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涵盖了中国1362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柏杨耗时十年将其译解成现代语言，并亲手增绘历史地图，注入了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

本辑为《资治通鉴》第一辑，包括战国时代·吞并六国、楚汉相急·匈奴崛起、黄老之治·开疆拓土、宫廷斗争·万里诛杀4册。

本辑为《资治通鉴》第一辑，包括战国时代·吞并六国、楚汉相急·匈奴崛起、黄老之治·开疆拓土、宫廷斗争·万里诛杀4册。

柏杨精深的中文造诣使这个译本成为最通俗易懂且最受好评的译本。这个版本最大特色是柏杨先生将古代生涩的专业名词、官职、地名、天文学名词等进行了“现代语言”翻译。此书不但保留原书史评，而且采纳了后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常以如太史公言一样“柏杨曰”的形式，对重要的事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进行了入情入理的总结和评价，这也是本书最有价值、最精彩的部分。

一、战国时代·吞并六国

二、楚汉相急·匈奴崛起

三、黄老之治·开疆拓土

四、宫廷斗争·万里诛杀

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丧失官位(名)和权力(器)，礼教怎能单独存在？从前，卫国仲叔于奚，对国家建立大功(齐国攻击卫国，在新筑【河北省大名县南】会战，卫军大败，新筑平民仲叔于奚聚集兵民．击退齐军，救出卫国当权国务官孙良夫)，卫国赏赐给他一个村落(邑)，仲叔于奚不愿接受此项采邑，却愿国君准许他使用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种佩戴在马脖上的红缨。孔丘认为，宁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许他使用红缨。无他，只有官位(名)和权力(器)，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君王的责任，如果不坚持原则，国家就会跟着灭亡。那时候，卫国国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职，孔丘提出“正名主义”，认为名分不正，人民就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不知道做什么好和做什么不好。马脖子上的一朵红缨，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小玩艺而已，孔丘却珍惜它。确定名分，看起来不过是一件细微的小事，孔丘却置于优先顺序。只因为名分、等级，如果混乱，上下关系便无法维持。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勋业的，圣人(孔丘)有长远考虑，所以在小的节目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才图补救。矫正小的节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补救已造成灾害的弊端，则使出全身力量，却不见得可以成功。《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畿”，就是指这类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别指出：稳定等级最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从周王朝国王姬胡(十任厉王)、姬宫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败，周王朝急剧的走向下坡，法律纪律全被破坏，下位的翻过来欺凌上位，上位的权势尊严，曰益衰退。各个封国，几乎全成了独立王国，互相攻杀。十分礼教，已丧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发(武)留下来的政权，却仍能够绵延不断，只因为姬姓子孙，还能够保持“周天子”的名分。这需要举一个例证：从前，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对周王国建立了大功，当周国王(二十任寰王)姬郑要酬劳他时，姬重耳请求准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仪式。姬郑拒绝，说：“这是皇家传统制度，从来没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礼仪的。假如有这种现象，连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会反对。不然的话，你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还请求国王批准干什么？”姬重耳畏惧礼教，不敢坚持。(前六三六年，姬郑的弟弟姬带，跟姬郑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奸，姬郑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县】，晋国国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诛杀姬带，迎接姬郑还都。周王朝和势衰后的周王国。君王们对封国国君，总是称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种政治艺术。封国国君下葬，棺材从地面用绳缒下，直抵墓穴。国王下葬，却要先凿一个隧道，把棺材从隧道中抬进去。)所以，周王国的领土，并不大于曹国(山东省定陶县)、滕国(山东省滕州市)；周王国的人民，也不多于邾国(山东省邹县)、莒国(山东省莒县)。可是，数百年下来，仍隐然是天下共主，虽以晋国、楚王国、齐国、秦国的强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过是名分尚存的缘故。至于鲁国的季姓家族、齐国的田恒家族、楚王国的芈胜家族、晋国的智姓家族，他们的力量或声势足可以罢黜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不敢。难道他们力量不够，心里不忍？当然不是，只是恐惧干犯名分，招来杀身之祸。而今晋国国务官(大夫)，视国君如无物，三分晋国。周王国的国王(天子)，不但不能兴兵讨伐，反而公开加封他们官爵，擢升他们当封国国君，使他们成为国际上一个成员。对残留的一点名分，不但不能维护，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传下来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或者有人以为，在那个时候，周王国衰弱，赵、魏、韩三家强盛，纵想不加分封，也办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赵、魏、韩更强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诛杀，而蛮干到底，他满可不必请求天子加封，自己干上就行了。问题在于：不请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国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类国君，必然用礼义作号召，发动大军攻打。而今却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当封国国君的，谁能说他不对？谁能讨伐他？所以赵、魏、韩三大家族之被封为封国国君，并不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坏礼教。君王和人民间的官阶身价，既不能保持不变，当然是诉诸力量，看谁的智谋最高和谁的拳头最大。结果，圣贤后裔当封国国君的，终于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岂不哀痛。P013-015

《柏杨版资治通鉴》再版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我打从出生(一九二○年？月？日)活到今天八十六岁，才领悟过来的话。

我的第二次出生——我一生有好几次惊涛骇浪、死去活来的经验——我自认第二次出生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因文字贾祸，被捉进牢的这一天。直到一九七七年，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获释出狱。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入狱的那一天作为第二次的生日，理由很多，仅仅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今年(二○○六年)在北岳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并与大陆读者见面一事来说，不但要归功于牢狱之灾，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这场牢狱，我无论怎么摇笔杆，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闻名于世的美国包可华(Art Buchwald)，只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坐牢九年又二十六天，使我潜心读史，开始我对中国绵长历史的爬梳工作，也建立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我选择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作为我第二次的出生，理由岂不已足够？提携我最多的至友、更是我的良师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说：“……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呢？……”(一九九九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德刚教授是主题演讲者。)唐教授这番话，实在是我一生的点题之笔。他甚至嘉许我这本《柏杨版资治通鉴》说：“柏杨，柏杨，这就是你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至友与良师这番话，我万分不敢当，但感激与惕励之心，确是我人生舞台中不绝于耳的支持与鼓掌。

语言是思想网络上的坐标。把距今九百余年所完成的《资治通鉴》(公元一○六七年，宋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赐序给《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用我们这一代的语言——现代语文，把公元前四○三年到公元九五九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几年的中国历史，重述一遍给读者听，除了语言的演化之外，我当然不能保持封建时代的思想价值标准。新的时代当然有新的坐标，所以在“臣光日”之余，我有我的“柏杨日”。这是我这一套译书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特点。

今天我们进入信息发达的计算机时代，我们的社会也由绝对的单一信仰，进入到开放多元的时代。语言结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等等演化的速度，比过去要更快速。今天年轻的一代，在计算机的使用中不但出现新的语言，甚至发展出图像文字。在有变、有常的生命长河里，我相信历史是我们人类文化累积的资产，属于恒常不变的湍湍长流，语言文字表达却会随着时代而演变。我相信将来会有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出现，更有不同人物的史观评价，补充“臣光日”和“柏杨日”。

出版前夕，想到我自己一生的转折，祸与福相倚的吊诡，就要抛开目前流行的短线操作，而学用历史深邃的眼光来看待世事，《资治通鉴》正是一本宝典。

柏杨

二○○六年六月一日于台北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