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耀编著的《曹操评传(上下)》全面评述曹操的一生。上篇对其事功进行总结,作出评价;下篇将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思想给予梳理,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评传》认为,曹操是一代军事大家,对中国军事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曹操谋求集权,礼刑并用,唯才是举,不信天命等主张,和行屯田以资军食、抑刑并用,唯才是举,不信天命等主张,和行屯田以资军食、抑兼并无令弱民兼赋等诸多经济主张,以及力除社会陋习、以先王之道为教和文学主张,都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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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他出身于既有权势,又其富有的家庭。祖父曹腾是汉末有名的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出钱买官,竟至太尉。曹操自幼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因而从少年时代起即为世人所注目。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进入仕途。他在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军阀混战过程中壮大了自己,进而迎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他鞍马劳顿,倥偬军旅数十年。平袁术,擒吕布,消灭袁绍父子,收降张鲁,战马超,北讨乌桓,南击孙权,西战刘备,终于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
张作耀编著的《曹操评传(上下)》全面评述曹操的一生。上篇对其事功进行总结,作出评价;下篇将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思想给予梳理,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评传》认为,曹操是一代军事大家,对中国军事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曹操谋求集权,礼刑并用,唯才是举,不信天命等主张,和行屯田以资军食、抑刑并用,唯才是举,不信天命等主张,和行屯田以资军食、抑兼并无令弱民兼赋等诸多经济主张,以及力除社会陋习、以先王之道为教和文学主张,都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曹操评传(上下)》对于曹操总体评价的历史定位是,肯定其事功,非难其为人。因而,他的功业及其思想大都得到了肯定,为人谲诈的一面也如实作出反映和评论。该肯定的,充分肯定、该否定的,用语也不乏尖刻。
一、动荡的社会背景
曹操,姓曹名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他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据此推算,他的生年当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
曹操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此话很有道理。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培育了曹操,也为一大批人,特别是为曹操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换言之,如果没有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动乱,东汉则不会灭亡得那么快,也不会出现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哪些重要事件把社会推向混乱,最终导致东汉政权衰亡,并对曹操的成长、为人及其建功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呢?概言之,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下几点。
第一,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与斗争,动荡了东汉社会根基。
众所周知,影响社会的“治”与“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大治与稳定的时期,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帝明臣智的统治集团在主持大政;相反,在社会大乱或动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腐朽的集团把持着政权。东汉中晚期也正是这后一种情形。
宦官并没有夺取汉家的皇位,但治史者称“宦官亡汉”。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的确是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以及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从而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腐败与崩溃。这种斗争影响着社会,也影响着当时的一代人。
史载,东汉章帝(公元76~88年)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公元89~105年)继位,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权。和帝想夺回权力,但无法同内外臣僚接近,于是便同中常侍郑众定计除掉了窦宪。郑众因功封侯,做了大长秋,乘势豫政。宦官用权自此开始。这个头一开,竟至影响百余年。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顺帝、桓帝期间,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先后为大将军。梁冀秉政二十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梁冀搜刮的财富多达三十余万万。史载梁冀被杀后,以其财货充归朝廷,竟能“减天下税租之半”(《后汉书·梁冀传》)。
梁冀专权,得到了宦官曹腾的支持。这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是极为特殊的一页。这不仅使梁冀得以长时间秉政,而且也使曹腾获得比其他宦官要好得多的名声。这一点,对曹操的成长以及心理、处事和诸多政治观念的形成尤多影响。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同宦官单超等五人共谋杀死梁冀及其宗亲,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者三百余人。宦官再次专权,单超等五人皆被封为县侯,世称“五侯”。“五侯”贪纵专权,“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桓帝死,外戚窦武与中常侍曹节等迎立十二岁的刘宏为帝(即灵帝,公元168~188年)。窦武、陈蕃痛恨宦官曹节、王甫等窃弄国权,共谋把他们除掉。结果走漏了消息,宦官王甫等先发制人,矫诏捕杀了窦盂:等人。窦太后也被软禁起来。事后,宦官的权力更加膨胀,曹节竟兼朝官,领尚书令。不久,赵忠、张让等十常侍贵宠用事,皇帝将他们比之如父母,竟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张让传》)。并先后以赵忠为车骑将军,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授予兵权。
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握了政权。先是宦官想杀何进,何进幸免;何进掌权后,把蹇硕杀了。袁绍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尚在犹豫不决之时,宦官首先发难,杀死何进。然后,袁绍尽杀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是为汉献帝。自此,一场历时数十年,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便开始了。
P21-23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20世纪90年代初,我高兴地接受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约稿,参与撰写由著名教育家、学者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曹操评传》(附曹丕、曹植)的写作。任务虽然接受了,但由于日常工作太繁,长期不能安排。直到1996年,自觉再拖下去将会影响研究中心整套《丛书》的出版计划,同时深受研究中心历届领导和工作人员勤恳、负责的工作态度所感,才下定决心晚上时间不再安排其他活动,全力投入写作。我深深感到,本书能够按时写成,是同受到匡老不知老之将至、耄耋之年在科研道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影响分不开的,也是同研究中心建立以来全体同志的关怀、督促分不开的。因此,在这里我特向匡老在天之灵表示崇高的敬意!向研究中心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丛书》副主编和研究中心负责人蒋广学教授、巩本栋教授、申屠炉明博士和南京大学出版社阎居梅副编审等,对本书的初稿和出版,提了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并作了细致的加工,谨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