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评传》由陈卫平和李春勇著，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完全忘记了徐光启，恐怕不那么确切，因为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一般都会提及其科学成就。然而，尽管已经有了不少徐光启的传记，对于徐光启在中国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中的思想地位，还是缺少深入研究。我们希望本书对此有所推动，使读者看到在徐光启那里折射出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之光。

《徐光启评传》由陈卫平和李春勇著，作者把晚明期间的徐光启（1562—1633）放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嬗变的历史必然中予以考察和评价。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是“天崩地解”前夜的动荡腐朽时期，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多元裂变时期。他既是在科举“烂路”上屡败屡战的传统儒生，又是倡导近代科学思维的前驱人物；他既是浸润于尧舜孔孟程朱陆王的士大夫，又是试图以天学“补儒易佛”的洋教徒；他既描绘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宏伟蓝图，又无法冲破旧世界的制度网罗；他既具有正派清廉的高尚道德，又不乏周旋官场的政治智慧。总之，徐光启的思想既有孕育近代文明的超前性，又有束缚于传统的滞后性。因而他既是传统社会立言、立功、立德的理想人物，又是为传统社会压抑而郁闷的悲剧人物。试想，如果徐光启思想的近代胚芽在当时能够生长发育，那么中国的近代社会及其思想史大概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徐光启评传》适合徐光启研究者阅读。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天崩地解”与“推故而别致其新”

一、重重叠叠的弊端危机

二、星星点点的异质新芽

第二章学优则仕与《诗经》的解读

一、“家世清白”的农家少年

二、泥泞坎坷的科举“烂路”

三、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诗经》研究

第三章宦海沉浮与经国济世的方略

一、五进四退中的无奈

二、党争漩涡里的周旋

三、富国强兵的理想

第四章皈依洋教与“修身事天”的思考

一、从相识到受洗

二、信教、传教和护教

三、“归诚上帝”与“补儒易佛”

第五章“度数之学”与以数学为基的思想

一、《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和贡献

二、“明《几何原本》之用”的数学著作

三、“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数学思想

第六章 “格物穷理”与近代科学先驱的眼光

一、《农政全书》与农学研究

二、《崇祯历书》与天文学研究

三、“会通以求超胜”

四、近代科学幼芽的萌动

第七章著作、传记和墓地、遗迹

一、著作整理和刊印

二、某些有关天主教的论文及争议

三、传记、年谱

四、墓地和遗迹

附录

一、徐光启生平大事年表

二、徐光启著述年表

三、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主要人名索引

主要词语索引

后记

个人活动的舞台是由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确定的，但个人的思想如果没有超越时代的火花，那么他就不可能闪烁在时代思想的星空里。而点燃他思想火花的要素，又是为时代所蕴涵的。

徐光启(1562—1633)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史家所说的晚明时期。他出生的那一年，总共存在了276年的明朝已经走过了194个春秋，他去世的那一年，离开明朝的覆灭只有11年了。学术界在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时，经常把“明末”和“清初”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标示出来，称之为“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际”。这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对此已有敏锐的意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黄宗羲(1610—1695)的“天崩地解”和王夫之(1619—1692)的“推故而别致其新”②，前者揭示了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社会正在崩塌瓦解的历史趋势，后者指出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一些新因素正在酝酿滋生。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旧事物的没落总是与新事物的萌发相伴随。徐光启在这样的时代度过了一生。

一、重重叠叠的弊端危机

如果以季节来形容晚明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漫长历史中的位置，那就是枯叶满地的深秋。在这深秋的季节里，封建社会的弊端已是不可救药的沉疴，由这些弊端造成的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明王朝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自己的尽头。如此的趋势，大约是由张居正新政的终结而明白显露的。

张居正(1525—1582)新政对于明朝统治来说，犹如夕阳西落之前的最后一道霞光。隆庆六年(1572年)神宗继承帝位，张居正进而为首辅，总揽大权，开始了直到他去世为止的十年改革。他指出当时的政治存在五大弊端：“日宗室骄恣，日庶官瘝旷，日吏治因循，日边备未修，日财用大匮。”明王朝就像一座“将圮未圮”的大厦。他描述的局势是：“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时之衅，则不可胜讳矣”；因而“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规，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大患”。张居正以“磊落奇伟之士”的姿态，雷厉风行地“大破常规，扫除廓清”，推行改革新政。他整顿吏治，建立官吏考成制度，贯彻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僚机构的颓靡之风：“自考成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他认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对府、州、县学进行了整顿，其重点是严格考试制度，严格甄选督学官员，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堵塞奔竞之门，杜绝请托之举，期望由此在十年后可以培养出比较充足的人才。为了发展农业，他起用治河专家潘季训督修黄河水利工程。他十分关注边防问题，支持了王崇古处理蒙古俺答的封贡主张，由此在万历时俺答部落不再进行骚扰活动，而是与汉人贸易互市，并筑建城廓(明政府赐名“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他调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在东南沿海也加强了戒备，因而当时的边境比较安定。张居正新政最卓有成效的，是扭转了财政困难的局面。嘉靖、隆庆年间国库几乎年年亏空，隆庆三年(1569年)，张居正向皇帝报告：每年所人为250余万两，而支出达400余万两，亏空150万两。张居正认为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赋税征收处于严重的混乱和不均状态，豪民兼并了大量土地，隐匿不报，拒不纳税。因此在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开始清丈土地。经三年的清丈，新增耕地面积1828542.73顷，与万历六年的耕地面积相比较，增长率为35.29％。在此基础上，为了平均赋役，他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一元化。这些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使财政赤字渐趋消灭，“自正(德)嘉(靖)虚耗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张居正其人其政本来就有不少非议，他死后，立即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不仅被削去生前所有的官衔，家产抄没，还差点将其剖棺戮尸，其家人或被迫自杀，或被流放边地。于是，人亡政息，万历新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张居正曾指出的五大弊端不仅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多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明朝另一位曾进行过某些改革的“磊落奇伟之士”海瑞(1514—1587)，在72岁高龄时重新受到任用，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但他根本不能有所作为，在此后的两年多里，七次上疏辞官，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就在74岁那年，他黯然逝世在官衙里。张居正和海瑞在晚明的遭遇，说明明王朝已经没有通过改革来化解社会危机的能力，即便是“磊落奇伟之士”，也无法改变它腐烂没落的趋势。

P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这里对本书的写作情况稍作交代。承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周群两位先生的雅意，约请我们撰写这本评传，然而，我们由于种种原因，交稿日期几次拖延，但他们一再予以宽限，该中心负责本书稿的蒋广学先生更是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及上述三位先生。

本书由陈卫平拟定初步写作提纲，然后分工写作。陈卫平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二章，李春勇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并编写了附录，最后由陈卫平统稿。

在本书的撰著过程中，曾得到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韩建东馆长、上海市徐汇区文物文化管理办公室陈敬友主任提供研究资料，上海行政学院图书馆的几位同志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使我们得以充分利用其馆藏文献。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