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成了民国的首阳山。
自从“新约法”公布，国务院改为政事堂，袁世凯特派长子克定来劝徐世昌的驾，到北京出任国务卿以后，遗老的阵容自不免减色；但“十老”之中，还有两名“总督”，一个“状元”，诗酒唱和，饱饫鱼翅燕窝之余，大发“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的感叹吟咏，依然是小报上的好材料。
这一天是在“周玉帅”家集会——周馥，字玉山，做过两广总督；他自己是袁世凯的亲家，他的儿子周学熙又是袁世凯的财政部长。这位齿德俱尊，顶有福气的遗老，家厨出名，招待周到，所以每逢他作东，一定十老毕集，而这天却少了一个。
“咦！赵次帅呢？他的兴致最好，赴会必早，何以今天不见人面？”
问这话的是原籍山东，寄居浙江，做到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他口中的“赵次帅”是指赵次珊，也就是当过东三省总督的汉军旗人赵尔巽。
“你还不知道？”周馥答道，“赵次珊进京去了。应项城的征聘，就了清史馆馆长。名山事业不急在一时，接了事，马上就会回来的。”
果然，十天以后赵尔巽由北京回到青岛，劳乃宣特地去拜访他，想打听打听“春明近事”。
“项城倒还是故人情重。”赵尔巽说，“虽谈不上日理万机，也够忙的。承他两次邀饮，谈得很多，总算有几句肺腑之言。”
“喔，”劳乃宣急急问道，“他对‘皇上’是何态度？”
“项城自道：如今一切的作为都在调护皇室，本没有辜负先朝之意。他跟他的老把兄谈过，想卸去仔肩，无奈找不到替手。”
劳乃宣知道，赵尔巽所说的袁世凯的“老把兄”，是指“小朝廷”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这“找不到替手”的话，是不是世续所说，倒要问个清楚。
“是的。”赵尔巽答道，“世伯轩认为当今尚无一位能够笼罩全局，调护幼主的人，项城只好冒天下的大不韪了。”
“看来项城倒是用心良苦！”
“也可以这么说。”赵尔巽点点头。
“次帅！”劳乃宣很兴奋地说，“我一直有个想法，如今倒像是可行了。”
“请教！”赵尔巽又问，“是不是你那《共和正解》的卓见？”
“时势略有不同，我预备再写一篇《续共和正解》，等脱稿后，请次帅指教。”
劳乃宣连夜动笔，提出了他的复辟主张。袁世凯虽有归政之心，但小朝廷的宣统皇帝方在冲龄，大政不能亲裁；如果另外找一位摄政，又难得适当的人选，算来算去，还是袁世凯最适当。
照劳乃宣的想法，宣统亲政总得过了十八岁，那时袁世凯不死也衰迈了，所以预定“十年还政”，这十年中，袁世凯以民国的总统为清朝的摄政。他想出来很得意的一句警句：“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将袁世凯比作周公、召公，不但颂扬得体，而且“共和”两字有了着落，所以叫做“正解”。
为袁世凯着想，这十年之间，名位实权一无所损。而在十年以后，还政之时，清朝应该封以王爵——当民国的总统，退位以后是老百姓；还政清朝，则当过总统，还可封王，不但护卫森严，得以保护他的安全，而且“世袭罔替”，他为袁家的子子孙孙都打算到了。
写成了这篇《续共和正解》，劳乃宣异常得意，一面托赵尔巽带到北京；一面写信给周馥跟徐世昌，请他们在袁世凯面前，代为进言敦劝，采纳他的建议。
赵、周、徐都不负所托，他的稿子他的信，一起都送到了袁世凯办事所在的西苑春藕斋。
“劳玉初的心地倒还明白。记得庚子那年他当直隶吴桥县令，严办拳匪，地方未受骚扰，总算还有见识。”袁世凯指着《续共和正解》问徐世昌：“菊人，你看他的意见如何？”
徐世昌慢条斯理地答道：“用心可嘉。”
“我也是这么想。”袁世凯说道，“叫他来做参政吧！”
参政的正式“官名”叫做参政员——根据袁世凯一手制造的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就叫立法院；在未成立以前，先设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特任软禁在瀛台的黎元洪为院长，参政员七十三人，由总统直接任命，除了被袁世凯指为“乱党”的国民党员以外，新旧名流多被罗致在内。只看赵尔巽和另一个“总督”李经义亦不过参政的名义，就可以想见此“官”不小。
民国而主张复辟，不但不会办罪，还做了高官；可见得袁世凯大总统心存清室，于是遗老遗少大为起劲，认为“日月重光”之期不远了。
复辟的说法看来是荒谬的。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十次起义，不知丢了多少脑袋，才开创了一个从古未有的民国；袁世凯捡便宜搞了个总统当，岂有得福不知，再推戴宣统去当皇帝的道理？一个人犯贱也不能贱到这样的地步。
话是不错，但有些迹象又如何解释，只说从夏天以来的变化好了。第一是改设政事堂，内阁总理变了国务卿。照袁世凯说法是仿照美国的名称，可是美国的国务卿是外交部长，日本译名称为国务卿，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特为采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官名，无非是取那个“卿”字；皇帝对臣子客气，不是称“卿”吗？
这一点用新官制来印证，更觉显然，文官分三等九级“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像“上大夫”这种官称，封建意味太足了！
武官改称“将军”，这也是沿前清八旗驻防制度而来的官名；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更是明朝都督府的遗制。此外还有祀孔、“郊天”之议。孔子万世师表，不废祀典，犹有可说；南郊祀天，则是皇帝独有的祀典。“受命于天”，称为“天子”，总统是受全国人民的付托，与天何干，祀天何为？
这些历历有据的事实，除却是为复辟做准备以外，再也不能有适当解释，因此小朝廷中上至毓庆宫的“师傅”，下至“打扫处的太监”，莫不欣然色喜，奔走相告。落魄的“旗下大爷”，日夜憧憬着按月“关钱粮”的好日子，更是兴高采烈，加意渲染，于是有人给这一年——民国三年甲寅，叫做“复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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