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紫禁城(插图本)》由张建伟著，以史家胆识小说笔法，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晚清辛亥历史。

全书共十章，包括：母子君臣、士大夫的末日、太子党、军机大臣、荣禄——政客肖像、爱国的坐标、东南无战事、鬼子们的鬼胎、李鸿章——政治家肖像、回銮。

《流放紫禁城(插图本)》由张建伟著，重述了本世纪初年的一个故事——流放紫禁城。

读者肯定觉得熟悉这个故事。一部名《慈禧西逃》的电视剧已经上演过了。

从历史叙事时间上看，确是同一个故事。

但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想想看，这个国家闹了义和团，弄得大乱起来；然后就是八国联军来了，把中央政府赶到了大西北；再然后，逼迫着政府把朝廷大臣几乎全杀了，还让中国人每人赔他们一两银子。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后来人该怎样叙述它？

《流放紫禁城(插图本)》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修订版总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 母子君臣

 1. 国旗与饭碗

 2. 玉碎瓦全

 3. 金纽扣热汤圆

 4. 对表

 5. 吴永接驾

 6. 罪“己”诏

第二章 士大夫的末日

 1. 父与子

 2. 状元殉葬

第三章 太子党

 1. 第一种忠诚

 2. 太上皇的最后日子

 3. 天上人间

第四章 军机大臣

 1. 蜕变的革命传统

 2. 出恭自杀记

 3. 死不瞑目

第五章 荣禄——政客肖像

 1. 不在名单上的人

 2. 政治青春奏鸣曲

 3. 中南海牌局

 4. 乱云飞渡

 5. 两个大炮的故事

 6. 死里逃生

第六章 爱国的坐标

 1. 琦善与鸦片战争

 2. 林则徐的两份遗产

 3. 第三条道路

第七章 东南无战事

 1. 张謇易帜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3. 永远说不的人

 4. 总督的最后抉择

 5. 东南互保议

 6. 悲歌一曲“骆宾王”

第八章 鬼子们的鬼胎

 1. 与鬼为邻

 2. 紫禁城大游行

 3. 《赛金花自述》

 4. 瓦德西来华

 5. 试金台书院

 6. 娘子关

第九章 李鸿章——政治家肖像

 1. 两广独立案

 2. 洒泪珠江

 3. 感觉大上海

 4. 框中人

 5. 两栖人

 6. 世间已无李合肥

第十章 回銮

 1. 《辛丑条约》

 2. 袁世凯接班

 3. 回归紫禁城

庚辛西狩大事记

参考引用书目

后记

2.玉碎瓦全

时间回溯8个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12月19日，冬雪覆盖着京都紫禁城。傍晚，太监总管李莲英带进一份密电：“康有为逃到了英国，英国人庇护他，虽然悬赏10万两黄金，但英兵的卫护太严，没办法抓到他。”其时，慈禧太后刚刚传膳，脸色骤变，忽地站立起来，说“此仇必报”。然后，厉目四射，见桌边有一把玉壶，便抓在手里，高高举起，狠狠摔到地上，随着一声爆响，切齿说道：“所以志也！”

一年前，1998年9月21日，大清朝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光绪皇帝被囚瀛台，慈禧太后再次训政。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慈禧太后与康、梁之间的仇恨竟然始终不能化解。

这是私仇，并非公愤，生根发芽，愈演愈烈。

但英国的庇护使敏感的慈禧太后看到了事情的背后倾向：西方列强支持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再次训政。英国是西方列强领袖，英国的倾向，几乎就是西方各国的共同意向。因此，慈禧太后，一个搞政变的老手，她看出来了，戊戌政变的雷声还没有沉寂，国际关系的天际又凝集了乌云。

许久以来，这个大清朝实际上的女皇，热衷于漫不经心地动动指头，把国王们当成小棋子一样挪来挪去，废掉一些人，把别的人扶上王位。这是最能使她神经兴奋的事情。她早就把整个国家看成是她的赌注，看成属于她一人的私产。“我才是皇帝——女皇！”这声音响在她心中，被她看成决不能更移的事实，甚至，连一点更移的暗示也不准有。而且，她认为，废不废掉某个皇帝，这是她的家事，与国事无关，与国际关系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十多年啦，她一次次发动政变，废掉旧皇帝，扶上新傀儡，屡试不爽。但这一回怎么啦——戊戌政变过去一年多了，那事情似乎始终没完。皇帝还在，而且有西方人的支持！她生怕某一天早晨，睁眼一瞅，那真正的皇位又是光绪的了！这提心吊胆的日子简直没法过。

而且，她并没有真正地废掉光绪皇帝。她当时的地位是训政，这就是说，她仅仅是在帮助皇帝执政，而在形式上，真正的皇帝仍然是光绪。这太危险了。只要有一天，朝臣们认为她已经没有能力帮助皇帝执政了，或者，西方列强，比如英国，认为她没必要训什么政了，那么，她的地位便岌岌可危，终将祸起萧墙。

一年多来，她感觉到危险一天天迫近，终于迫在眉睫。捕拿康有为而不得，不过是一个信号，更危险的东西就在肘腋。她心里明白，要彻底摆脱这危机，只有一个办法：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彻底废掉光绪帝，像过去多次做过的那样，树立一个年龄小小的、最好是不懂事的傀儡任她当猴耍。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搞宫廷阴谋，她是个中老手，自觉万无一失。

先是发布公告：光绪皇帝病了，本年内应该举行的一切皇帝升殿仪式，以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好家伙！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年的活动都不能出席了。皇帝这病，可是不轻。

继而遍请名医：谕令所有督抚都要向朝廷推荐医生。“母后”为“儿臣”请医治病，真是慈母的关怀。然而，真来了那么多名医，就不怕露馅吗？不怕。人吃五谷，孰能无病。诊病时，按例不得面对“龙颜”，一根长长的细线牵着，还真能摸准了脉象，见鬼去吧！但要你们来看病，谁敢说没病？说不准，又得说出病来，一个医生说出一种病，十个医生就能说出十种病。一个人同时生十种病，那就是大病。后面的事情，还不就是“慈母”说了算！

然而，算盘打得如意，事情并不如意。慈禧太后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她的如意算盘惹出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关键在于这一信息的“公开化”。在一个专制国家，皇帝，甚至某位大臣的“病”与“没病”，往往都是表面的文章，它的依据是“需要”。需要你病，你就得病，不需要你病，你就是真有病，对外界报道也是“健康”。公开的事情无不隐藏着不能公开的政治秘密，或者，政治阴谋。

当光绪皇帝的病状像蝙蝠一样在黑暗中飞翔的时候，也正是人们纷纷猜测其中所隐蔽着的政治阴谋的时候。

慈禧太后，这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女皇，太自信了，太着急了。她自信皇帝的“病”能使她找到猝下杀手的充分理由。她着急一旦皇帝被废掉的那一天，她还没找到一个新的傀儡皇帝。

于是，她在皇帝“病”的时候，便开始物色新皇帝了。那几天，她似乎特别清闲，经常让王公大臣的小贝勒们到紫禁城里玩，老太太就瞅着他们玩，很欢喜的样子。

哦，这可不寻常。老太后什么时候喜欢起小孩子来了。听说，她对她的亲儿子，那个死去的同治皇帝都不喜欢。现任皇帝光绪，她从小看着长大的，也不见她怎么喜欢。这不，他刚刚28岁，亲政没10年，就把他给弄下来了。现在，她又开始喜欢起孩子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哦，明白了，每当老太后“喜欢”孩子的时候，那就是她要换一个皇帝了！

什么叫欲盖弥彰，这就是。

终于有一天，英国公使窦纳乐来到了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简称总署)，代表整个西方世界，“请求”派西医给光绪皇帝“诊病”。

其时，李鸿章早已下野，总署大臣是庆亲王，满脸堆笑说：“鄙国为皇帝已经请了多位医生，怎敢劳动贵国。”

窦纳乐说：“贵国是中医，我们请的是西医，总没有坏处。”

庆亲王只好千恩万谢，说是要上报太后，再给回报。

当天，庆亲王就此事奏请皇太后，慈禧“不准”。回报窦纳乐，请“再奏”。再奏，又“不准”。如是者再，窦纳乐说了实话。

那天，窦纳乐和法国公使一起来到总署，对庆亲王说：“挑明了说吧。我们各国推荐医生给皇帝看病，不是为了治病吃药。原因是贵国皇帝病重的信息，让我们感到‘举动离奇’，有些骇人听闻。我们各国商定验看大皇帝的病，其实是为了解释我们心里的疑问。而且，我们此举，不是我们自作主张。我们已经奉了我们国家政府的电令。因此，皇帝这病嘛，我们不能不看了。”

原来如此。庆亲王立刻上奏，慈禧太后大怒，叫起全班军机，说：“皇上有病，外国凭什么干预。而且外国医生，也不配给皇上看病！”言罢，等着廷下的应和，却悄无声息。

慈禧太后更怒，喝道：“你们说话呀！”

又是沉默。好久，庆亲王奏道：“依臣之见，此事已迁动数国，恐不易回绝。”

“那你说怎么办？”

“臣想，皇帝确是有病，就是西医来看，总不会看成没病。”P006-009

历史上的事情，今人毁，后人誉，昨天还是宝贝，今天便成弃儿，反反复复，了无终结，这很正常。由于新史料的发见，更由于新认识的产生，历史，可以说，就是不断地证伪。

由此观之，所谓“定论”便显得可笑了。因时代需要，因权力定夺，因利害攸关，因愚昧狭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一时可否，都不是科学态度，既使硬性“盖棺论定”，其实是盖不住，也定不了的。而历史倒是经常证明着：所谓历史定论不过是某一时间段的历史霸道。

一般说来，对待历史现象，时过境迁，阅历增多，意气渐平，再回头看过去，可能会客观些，全面些，公正些。而这样一看，往往也会修正点什么，使“定论”的持有者或者捍卫者感到那么一点不舒服。但这就是历史研究，它对是否得罪了谁人，是无所谓的。

本着这样的看法，本书重述了本世纪初年的一个故事——流放紫禁城。

读者肯定觉得熟悉这个故事。一部名《慈禧西逃》的电视剧已经上演过了。

从历史叙事时间上看，确是同一个故事。

但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想想看，这个国家闹了义和团，弄得大乱起来；然后就是八国联军来了，把中央政府赶到了大西北；再然后，逼迫着政府把朝廷大臣几乎全杀了，还让中国人每人赔他们一两银子。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后来人该怎样叙述它？

我觉得要痛定思痛。挨了一巴掌，疼，总要想一想，为什么会弄得这么疼？

这结论原先是有的。说是有人“卖国”，不让老百姓“爱国”，所以人家就来打你了，所以就打疼了。这结论特别正确，正确得不必再说什么了。我们觉得，只要把卖国贼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历史的使命还不是很圆满地完成了！

然而，这是一根什么样的历史耻辱柱呢？我们仔细地审视它，发现在它的上面，深深地刻着两个字：道德。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

道德，是的，就是它。它在历史中像个老练的编辑，删掉它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保留它认为重要的东西。它更像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总是承认那些已经得到确认的充满道德正义的东西。它永远正确，正确得消灭了历史。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

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既无商量的余地，或褒或贬，故事只好在此结束。间接也就认为亿万生灵的出处，好多国家的命运都由一个人或少数的贤愚不肖决定之，与其他因素都无关系，而只有破口谩骂的人看得清楚。

我们一旦进入这种道德化的历史，总能发现充满感情和正义的纯净简单：你是好人，他是坏人；大灰狼坏，母兔子好。

然而，这真是我们的历史口马？当我们说到历史这个沉甸甸字眼的时候，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个敌人失败了，一个主义胜利了，一个人成了爱国主义者，另一个成了卖国主义者——我们看到的历史常常就是这样的。

但历史却不是这么一个随便设置的简单电脑游戏。在历史研究出现之前，我们不知从何处来，我们只知道历史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点。而所谓历史，这就是说：人类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训，然后再接着往前走。

只有在历史上的“极端年代”，才会出现关于历史的“极端口号”。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极端年代”：历史中的“主义之争”，已逐渐失去意义。

我们已经不再这样看待历史问题：它是姓“中”，还是姓“西”？  我们已经能够这样看待历史的作用：它在我们前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以后，还会再次走在那生活中，让极端、偏执、以喧嚣代替思考的历史局面宣告退场，阻挡它们别在今天和今后重演。

这只有放弃以道德的名义来书写历史才能做到。放弃了道德化的历史说教，历史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照亮自己，接受一连串新的提问。否则，历史就像朱熹所说：“好像在看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打架。打架有什么好看？”

但放弃以道德的的名义书写历史，是件决不轻松的事情。在废墟遗址和衰落的历史中漫步，脚步本来已经很是沉重，何况，它常常还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历史品格，甚至，需要历史时机。

但时机总会到来，因为我们有时间。在历史中，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坚实牢靠的历史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脆弱的历史声望巩固下来。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1998年6月24日于北京西坝河

我每次讲述一个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段。但我希望，从我重述的那段相对封闭的历史时空中，能让读者发现一个宽阔敞开的世界，已经被世人遗忘的东西，我又给捡了回来，让它们有可能进入历史。于是突然之间，一个事件，被历史的时空照亮，而事件本身，却仿佛成了背景，甚至远景，成为早已被遗忘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暗示。是的，它早被暗示着“存在”了，好像一个又一个的宿命。如此，报告文学将把读者“生活的世界”置于历史的永恒的光芒下：作者提升着报告文学，同时，报告文学也提升着读者。

自从报告文学的鼻祖、捷克作家基希先生为这种介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文体起了“Report”(报告)这个名字，报告文学就与“批判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也是以批判开始的，我们至今能听到那一时期的呐喊。但这一“现实的批判的狂飙突进时期”却突然中断了，有好几年的功夫，除了田园牧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听到。

是“批判的武器”给打磨钝了，还是“武器的批判”需要反省了？

一篇报告文学，如果在我们熟悉的“文革”后的“现实批判时期”，是在这里就结束了：起于勇敢，终于揭露，最后是一声怒吼。但这暴露了那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的先天不足；还没有提出问题就急于批判。这时，需要“勇敢”以外的事情，它存在于“勇敢”背后的某个地方，这就是“客观理性”。这理性的光芒，有可能成为照亮暗夜的闪电。在文本的意义上，今天的报告文学应该给前一时期的“批判性报告文学”一个批判性的“说法”：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这是报告文学存在的独特理由。

“文革”后的报告文学，在一阵阵猛烈的现实的批判以后，又出现过一个辉煌的“浪漫理性”时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所有的理性已被砸烂而人们又急需一种理性的归宿时，任何一种看似理性的东西都会被神化，尤其当有人说他找到的理性是“最好的”的时候。这种浪漫的顶峰就是象征着“发达世界”的那片蔚蓝色的海水。

但“最好的”是最容易破灭的，像乌托邦。

今天，我们终于能够认识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是一回事，即使在“批判性”的报告文学中，批判者也不是上帝的宠儿，甚至就是上帝本身，他只是一个批判的“参与者”。他与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一起，对批判的内容(包括批判的武器)发出疑问。于是，报告文学重新被置于理性的光芒下了。但理性不再浪漫，不再是真理本身，相反，它变成了在不同的时空下互相融合甚至互相对立的智慧，一起洞穿一片模糊的历史。

在这里，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与浪漫报告文学划清了界限。从此，以理性的弘扬为旗帜的报告文学有了一个新起点。

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现实是：我们还没有置身这种必然存在“客观理性”的环境中。一个表面的论据是：问题正越来越多，而报告文学家越来越少。报告文学需要“我行我素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就是说，你追求一个东西，一个挺美好的东西，你从来都没看见过它，但你还是苦苦地去找它。不是别的，是你的心这样要求你。你只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远，便循声而去。有点像夸父逐日，只是后者追的是太阳。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道路，就像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现在，当我们回头注视它，并低头看看脚下，几乎只剩下不多的几个报告文学家。这一点，令人惊异。但报告文学的道路肯定还长，在它自己的逻辑体系内，肯定还没有走到尽头。那么，这不多的几个报告文学家给我们的提示究竟是什么呢？触动了读者敏感神经的报告文学是否正在形成某种可以预期的体系呢？摹仿米兰·昆德拉的叙事方法——有这样几个方面，我对它们情有独钟。

客观理性的召唤——在我看来，报告文学的理性框构应该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以往同类的报告文学中，理性从书本上或其它国度贴附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而今天的报告文学，理性应是在本土提炼出来的。它不再“塞”给我们，它在他提供给我们的事实之上闪光，像一棵树，事实是它的枝、叶和花朵，而理性像太阳，正照耀着它成长。

历史时空的拓展——一个人，一件事，即使他报告文学的题材确实“决定着”他必须写这一个人和一件事情，他也将其扩展到集体时间的谜之中——中国历史的谜之中。同时，空间也变的无限了：过去，报告文学守住自己所“看见”的空间，而今天的报告文学却追求着“到若干个历史时代”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空间的位置。他总是转过身去，然后再转回来，这时，他发现，事情的价值和含义不一样了。

这些都是我对自己的报告文学实践提出的要求。我采写现实，但更关注历史。在我的报告文学实践中，历史与现实有同等的份量。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愿读者从我的书中，不会得出我在歌颂什么或者批判什么的结论。当代人重述过去人的历史，歌颂什么与批判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想弄明白点什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否则便是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但实际上，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认识都是报告文学家的唯一道德。

对此，我还没有做到。我应该做得更好。我期待着，有更多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报告文学出现，一起再造中国报告文学的新辉煌。

1998年6月24日于西坝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

——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 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