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达尔文》由英国的阿德里安·戴斯蒙德和詹姆斯·穆尔所著，本书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提出尴尬的问题，探查他的兴趣和动机，将这位科学巨匠塑造成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描述这个人在正在变革的社会中与各种庞然大物抗争。

这本《达尔文》由英国的阿德里安·戴斯蒙德和詹姆斯·穆尔所著，为了展示一个更为真实的达尔文，作者利用了大量新材料，包括其笔记本、旧手稿、撕下的纸页、加有注释的选印本和书信等。此外，这本《达尔文》中还收入了有达尔文1.4万封来往书信的《查尔斯·达尔文书信编目》，让人窥见达尔文如何封闭和切断友谊，如何利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和推托，如何寻求支持者，如何施予恩惠，如何挑出科学珍品。

魔鬼的牧师？

1809～1831年

 1 接住一个堕落的基督徒

 2 北方的雅典

 3 藻苔虫和煽动性科学

 4 圣公会秩序

 5 乐园与惩罚

 6 亨斯洛的散步同伴

 7 人人为己

1813～1836年

 8 我的最后解脱

 9 欣喜若狂

 10 另一个世界的骚动灵魂

 11 摇撼基础

 12 殖民地生活

 13 大自然的神殿

1836～1842年

 14 欣赏自己尾巴的孔雀

 15 重整大自然

 16 突破障碍

 17 精神暴乱

 18 成婚并敬仰马尔萨斯

 19 可怕的战争

1842～1851年

 20 世界最尽头

 21 谋杀

 22 不合规范的小魔鬼

 23 一串空竹

 24 我的水疗医生

 25 苦涩而悲惨的损失

1851～1860年

 26 有产绅士

 27 丑陋的事实

 28 炮舰和酒馆

 29 像我这样可怕的恶人

 30 卑劣而下流的大自然

 31 黑猩猩会说什么？

 32 脱颖而出

1860～1871年

 33 代价高昂

 34 来自猿猴子宫

 35 活人之墓

 36 翠羽之美

 37 性、政治与x俱乐部

 38 令人蜕变的猜想

1871～1882年

 39 停滞、停滞、停滞

 40 可怜的顽固分子

 41 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42 堕入蚯蚓中

 43 最后的实验

 44 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不可知论者

略语表

注释

致谢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医生是个巨人，一个聪明的寻欢作乐者，他的阴影笼罩了几代人。他脸上爆满天花，又是个瘸腿的胖子，但却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对女人有致命的吸引力。他跟两个妻子繁育了一打孩子，还跟一个家庭教师生了两个。他给忧郁症患者开出性爱的药方，编写大量色情诗歌。在18世纪，他跟密友乔赛亚·韦奇伍德一起帮助煽起英国的工业革命。他狂热地赞美英国伟大的发明家们——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s)，并梦想创造自己的机械奇迹，深深地着迷于进化论。

查尔斯从这里窥见自己的影子。伊拉兹马斯承认生命的自然提升攀升以及所有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他“痛恨奴隶制”，“崇拜慈善事业”，并且“坚持人道地对待对低等动物”。他信仰一个遥远的神灵——一个“强大有力、无比伟大、无比美好”的神——并且祈祷说：“教导我吧，造物主，教导我如何崇拜那广阔的未知世界”。然而，“他是异端”，因此他“受到粗鲁的诋毁”。就在他于1802年去世后不久，他就因怀疑《圣经》而遭到攻击。有种传闻甚至说他在临终前呼唤耶稣。“这就是本世纪初本国的基督教情感状况，”查尔斯挖苦地结束这段话，“我们至少可以希望现在没有任何此类事物流行。”

查尔斯把这篇传记的校样送到他女儿亨丽埃塔(Henrietta)那里。她早就在他身边盘桓，她是个能干的批评家，为家庭名声而担忧；也是个内部编辑，为父亲缺乏文采的散文润色。她是她母亲的看家狗监督者，已经结婚八年，却仍然执着地关注爱玛的幸福。母女俩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取得了共识，而亨丽埃塔善于探查麻烦。她仔细查看这份校样，上帝一神论是“羽绒床垫”——老乔赛亚和她母亲是“堕落的基督徒”！因为爱玛继承了韦奇伍德家的信仰，她就被描写成这个样子？甚至还宣扬伊拉兹马斯的放荡，更别提他对宗教信仰的缺乏了！这在100年前或许还可容忍，但现在可不适合达尔文家的人。在传记里提到他那些怪癖，这样做简直就是荒唐，会让家庭付出惨重代价。校样需要删减而非润色。

亨丽埃塔挥舞一支鲜红色的铅笔，努力投入这项工作。有关性爱的句子被删掉，关于私生子谈得太多，“美酒、女人和温暖”也谈得太多。在一句引自伊拉兹马斯的话里，“该死的”一词被删除。他那几行有关“广阔的未知世界”的话，听起来有特别强烈的不可知论倾向。关于其异端思想的那段话被整个删掉。它反映了对基督教的恶意，非常明显是“受到诋毁”的《物种起源》的作者所写的。伊拉兹马斯临死时的故事也必须去掉。亨丽埃塔用红笔一路劈砍，标出她父亲应该删除的地方。

她返还校样，她父亲任凭她删删改改。现在这篇传记包括的不止是家族传说了，它还包含了遗传的确凿证据。那些主张和删改都表现了这个家庭的两派，亨丽埃塔到底还是像她母亲和老乔赛亚。100年的上帝一神论已经在韦奇伍德家族人们脑子里刻下印记。这位审查员为所欲为，世人可以再等一个世纪才去阅读塑造达尔文命运的家庭压力。

这些压力产生于钢铁与蒸汽的时代。17世纪中叶，科尔布鲁克代尔的巨响跟博尔顿发动机的喘息和呼哧声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回荡。有人将赚大钱成为新富，新的家族也正在出现。这些带着圆规的工业家信仰进步的本质，信仰知识分子的民主制和技术的救赎。他们是边缘人，但野心勃勃。这些暴发户商人站在洋洋自得的旧式乡绅门外。

查尔斯的外祖父乔赛亚·韦奇伍德就是典型，他在特伦河畔斯托克区附近的伯斯勒姆开办了他的陶器生意。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是伯明翰工业精英圈“月光协会”的技术专家之一，该协会因其成员在有月光的晚上聚会而得名，那样他们在散会后就能看得见路回家。伯明翰是崭新的工业文化中心。月光协会的机械师引入新技术、化工厂和工厂思想。博尔顿和瓦特正在制造蒸汽机，在他们位于伯明翰的索霍工厂雇用了1000名工人。他们在这里出售“全世界都向往的东西——能量”。月光协会的其他工匠专门制造钟表和精密仪器。韦奇伍德按照索霍模式改善了工厂的组织。他在制陶工棚里集中统一管理职工，创造了劳动分工，把“人变成不会犯错的机器”。这家工厂的名字“伊特鲁尼亚”(取自他的陶器上使用的伊特鲁尼亚绘画技巧)是他“最爱的医药之神埃斯库拉皮乌斯”取的，也就是群体里的内科医生、查尔斯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

伊拉兹马斯是个富于诗意与创意的医生，他自己也是机械师，摆弄的是“动物机器”。他在伯明翰以北15英里(1英里相当于1.609千米。此书原文度量单位使用英制，译文保持英制，并在首次出现时注出公制换算——译者注)的利奇菲尔德开展这项获利丰厚的业务。利奇菲尔德还有一个文学之子，即约翰生博士，他为当地人辩护，说他们是“英格兰最审慎、正派的人，按照与其在拥有同样多财产的人中间比例，是最优雅的人”。他可不打算用同样的话评价伊拉兹马斯，他们彼此的厌恶显而易见，结结巴巴的伊拉兹马斯避开约翰逊博士刁钻的风趣和“发出洪钟之声的肺”。伊拉兹马斯医术高明，需要他的患者远远超过利奇菲尔德的审慎圈子。他设计了一种马车，能够高速驾驶而不翻车，每年行驶1万英里，到英格兰中部的新精英中践行救死扶伤的职责。他是个博学的月光协会成员，一个因“感染蒸汽热”而受苦的医生，一个着眼于工业的诗人。他在韦奇伍德的工厂里设计了一个研磨颜料的水平风车，甚至还有一个说话机，“能用粗俗的腔调念主祷文、使徒信经和十诫”，博尔顿允诺为此支付他1000英镑。

倒不是说这些拥有“机械名望”的人重视正统。他们大多数都是自学成才的非国教派，处于政治和教育机会都留给圣公会成员的世界之外。他们属于反文化的小教堂，在不断成长的工业城市欣欣向荣。除了伊拉兹马斯的自由思想，他们的知识先锋是乔赛亚那样的上帝一神论者。1780年，当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到伯明翰担任新会堂(NewMeeting House)牧师时，月光协会获得了一位强有力的同盟，他是当时一流的一神论哲学家、化学家和神学家。

普里斯特利研究各种空气和气体，可以认为是他发现了氧(以及氨、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名单很长)。他的研究激起了伊拉兹马斯的兴趣，他很快就让患者从气球似的气囊里“每天吸入6加仑纯氧”，来治疗他们的肺病。韦奇伍德认为普里斯特利是个天才。乔赛亚向这位牧师提供实验器皿，资助他的实验，并跟着进一步在工业中尝试运用其成果。普里斯特利的著作提供了黏土和颜色方面的线索，乔赛亚用来改进陶器厂的产品。为了向他们的传教士表示敬意，韦奇伍德公司甚至铸造了一枚勋章，上面有普里斯特利的胸像浅浮雕。

普里斯特利的神学很可能影响更大，因为它塑造了达尔文和韦奇伍德两家近亲通婚的三代人。他的目标是让基督教在其质朴的纯洁中恢复生机，让它成为赋予今生和来世普遍幸福的宗教。普里斯特利认为上帝一视同仁地将幸福授予每个人，不管他们的等级和传统。国教徒发现这样做很危险，并且该受诅咒。对普里斯特利而言，不朽的灵魂根本不存在，就像在化学中不存在没有物质实体的“精神”一样。他的基督教中也没有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这样的奇迹或神迹。上帝的仁慈体现在彻底的物质世界里，其中的自然法则占统治地位，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成因。根据某种未知的自然规律，人类的肉体将在来世复活，就跟耶稣一样。P6-8

魔鬼的牧师？

那是1839年，英国正跌跌撞撞地走向政治混乱，动荡与暴动在全国蔓延。下层社会的报纸蠢蠢欲动，火焰弹飞射。大街上传来支持革命的叫喊声。红色进化论者是些空想家，他们认为，在来自下层的力量推动下，生命正无情地向上发展。他们公然抨击陈旧的静态社会的支持者，那个社会有僧侣的特权，有工资剥削，还有贫民习艺所。100万共产主义者正严厉地批评婚姻、资本主义和臃肿、腐败的英国国教。激进的基督徒加入他们的队伍，高唱赞美诗的新教徒谴责“通奸的”教会是与政府同床共枕的“娼妓”。

甚至科学也必须净化：对下层社会的无神论者而言，世间只存在属于物质的原子，就像“社会原子”即人一样，它们也是自我组织的。精神和灵魂根本就是欺骗，是贵族们用以压制工人的残酷谎言的一部分。生命科学——生物学——遭到破坏和出卖，被神职人员变成神创论(Creation；或译“特创论”)的大本营。此刻，英国正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至少在绅士们看来是这样，他们紧密团结，以维护自己的特权。

那时，一位雄心勃勃、正当而立之年的绅士怎么会打开一本秘密的笔记本，轻举妄动，提出蠢笨的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是人类的祖先？他是一位英国乡绅的儿子，还在剑桥受过教育，曾注定要当牧师。而他的整个家庭都痛恨那些“野蛮而放肆”的激进主义无赖。

那位绅士便是查尔斯·达尔文：家庭富裕，是冷静的辉格党人，自费的环球旅行家，作为贵族船长的餐伴，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上度过了5年光阴。他有望获得一笔个人财产，拥有崭露头角的地质学家的名声。他还一直希望逃离“可憎的雾蒙蒙的”伦敦，像他那些备受乌合之众污蔑的牧师朋友那样，在一个乡村教区生活。

来自软体动物的牧师！他怎么会产生这种该死的信仰？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还信奉可怕的唯物主义。就在几个月前，他在那本秘密笔记本中总结说：人类的精神、道德，甚至对上帝的信仰，都是大脑的人工产物，他谴责自己：“对神的爱(乃是)有机体的作用，啊，你这唯物主义者！”思索这些隐藏的含义让他患上了偏头痛，迫使得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辗转，感觉受到了迫害。这岂不是背叛？这岂不是会威胁到旧的社会秩序中最后的科学卫士？粗野的群氓已来到门前，这些煽动性的信念岂不是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武器？他注视着未来，预言未经改良的神创论宇宙“大厦将倾”。

他备受折磨，最终逃离了伦敦的“肮脏、嘈杂、堕落与不幸”，在肯特郡乡村过着牧师般的生活。他寻求避难所，模仿最“可敬而快乐”的人——乡村助理牧师。在一个古老的教区，或许能过上田园诗般远离尘嚣的生活，但他有1/3的职业生涯都必须和别人挤住在一起，颤抖、呕吐，把自己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他把自己的进化理论拖延了20年才发表，几乎从未讨论他内心最深处关于“猴子人”和进化出道德的猿类的想法，把自己鞭挞为“魔鬼的牧师”。即使到了1859年，他也是在激励之下才不得不发表《物种起源》，随后便在几乎只字未提人类起源的情况下将该书付梓。

世人从未弄清达尔文生活的全部难解之谜。事实上，以前的传记都只记录了一些苍白的事务，令人迷惑不解。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突破，也没有触及他那个时代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和事件。

我们的《达尔文传》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提出尴尬的问题，探查他的兴趣和动机，将这位科学巨匠塑造成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描述这个人在正在变革的社会中与各种庞然大物抗争。

达尔文到底还是从密室里走了出来，向一位朋友袒露自己的灵魂。这时他使用了一个生动的说法，他说这“就像坦白自己谋杀”。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英国，要形容进化观点，再没有比社会犯罪一词更准确的了。英国国教徒(英国国教即圣公会——译者注)责骂它虚假、邪恶、不道德，是带有法国色彩的无神论和唯物论思想。这是危险的知识，而且很有诱惑力。达尔文多年前就已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只在秘密笔记中记下自己的思考。他与世隔绝，逃避聚会，谢绝约会；他甚至在书房窗外安放了一面镜子，窥探那些踏上他家甬道的来访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受尽胃病的折磨，在抵达其乡村隐居之所多年之后，他都拒绝在其他任何地方过夜，除非那是安全的住所，或是在关系密切的亲人家中。他是个焦虑的人。

那么，这样一位富有的辉格党绅士又是如何打破僵局，让进化论为世人所接受的呢？他是怎样把它当作基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提出来的？他是否消除了自身的多个对立面——既是失败的圣职候选人，又是教区栋梁；既是自然界的革新者，又是未革新的牧师的朋友；他是写到“猴子人”的正直公民。要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就得理解达尔文的科学地位、他的社会责任、他不服从国教的家庭传统和当时的政治背景。

在为达尔文绘制这幅新肖像时，我们利用了大量新材料。达尔文是个善于贮藏的人，很少销毁什么东西。笔记本、旧手稿、撕下的纸页、加有注释的选印本和书信，全都积攒起来。一代抄写员逐渐收集了这些原始资料，但直到最近几年，出版的资料才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

仅从1985年起，每年出版的资料数量就很惊人，全都收入精心编辑的《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中(到1991年已编到第七卷。2008年6月，该书第16卷出版——译者注)。维多利亚时代的《达尔文生平及书信集》(Life and Letters)经过审查、删节，装订起来，如今已经被灰尘与蛛网所封。一个世纪之前，它达到了确保达尔文不朽的目的，但现在的需求不同。我们想了解他的个性、职业判断力、家庭生活和他的科学。我们想理解他的理论和策略是怎样植人变革中的辉格党社会的。

1985年，长达750多页的《查尔斯·达尔文笔记》(Charles Darwin'sNotebooks)出版，这部权威的煌煌巨著为所谓的“达尔文研究”(DarwinIndustry)注入了第二支兴奋剂。一个国际团队通过艰苦的研究，在达尔文那些因字迹模糊、含义隐晦而难以对付的手稿之林中艰难跋涉，发掘出超乎想象力的珍宝。现在我们了解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零星片段和每天的发展，超过了我们对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科学理论的了解。但我们需要这么做，再没有什么理论像进化论这么零碎。

我们还有收入了达尔文1.4万封来往书信的《查尔斯·达尔文书信编目》(Calendar; 1985年)。一下子，传记作家便面对着增长5倍的通信，收获非常丰富。它让人窥见达尔文如何封闭和切断友谊，如何利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和推托，如何寻求支持者，如何施予恩惠，如何挑出科学珍品。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向我们展示达尔文的社交圈子——他的邻居、客人、亲属和同事。

最近几年，关于达尔文走向自然选择的那条坚决而渐进式的道路，历史学家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解。而自然选择正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要点。那条路上有令人困扰的死胡同，有半真半假的芜杂道理。我们看见达尔文的坚持不懈，就像猎犬逐扰老鼠那样，从各个方面摆弄进化机制，尝试任何崭新的角度。我们能够循着他对人口、济贫法和慈善的看法，追溯其关键思想的政治根源。但我们不能止步于阅读这些书籍，我们必须把他视为活跃的辉格党圈子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辉格党政府建造贫民习艺所，而穷人又将它们烧毁。重视达尔文对贫民习艺所文化的态度，就会发现他的科学理论带有更深的政治意味。

迄今为止，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文本分析家和拥有空洞思想——知识幻影——的历史学家占据优势。社会历史学家一贯做不到穷追不舍，无法在那个时代把达尔文重新定位。结果，我们就看不到让达尔文进化论得以产生的更广阔的世界。

任何新传记都必须考虑科学史领域近期发生的剧变，以及它对知识的文化条件的强调。把达尔文刻画成先知与不合时宜的天才的日子已成过去，我们这部传记是反叛的社会肖像。我们接触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公共事件和制度，接触到改革法案、济贫法暴乱、学术团体、工业革新、根治术(radical medicine)、教会辩论——非常重要的是，还会接触到改良博物学家有关宇宙的新思想，以及博物馆管理者那些陈旧的做法。我们看见达尔文走在大街上，在动物园里静静地坐在猿猴身边，在豪华酒馆里顺便了解有关鸽子的知识，与他的异端宴饮圈子暗中合作，过着乡绅的生活，投资兴建工厂，为宗教担忧并直面死亡。从这个方面看，他的恐惧和缺点都变得易于理解，他在进化论上的成就也显得合理了。

反讽和暖昧掩盖着达尔文，甚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任何杰出人物。他与教士一同狩猎，又和激进分子同道；他是个家长主义者，充满位高责任重的意识，敏感、娇惯，跟工人和竞争隔绝，却发动了一场血腥的生存斗争；他是个绝对的科学家，却沉溺于江湖医术，在胃部系一条“电带”，会在时髦的水疗院浴盆中待上几个星期；他是个严格遵守日常惯例的人，他每天的日子如同“两颗豌豆”那么相似，但却给自然史注入偶然性和机缘。

达尔文自己后期的那些偏见怎么样？他认为黑人是劣等人，但讨厌奴隶制；他认为妇女占从属地位，但完全依赖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他对两性、种族和帝国的看法如何反映了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思潮？他是否仍然通过《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 1871)中他那个时代的形象来重塑社会？他是否认为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通过剔除不适应社会的成员来取得进步？“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被当作附加的东西，被当作附着在纯粹的达尔文思想主体上的丑陋结石，玷污了达尔文的形象，但他的笔记明白显示：竞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和男女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写入了方程式——“达尔文主义”一直企图解释人类社会。

维多利亚时代庄重的英国人如何评述这位观察者？——罗斯金指出，这个人感到“对某些猴子艳丽的后半身萌发了深深的、温柔的兴趣”，这是嘲笑，不错；也是漫画作家从天而降的主题，当然。然而，达尔文的科学却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由主义的支柱。一位侯爵和两位公爵代表格莱斯顿格拉斯通政府，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达尔文葬礼上担任护柩者，对此还能作何解释？他的遗体埋葬于此处，对此又作何解释？或者，正如《泰晤士报》所评论的那样，“与其说是它需要大教堂，毋宁说是大教堂需要它”？

从面相看，达尔文浓眉大眼，愁容满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形象——它是20世纪的图腾之一。对有些人而言，达尔文是新生物学的奠基者；对一位愤怒的威尔士人而言，他只是“脸上多毛的老猿猴”。可是，对每个人来说，他的温文尔雅都势不可当。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感觉“他的朴素与友好中带有某种近乎哀怜的意味”。可以说，达尔文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这位旧大陆的博物学家出身于小小的什罗普郡的乡绅家庭，他和蔼可亲，大大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这颗行星上的位置的看法，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任何现代思想家——甚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要为这个在历史转折点骚动不安的人描绘一幅更丰满的肖像，时机已成熟。

我们向那些在百忙之中帮助我们按时完成本书的朋友和同事致以特殊的谢意，感谢弗雷德·伯克哈特(Fred Burkhardt)、内利·弗莱克斯纳(Nellie Flexner)、伊丽莎白·里德汉姆一格林(Elisabeth Leedham-Green)、戴维·科恩(David Kohn)、迈克·佩蒂(Mike Petty)、吉姆·西科德(Jim Secord)、安·西科德(Anne Secord)和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阅读各章手稿；感谢艾莉森·温特(Alison Winter)听我们阅读摘录；感谢约翰·撒克雷(John Thackray)、吉姆·西科德和戴维·斯坦伯里(DavidStanbury)提供信息；感谢菲奥纳·厄斯金(Fiona Erskine)、玛莎·里士满(Marsha Richmond)和戈弗雷·沃勒(Godfrey Waller)提供手抄本资料[感谢已故的多夫·奥斯波瓦特(Dov Ospovat)]提供达尔文为他1856年与赫胥黎、胡克和沃拉斯顿会谈所作注释的副本)；感谢理查德·米尔纳(Richard Milner)分享他未出版的有关达尔文和华莱士的研究资料；感谢斯蒂芬·波科克(Stephen Pocock)、安·西科德以及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书信项目组提供出版前的多卷达尔文通信校样；(达尔文书信项目(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网址：http://darwin-qa.caret.cam.ac.uk/component/option, com_frontpage/Itemid, 1——译者注)感谢彼得·戈特雷(Peter Gautrey)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帮助誊录和翻译；感谢简·克拉克(Jane Clark)、托尼·库尔森(Tony Coulson)、科尔斯汀·米特卡尔弗(Kirsteen Mitcalfe)、索伦·莫里斯(Solene Morris)和迈克·佩蒂提供插图；感谢杰弗里·埃文斯牧师(Revd Geoffrey Evans)提供的什鲁斯伯里和上街的上帝一神教教堂之旅。

我们获得的个人恩惠永远都报之不尽。约翰·格林(John Greene)和爱伦·格林(Ellen Greene)以多种方式给予慷慨支持，他们对拙著手稿的详尽注释乃是充满爱心的劳动。小拉尔夫·科尔普(Ralph Colp, Jr)凭借他对达尔文私人生活的洞察，时时给我们启发与资源。我们衷心地感谢他分享达尔文的健康日志，审读本书各章，并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电话和我们对此展开讨论。尼克·福尔班克(Nick Furbank)和狄克·艾于利埃(Dick Aulie)也细读我们的书稿并提出了专家建议。

当本书的撰写几近崩溃之时，是戈登·穆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托尔马什(Robert Tollemache)让大半个计划继续下去。西蒙·谢弗和阿妮塔·赫尔勒(Anita Herle)、艾莉森·温特、伊万·莫鲁斯(Iwan Morus)以及奈杰尔·利斯克(Nigel Leask)同样给予了及时帮助。吉尔·诺特和马库斯(Gill Knott、Marcus)提供了前往伊尔克利和其他地区的消遣，而怀特哈特的克里斯·文森特(Chris Vincent)和巴里·文森特(Barrie Vincent)那整洁的房间简直舒适如家。杰西卡·德拉德尔(Jessica Drader)和哈里·弗莱克斯纳·戴斯蒙德(Harry Flemaer Desmond)现在有更多时间见到他们的爹地了，我们最感谢他们俩，感谢他们的耐心和爱。

我们还想感谢乔治·彭伯·达尔文(George Pember Darwin)，他仁慈地同意我们发表达尔文书信和手稿的摘录。我们感激剑桥大学图书馆评议会特别委员会委员们惠允我们引用达尔文档案馆和其他收藏中未发表的资料。我们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评议会特别委员会委员们致谢，他们的那部宏大的《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Correspondcnce of Charles Darwin)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料。

以下机构和个人允许我们研究并随时引用他们的原稿资料，我们也希望对他们表示感谢：美国哲学学会图书馆(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Library)；埃文郡图书馆、巴斯图书馆提供了伦纳德·杰宁斯(Leonard Jenyns)书信；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提供了理查德·欧文(RichardOwen)的论文；大不列颠图书馆手稿部；蒙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惠允使用达尔文故居的查尔斯·达尔文博物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图书馆提供了达尔文与福克斯的通信；County ofHereford and Worcester Record Office; Dr William's Library, London；爱丁堡大学图书馆；耶拿市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Ernst—Haeckel Haus. Friedric-Schiller-Universitat, Jena)；伦敦的国家注册总署；哈佛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大学档案；伦敦皇家科技学院提供了赫胥黎的论文、拉姆齐的论文、学院档案；剑桥郡博蒂舍姆镇博蒂舍姆庄园的R.G.杰宁斯(R.G.Jenyns)提供了伦纳德·杰宁斯的论文；蒙斯特拉福德郡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巴拉斯顿镇Barlaston的韦奇伍德博物馆理事们惠允基尔大学图书馆提供韦奇伍德一莫斯利藏品；肯特郡档案馆提供了多恩宕村教区的文献；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and Quality Court, London；克佑皇家植物园；伦敦的英国科学研究所提供了丁铎尔论文；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提供了布鲁厄姆论文和实用知识推广协会通信；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伦敦的维尔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以及伦敦动物学会图书馆。

这是怎样一本书啊！简直就是魔鬼的牧师为大自然撰写的残酷之作，如此笨拙、浪费而又浮躁、卑俗。

——查尔斯·达尔文，1856年即将开始写作《物种起源》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