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韩侍桁、章克标、杨邨人的作品。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韩侍桁·章克标·杨邨人卷》所收录的韩侍桁的文字大都为半个多世纪来首次重刊，作为三十年代上海有鲜明风格的新文学批评家，韩侍桁留下的文学遗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本卷选入章克标早、中期的各类作品和晚年的几篇散文佳作，以展示他与上海的文学因缘；本卷还收录了杨邨人先生的作品。

凡例

前言

韩侍桁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

又是一个Don Quixote的乱舞

关于文坛的倾向的考察

论文学介绍

写实主义文学的发生

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梁遇春的散文

西林先生的独幕剧

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的意义

关于《迷羊》

关于《自己的园地》

关于鲁迅先生

关于“看货色”的问题

论大众文艺

论“第三种人”

“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

“革命的罗曼蒂克”

《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

文坛上的新人

章克标

夜半之叹声

结婚的当夜

秋心

九呼

致某某(虚构的真实)

草的感觉

做不成的小说

蜃楼

汽车赞颂

老酒

应变

谈风月

遗忘

蛀虫与中国

退一步哲学

成先生太心急了，以至于昏了心，“睡在鼓里”，忘了他们是否真已经努了多少力，忘了自己是在试验，以为革命文学早告成功了！这时成先生一定要辩白说道：“我那篇文字并没有说我们是成功了呀！我们处处都说我们是在试验地进展着呀！”是的，那么我问你，革命文学既是正试验着，你为什么做这种不通的文字呢？革命文学在中国尚没有发生丝毫底影响，你们便把他看成历史的主要章节，这是什么道理？小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便办理汤饼会，天底下有这种可能么？无产阶级文学与革命文学在中国今后文坛上是最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不过我却不敢希望像你们这样浅薄底人。无产阶级文学与革命文学是要等着大天才大同情者大艺术家呢！逆着时代潮流的人们是存在不住的，可是像你这样一知半解地盲从者们，也是应该打的。

我说他们一知半解地盲从，我说他们浅薄，全是有根据的，让我来举例。该把他们最近的两期翻开来看一看罢，什么看见茶店的侍女就说是资本主义的过程喽，什么无聊地跑到上海马路上走到一处发一句牢骚骂一句资本主义唆，什么对于无产阶级完全不了解的大留学生硬要描写肉麻的生活喽，……简直是举不胜举，从那一点看来，他们不是浅薄？他们太把时代性看得透彻了，老怕落在时代后，所以尽力地嘶嚷，好让人们恭维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这才觉着光荣，但是他们所高声叫嚷要表现的时代性到如今我总不了解，前天一位朋友向我说：“他们(指创造社及其他)有意识地所要表现的时代性，我们真不了解，但是他们在无意识中却把时代性表现出来了，什么呢？便是这种无智识地浅薄地嚷时代性！”这话是有一部分真理的，至少我是相信伟大底时代是来到目前了，献给了所有的中国青年，但是想抓住他而表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要候着大天才大艺术家，也要候着我们的屠格涅夫呢！

底下略把这篇文字的内容之荒谬处，指出一二，留下些时间，我们对于他的根本的态度讨论讨论。 第一，他不肯承认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于成先生的横蛮不讲理真没有方法说了！

他说新文化运动有两种工作，第一是旧思想的否定，第二是新思想的介绍！这是对的；他又说两方面都不曾收得应有的效果！这是胡说，不合事实。新思想的介绍到现在还没有见着什么眉目，到现在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建设起来，这也是事实，可是留给后人的路已经开设出来，这不是真的么？并且我问一问先生，先生所谓应有的效果是什么呢？我已经很感感谢些开前路的先锋了，文化运动以后的时代是他们造成的，这次的革命的种子谁敢说不是他们种下的呢？

至于旧思想的否定这一层，我们用不着饶舌了。那一种旧思想还没有否定得净尽哪？先生看一看那些新文化运动产出的青年们(我便是一个例)，他们那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还不是一个好证明么？这可以说是否定得太过火了，不只是旧思想的否定，几乎是一切的否定了。

成先生紧联着又骂国学运动。理由呢？说国学运动是开倒车。这个问题已是讨论得不爱讨论的了，不知成先生为什么这时又来胡骂！

国学运动的意义有两种：一是在思想方面，一是在文学方面。关于前者，胡适先生在他的《先秦名学史》的序言中，已经说得清楚，这里不必再说。总而言之，便是要想把旧思想否定了，必先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从新估定它的价值，所以不得不先做一翻整理研究的工作。认识了真正底自我的本形之后，才能将数十年积成的夸大狂打消，才能虚心地去吸收外来的文化。先生好好地想一想，国学运动是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反对的？

关于国学运动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价值一层，这是我们在这里应当讨论的。

把一种数千年所流传的文学的用语推翻，而只想说些空理，没有前例，没有历史上的事实做根据，这是谈何容易呀？每一种新思想的反动，他们的唯一的理由，便是“从前没有这样的例”，这样的理由看着好像薄弱，其实却也有一部分真理。并且果然每种的新变动若真是没有前例，没有历史的根据，任你是怎样地有自信，你也不敢确信你有最后的成功；你没有最后的成功的自信，你没有单人向着全社会反抗的大胆；没有这样的大胆，结果你终归失败！我们再看一看，无论那一国文学史上所起的革命，那革命的先锋便是大思想家大创作家。他们不但能喊口号立标语，他们同时还有不死的作品，以给他们的口号标语作证。但是再看一看中国文学运动的人们呢？胡适先生的标语是不错的，他确信白话在文学上是定能胜过文言的，但是他自己没有运用白话以创造出惊人底文学作品，同时又没有伟大底新作家替他证实，这是他失了根据，他失了有力底证实者。所以他只有转回头来向历史上去寻求。把那些多年埋在秽土中的实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们所轻视的白话文学作品整理出来，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人。这样说来整理国故不是新文学运动的要务么？成先生这一点小道理可曾了解？

并且文学这东西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每培养一个大天才的作家，要有多少既往文学作品给他作底！广义地说，文学是模仿的，是无意识的模仿的，从无数不甚知名的作品中凑出一部伟大底作品来，由这一部然后再引起无数。我们无论读那一国文学史，都是一层一层往上生长的，很少逃出这个公例之外去。这次中国新文学的运动只认定白话是唯一的文学的用语还不够的，至少他们要找出既往的伟大底作品做基础，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生芽，这样的努力是有见识，是聪明的。当然，除去这一条方法之外，努力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一条路，不过要知道外国文学的侵人，只能做一点小帮助，而不能走人了正宗去，在文学表现的方法与意识，或者能稍有影响，而对于一个民族的传统的情调，是不能根本推翻的！并且我们相信，一个民族若是把自有的情调失了，总是做外来的奴隶，不会有更伟大底作品产生。实在讲，这绝对也是不可能的，你能够把盎格罗撒逊或斯拉夫民族的血液全般地注到老中国牌的民族的血管中么？这样地讲起来，整理出一部《红楼梦》就要胜过介绍十部《浮士德》。

最奇陉的是，成先生所有的历史上的价值完全不承认，而可把创造社——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价值，捧得天花乱坠，人们的不客气，真使我莫明其妙了！创造社在中国初期文坛上的价值，我们本来是承认，有一部分的青年的确是曾受过他们的影响，可是他们除去一点历史意义之外，他们了不得的大作品在那里了？有什么值得这样目空一切！

更奇怪了，先生对于现代的语言的本身，又下了攻击。说什么现在的语言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言”，说什么现在的语言是“发挥小资产阶级恶劣的根性”的，并且又说什么要建设“农工大众的用语”。唁，先生，你可怜可怜中国文坛吧，这未成形的文坛，经不住你这样地摧毁哟！

幼稚的如现在中国文坛。新创的语言还没有应用了几年，一切尚在试验着，培养着，增长着，以期能有一天把他普遍了，让人们能有了同一底真正底利器。在尚未成功的现在，谁知又出了你这样的妖孽！我先问问你，中国尚有没有统一的语言？所谓农工大众的语言以什么为标准？

说起来又是笑话了，成先生提倡用农工大众的语言，所以在这一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开始用了不少。什么“印贴利更追亚”喽，什么“意德沃罗基”喽，什么“布尔乔亚”喽，把各国的农工大众语言，都用到中国来了，真是“说得出，行得到”！

忠心于文艺的青年诸君哟！本着你们艺术的良心，认清了你们的时代，努力作一个中国文学的先锋，作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作一个中国的普希金，给这些邪说怪道一个致命的打击，看他们还有什么脸！P6-9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韩侍桁(1908-1987)，天津市人，原名韩云浦，笔名索夫、东声等，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928、1929年间在日本留学期间，常将文学评论和译文投寄鲁迅主编的《语丝》和《奔流》，得到鲁迅的赏识。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先后发表《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等论文，反驳后期创造社同人对鲁迅的批判，受到新文坛的关注。

1929年7月，韩侍桁回到北平执教。半年后即来到上海，经鲁迅介绍，居住虹口景云里，与柔石、冯雪峰等左翼作家交往甚密。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韩侍桁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之后，韩侍桁常有译著在“左联”的刊物发表，还为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翻译了苏联作家V·伊凡诺夫的长篇小说《铁甲列车Nr．14-69》，鲁迅特为之作后记。

韩侍桁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主要从事新文学批评。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除了“京派”的刘西渭(李健吾)、李长之、常风等几位，上海的韩侍桁无疑也是卓然一家，各领风骚。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于《文学评论集》(1934年10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书中既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抨击，更有对“写实主义文学”何以发生的阐释。他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张资平、沈从文、丁西林、梁遇春等重要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分析，眼光独到，自成一说。他在《现代》杂志发表的对茅盾《子夜》的长篇评论，对臧克家、沙汀等文学新人的热情推介，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韩侍桁的文艺短评也颇有特色，著有《小文章》(1934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

从1933年起，韩侍桁先在“第三种人”论争中支持杜衡，后又支持杨邨人提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1935年初，他与杨邨人、杜衡等组织“星火文艺社”，出版《星火》月刊。之后，他退出文学批评界，一直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先后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室编审、重庆文风书局总编辑，后又创办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各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全国解放后，他先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后回上海定居，1961年起为上海编译所所员。韩侍桁译著甚丰，主要有《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勃兰兑斯著)、《红字》(霍桑著)、《卡斯特桥市长》(哈代著)、《妇女乐园》(左拉著)等：

韩侍桁晚年是寂寞的，笔者八十年代初访问韩侍桁时，他已沉默寡言。本卷所收录的文字大都为半个多世纪来首次重刊，作为三十年代上海有鲜明风格的新文学批评家，韩侍桁留下的文学遗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章克标(1900-2007)，浙江海宁人，笔名岂凡、杨恺等，现代作家、翻译家。1920年考取官费留学东瀛，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数学系就读。1926年回国。1927年春到上海，曾在暨南大学和立达学园执教。但很快就成为一个自由的文字工作者，以写作和当编辑谋生。

早在留日期间，章克标就对新文学产生浓厚兴趣。1924年7月，他与滕固、方光寿等组织新文学社团“狮吼社”，出版社刊《狮吼》半月刊。1926年9月，成为立达学会创办的以新文学为主体的综合性刊物《一般》的同人，担任轮值主编，1929年1月，成为已加盟狮吼社的邵洵美主编的《金屋月刊》的中坚。1932年，邵洵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章克标又积极参与，出任总经理并主编《十日谈》旬刊。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是章克标创作的全盛期，他在上海文坛上十分活跃，接连出版长篇小说《银蛇》(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恋爱四象》和《蜃楼》，散文集《风凉话》和名噪一时的《文坛登龙术》。章克标的小说写“五四”以后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写对弱小者的同情以及写都市生活的形形色色，文笔清新大胆。章克标的散文也是题材多样，像《南京路十月里的一天下午三点钟》等，更是笔法奇特，具有实验性质。作为《申报·自由谈》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写的《谈风月》等杂文犀利、泼辣，显示了杂文家章克标的另一吾4精彩笔墨。章克标还翻译出版了《谷崎润一郎集》、《夏目漱石集》等。  抗战期间，章克标“失足”跌人泥淖。抗战胜利后他回乡闲居，1952年重返上海，先后在上海水产学院、上海印刷学校工作。1958年再回乡居住。改革开放后，年迈的章克标重新拿起笔来，文兴大发，出版了文学回忆录《文苑草木》、《世纪挥手》等。又有两卷本《章克标文集》行世。章克标晚年再次定居上海，直至以一百零八岁的高龄离开人间。

章克标说：“我同上海关系密切，受上海的影响最大”(引自章克标着《世纪挥手》第十一章)。迄今为止，他是二十世纪中国享年最久的新文学作家，他的文学生涯从上海开始，又在上海圆满结束。本卷选入他早、中期的各类作品(长篇《银蛇》限于篇幅，只能割爱)和晚年的几篇散文佳作，以展示他与上海的文学因缘。

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笔名柳丝、巴山等，小说家、戏剧家。早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经武汉到上海，于1928年1月1日与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洪灵菲、孟超等发起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杨邮人与钱杏邮合编《太阳月刊》，在创刊号上同时发表《女俘虏》和《田子明之死》两篇小说，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从1928年到1930年，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杨邮人创作丰收，在太阳社刊物《太阳月刊》、《海风周报》和《新流月报》(第五期起改名《拓荒者》)上接连发表小说、散文和评论，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战线上》(1928年2月上海春野书店初版)和长篇小说《失踪》(1928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这些作品“有的描写革命党人的伟大的牺牲，有的描写现在复杂的政治状况下青年的幻灭，有的描写革命人物的趣事，每一篇都带着极浓重的时代色彩。”(引自《太阳月刊》创刊号《战线上》出版广告)虽然艺术上不免粗糙，却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实绩之一。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杨邨人成为“左联”盟员。在此之前，他已投身新兴戏剧运动。稍后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名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杨邨人成为“剧联”的负责人，主管组织工作。独幕剧《租妻官司》和《民间》或可看作杨邨人在左翼话剧创作上的努力。杨邨人后来发表长篇回忆录《上海剧坛史料》，追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左翼话剧运动甚详。

杨邮人1932年赴苏区考察，回沪后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提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受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本卷收入此文，以存这桩有名的文坛公案。此后，杨邨人发表短篇小说《修堤》、《迁徙》等，反映苏区民众的生活，也算难得。

文学史家应该认真研究杨邨人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功过得失，这是笔者编选杨邨人作品的目的。

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