，后又随吏部左侍郎朱永佑及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研究古学，擅长《诗》、《书》。他曾经从南京松江府儒学生考取恩贡生，考官吴钟峦对他特别赏识，称为开国以来第一人。

《朱之瑜评传》由李甦平著，讲述了朱之瑜（朱舜水）是明末清初一位“古怪儒”。《朱之瑜评传》从朱舜水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基于明末的空疏学风，舜水学以“实学”与之相对立。其经济观重实利、历史观重致用、教育观重社会，其哲学讲求践履、政治讲事功。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时代、生平、论著

一、朱舜水生活的时代

二、朱舜水的生平事迹

三、朱舜水著作考释

第二章 舜水学理论体系（上）

一、舜水学之哲学观——践履论

二、舜水学之政治观——事功论

第三章 舜水学理论体系（下）

一、舜水学之经济观——实利论

二、舜水学之历史观——致用论

三、舜水学之教育观——社会论

第四章 舜水学与实学

一、舜水学与中国实学

二、舜水学与日本实学

第五章 舜水学与省庵学

一、舜水学与省庵学

二、舜水学与木下学

第六章 舜水学与水户学

一、舜水学旨与水户价值

二、舜水学与水户学

第七章 舜水学与仁斋学

一、舜水学与古学

二、舜水学与仁斋学

第八章 畸儒朱舜水

一、常州学派的开源者

二、日本文运的转机者

三、中国革新的催化者

附录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一、朱舜水生活的时代

朱舜水生活在中国“天崩地裂不汝恤”的明清之际。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腴田，都被王公、地主、豪绅所侵占。

明末，大明王朝的赋役也很沉重。例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共征银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全年总赋税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后，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征税，而且不论地方丰歉，土地肥瘠，皆一概按田征银。再加上强征丁银，滥派差役，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抛弃自己的小块土地，沦为佃农、雇工和奴婢，或成为流民、饥民。

明末，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亦很严重。如有些地区的农民要替地主保家护院，在地主驱使下，无条件地服各种杂役，而且行动不得自由。至于豪绅地主的横暴乡里，王府亲随的荼毒农民，明朝末年更加猖獗。他们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不为，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恨。

明末，基于以上种种矛盾，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关外的大清贵族，成为冲击大明王朝的三股势力。明万历以后，除去被称为“流寇”、“矿盗”、“饥民”、“炭党”的破产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外，江苏无锡、浙江嘉兴和福建泉州一带沦为佃民的农民，纷纷聚众宣称不得向地主豪绅输租。与此同时，还有城市中行会的手工业工人，也因为钱贱物贵、生活困难，纷纷组织起来，向东家要求增加工资。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农民战争如滚滚潮水，冲击着大明王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军集中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旗帜下，形成了两支劲旅，像两把匕首，刺向大明王朝的心脏。与此同时，民族矛盾也极其复杂、尖锐。当明末农民起义军胜利进军之时，崛起于东北的清贵族已经在关外建号大清，势力日益强大。他们看到明朝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蓄有消灭明朝的野心。李白成进兵北京，推翻了明朝，清贵族也乘机大举人关。

随之而来的是明清之际的党派矛盾。万历时，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成为明王朝统治者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而另一些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受排挤的。他们认识到当时日趋腐败的政治必将导致明朝的覆亡，为了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他们也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大地主集团展开了斗争。这个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被当时的大地主集团及其党羽称为东林党人。这些“东林党人”经常聚在一起，或“讽议朝政”，或“裁量人物”，抨击当权者。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他们“务以攻击东林排异己为事”。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东林党人”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人民的要求。1627年，崇祯帝继位。崇祯帝憎恶臣下结党，对敢于评骘朝政的东林党人不抱好感，使东林党人失去了在中枢机关内阁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青年士子继东林而起，组织了“复社”。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

就这样，在明清之际，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面对明末统治者的腐败、农民起义的烽火、清兵的人关……他们忧国忧民，议论时政，抨击时弊，呼号抗清。在抗清运动失败以后，又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掀起了批评理学的社会思潮。这一社会思潮孕育了明末清初一代人才。

明清之际，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祯缢死煤山后，王孙贵胄纷纷南下。那时，南方形成两大政派势力。一派以史可法为代表，凡东林、复社人士都追随之。另一派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代表，阉党余孽阮大铖等都附和之。1645年4月，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率部奋战，直至慷慨就义。同年5月，清军攻占南京。阮大铖投降清兵，马士英被清军所俘，继而降清。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投降行为相殊，大部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奋力抗清，或以身殉难，或组织义军坚持斗争，或忠贞不屈、绝食而死。

朱舜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天崩地解的动荡时代。对清军人关的民族仇恨铸成了他“亡国遗民真能不食周粟者”的铮铮铁骨，对明朝沉陆教训的追溯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儒学观，对亡国的忠贞驱使他蹈海全节，定居异国，对奸党的不耻决定他屡辞征召，沉寂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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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7年是中日建交二十五周年纪念。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为中日友好建桥铺路的前辈先人之一，被梁启超称为“畸儒”的朱舜水。

朱舜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明清嬗代之际，他对大明王朝真可谓卧薪尝胆，精忠贯日，孤忠大节。朱舜水是一位讲究实际的学者。他德抱经济之大器，学究圣贤之堂奥；他的著作朴素无华，却有利于日用彝伦，有功于国计民生。他还是一位传播中华文化于异邦的导师。他以诚朴和蔼的态度教诲日本人民，传中华之道脉，激东瀛之儒流，被日本人民称为是谆谆教诲、忠信笃敬的师长。……朱舜水的这些品格、精神、行为，对今人仍然是一种力量、榜样和启示。这就是笔者要为朱舜水作评传的原因。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立文教授的热忱帮助，并抱病审稿。潘富恩教授在繁E教学之余，亦认真为笔者审稿。蒋广学教授电话教诲、赐书指导。对这些前辈老师，作为后学的笔者，深表谢意。并向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俞润生先生致以谢意。

李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