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新闻事件拷问人性道德最深处，触目惊心；一线记者手记解密采访现场原生态，催人泪下。

就如同这张报纸的命运一样，这本由新京报时事专栏结集的书“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每有重要的新闻发生，新京报总会发出积极理性有见地的时事评论。作为伴随这张报纸一起成长了三年的著名栏目，囊括了全国最负盛名和最重要的时事评论家以及专家学者，通过这本书，可以一窥该栏目全貌。而《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则是本报特稿的结集成书之一，正如书的封面上所说：“三年来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中国热点新闻事件尽有评说，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未敢懈怠，部有一种声音与你心灵共鸣”。

新京报从创办那天起，就把责任烙在自己的身上，尽最大努力恪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以人文和法治作为义不容辞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份诞生于社会转型期的报纸，新京报不仅以跨地域办报的姿态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还以新锐媒体的视角为这个时代做了尽可能忠实的记录和理性的解释。新京报丛书，体现着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自信，体现着新京报人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对未来、对先进文化的憧憬……

耕耘当下，收获未来。本书为“新京报”系列之一的《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

时政锐评

信访是最基本的民意表达

对上访要实行“有理推定”

公共灾难不能让个人埋单

“自行车免登记”中的大道理

外来人口在统计报表上站起来

权力不能用来恐吓人民

两会需要些“辩论”的风气

贪官赃物拍卖会的道德忧思

打破官员职位的“超稳定性”

警惕以人民的名义对付人民

国家治理，媒体不可缺席

诚实永远是政府的上策

建议给审计署“升格”

谁有权评定“中国名牌”

没有暂住证，社会就乱了吗

中国足协更应该对谁负责

平民政治家如何摆脱悲情走向理性

以沉默应对舆论永远是下策

关注个体苦难是国家的义务

决策程序讨论时间长是缺点?

“走自己的路”不应是代表委员的建言取向

改变让代表先走的习惯

公布灾害死亡人数才能区别天灾和人祸

像保护航天员一样保护每个公民

公布电子眼位置体现“善治”理念

天价滞纳金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质问让两会更具活力

政府行为应有说服纳税人的理由

毁龙舟背后的家长式“善意”

“第一区政府”与“鸵鸟思维”

法治观察

一个人和一亿人的命运

让负责任的公民有讲理的地方

孙志刚也应当选“法治人物”

法律人的尊荣在于寂寞

偷吃葡萄的民工能否取保候审

王怀忠是否涉嫌“渎职犯罪”

“实时查屏”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优秀律师当法官需注意的问题

让死刑犯带着感激“上路”

生命至上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

我们为什么淡漠了“身份证意识”?

适度压力是对警察的合理考验

法律的神圣感从何而来

佘祥林“杀妻”冤案的“标本”意义

无忏悔则无宽恕，无真相则无和解

做一名“不坏”的警察很重要

有些警察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大

官员职务犯罪慎判缓刑

从录像执法到执法录像

执法者应当有“消极的美德”

国家赔偿能否变“被动”为主动

对待歧视，我们需要再敏感些

“律师在场”成本大收益更大

行政执法不应将公民置于危险之中

对不开枪的枪匪法律能否减轻处罚

收容制度能辨别好人坏人?

评说教育

里根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体制之痛，农民工孩子无法承担太久

宝马车与大学的精神“相撞”

从残疾女朱慧锦事件看学校的“道德门槛”

研究生教育，哪些人该由国家埋单?

“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

教授收采访费：“说出思想”的劳动价值

博导怎成了非驴非马的资格?

请放“乞讨博士”一马吧

公民当以社区为己任

我们的大学需要对学生更多宽容

把不人性的制度清除出校园

“亲近穷人”应是教育的核心伦理

不应让大学生做监督教学的“卧底”

奥克兰大学的贡献：高校招生本地化的谬误

潦倒异国的母亲送女儿入学

香港的大学招生为何偏爱穷人?

草根民生

爱较真的公民是社会的财富

对民工，我们说的多了做的少了

让社会成为人道的记事本

不能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

别把自杀者排除出医保范围

北京应有更多平民乐园

独立地悲伤、独立地快乐

把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当做一种权利

别把苦难“诗意化”

取消农业税影响农民国家意识?

“嗟，来低保”请打住

整顿市容：多少不平假汝而行

处罚公示和处罚告知完全两码事

关爱，一种衡量的标准

纽约市为何允许占道经营

“黄金周”应接轨国际公众假期的规律

舆论不应对富人进行道德强制

狠话标语泛滥会让我们的文化粗痞化

权利“落座”方可秩序井然

“消灭式”城管可休矣

城市形象不能靠打肿脸充胖子

嘲笑农民是“五十步笑百步”

“打捞费”是个什么费?

国际随笔

选民是一切智慧的来源

有感于西哈努克建立网站

日本人质因何成为“国家罪人”

卡尔扎伊允许塔利班旧部投票的意义

从韩国迁都看“小首都”的魅力

竞猜俄人质死亡数让人战栗

诺贝尔奖何以让世人敬仰

珍视古老传说母乳般温润的文明

奥斯威辛：世界反思历史的路标

美国人为何宽容华盛顿“另一面”

消除贫困，音乐使整个世界含泪微笑

大法官不是总统的人

恐怖主义绝非追求正义

小泉道歉还是请求宽恕?

18岁美国年轻人能当得了市长吗

人文环保

谁为遇难矿工开一个追悼会

再建5个“三峡电站”需慎行

放弃熊胆，一场期待千年的救赎

权利和尊严不论贫富

城市“反季节”不是现代化标志

生命虽已息关怀不应止

升国旗时，我们的手该放在哪儿

尊重运动员从“不走后门”开始

相对生命奥运只有工具性价值

泰姬陵的保护给我们上了一课

沉痛悼念一棵树

宽容郎平是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周杰伦歌曲收入爱国主义曲目的启示

追求幸福自由：全世界的梦想

陪唱小姐生命同样需要尊重

历史精密锻造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

国家级抗战纪念能否更经常化

虐猫者道歉：网络人道力量的胜利

简单标签化樱花损害历史自信心

火车驶向高原，人心抵达拉萨

经济视点

假如陈久霖不是在新加坡“出事”

独立之思想济世之学问

经济学家最需要的是讲真话

铁路资源应努力保障普通民众需求

秘书PK洋老板：中西企业文化冲突?

局部垄断造就房市高利润

财政高增长为何让人忧

“全民低保”观点超前?

文娱评论

《汉武大帝》那不是我心中的汉朝

人民需要吴宗宪

芙蓉现象：登场的权利和围观的自由

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工程

故宫博物院80周年：紫禁城新身份

巴金走了，留下了他始终表达着的良心

《馒头》充其量是个人观感的另类表达

坚守良知，人艺就有未来

司马迁也非“严肃史学家”

曹操立场，古代视角

专题

之一：反对设立“禁讨区”

政府不宜干涉私人对乞丐的态度

限制乞讨有违良法善治原则

“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

禁乞是一种进攻性立法

制度要着眼于“最大价值”的保护

生存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

之二：“世遗”门票涨价

高价门票才能体现世遗的价值?

从故宫门票涨价看国人的历史意识

听证会代表意见为何与民意截然不同

历史有阶级性，文化遗迹没有

之三：圆明园防渗膜事件

圆明园听证会不能“一听了之”

国宝级景区应有国宝级的保护程序

法治是解决圆明园事件的必然方向

圆明园事件的最大价值不在结果

之四：“要不要敬畏大自然”讨论

“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

无须敬畏大自然是妄言

人类属于大地，大地不属于人类

“自行车免登记”中的大道理

四川省决定不再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以后新买的自行车不用再上牌照，立即取消自行车牌证收费项目和停止收费。并继续加强对被盗自行车的治安管理工作。

一辆小小的自行车，在传统的观念和管理体制下，实行的是类似于机动车管理的模式。老百姓买一辆自行车，要到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注册登记，

交纳有关费用，由公安交通部门给自行车颁发一个牌照(号码)，方可合法上路骑行；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就不能上路。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发展变革的今天，确实到了该认真清理的时候了。

买卖和使用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自行车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就像电话机、电视机、大白菜、西红柿等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购买和使用自行车是老百姓自己的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没有必要进行限制。机动车之所以要实行许可管理模式，是因为机动车对他们的财产、生命和健康权利有直接的威胁，所以要有驾驶证、行驶证、牌照等行政许可。自行车就不然。骑自行车并不像驾驶机动车一样还需要什么技术、资格等，自行车也不存在直接威胁他人财产、生命健康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比照机动车实行许可管理模式。不要一说到管理就是许可，好像离开了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就无法管理似的。这种唯管理是论、唯许可是论的观念和制度，可以休矣。

多年来的行政许可管理实践，还逐步孳生了一个“怪胎”，即收费。正是这个“怪胎”的诱惑，才会出现今天这样泛设许可、滥设许可、滥收费现象。导致像自行车这样的简单、普通的商品，也会进行所谓的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表面上看，许可是许可，收费是收费，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行政许可，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费。四川省在取消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的同时宣布取消收费的做法，为清理行政许可和行政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那就是彻底切断许可与经济利益的联系。取消许可，必须取消收费，保留的许可，原则上也应当取消收费，直至完全取消许可收费。行政许可是行政管理权力的行使，公共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与经济利益挂钩，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会导致执法不公、惟利是图和腐败，最终腐蚀权力。

很多地方难以取消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的理由，就是被盗管理问题。说自行车经过了注册登记，如果被盗，就可以以此注册登记的号码寻找和发还自行车等。这个理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说得过去，其实不然。给自行车一个特定的号码或者特征便于寻找和发还，当然正确；但问题在于，这个特定号码或者特征不是非要注册登记才能够实现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能够通过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来控制。四川省政府的做法刚好为许可法规定的“其他行政管理方式”作了一个有益的注解。由销售自行车的商家把自行车购买发票上的号码打印到车身上，这个号码也是特定不会重复的，同样能够起到便于寻找和发还的作用。 (文／杨小君)

外来人口在统计报表上站起来

本报昨日报道，国家统计局要求，从明年1月1日起，各地区要统一用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原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的方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许多城市的管理者当然愿意在计算GDP总额的时候，尽可能地包容城市里的各个角落，计算到所有人，因为这样GDP总额最大。然而等到计算城市人均GDP的时候，却忽略了外来人口的份儿。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城市的管理者把基数尽可能地缩小，因为这样人均GDP最大。而户籍制度则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几十年来，在统计人均GDP、儿童入学率、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等等数据的时候，城市可以只计算户籍人口，即使来自农村和外地、常年居住、工作的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相当大比例，也是排除在外。因为这样计算，可以从GDP总额上来看，让自己的城市更快地进入小康，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人均GDP是一个重要的政绩指标，所以偏好这样计算。

现在统计报表上要计算外来人口，肯定会对原来的做法造成影响。有的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数量。把外来人口计算在GDP的基数中，肯定会大幅度地稀释城市的人均CDP，所谓的人均4000美元，也许就会一夜之间变成人均3000美元。

至于外来人口们，对于城市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不把他们计算到分母中，是无所谓的，反正他们也不是靠GDP吃饭，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足够动力去改变城市人均GDP计算方式。

事实上，在城市管理者和普通城市民众眼里，外来人口、尤其是其中数量最大的农民工，似乎是一群“隐形人”。等到注意到他们的时候，可能是春节：公共汽车突然空了，建筑工地不热闹了，工厂停工了，早餐没地方卖了，没有人送水、送报了，服务员人手紧张了……这时候，人们才会想到。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没有农民工，这个城市会怎样?

统计部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当然只是统计技术的一个小小改革而已，但却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至少在统计报表上，外来人口不再是“隐形人”了。

当然，即使从统计的角度看，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统计城市入学率的时候，应该包括了农民工的孩子。在统计社会保障覆盖面、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等等指标的时候，也是要包括外来人口。在统计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的时候，还是要算上居住在本社区的外来常住人口。

我们认为，统计报表要真正做到如实反映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和市民生活的水平，不完全取决于统计技术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和城市治理制度的改进。(执笔／秋风)P6-8

一

和新闻报道一样，新闻评论同样记录着“正在发生的历史”。

新闻评论的复兴和趋于繁荣是这个时代赋予思考者的历史酬劳。

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开放社会，“新闻评论复兴”便是得益于这种环境。众所周知，过去，社会结构的封闭，造成人们的思想单一，价值取向单一。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一些落后的观念需要摈弃，更多新的理念需要树立；而旧观念并不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开启人们的心智、以先进理念如春风细雨般滋润社会的每个细胞，力促整个社会形成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共识，就成为时事评论无可推卸的使命。

同时，社会有了更多的利益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即“倾诉”的欲望：同时，人们也愿意“倾听”——想知道对于某件事情别人是怎么说的。新闻评论就是为这种“倾诉”和“倾听”提供着平台。

客观上，媒体之间的竞争和“厚报时代”的到来，也为新闻评论的复兴提供了动力和物质支持。

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新京报评论应运而生。三年来，它的茁壮成长，打破了一些人在新京报创刊之初“北京没有新闻评论的空间”的“消极预言”，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新闻评论，新京报评论在顺势而为。

二

立于北京而怀远，彰显法治和人文，积极稳健有见地，这是新京报评论一以贯之的理念。

“立于北京而怀远”，标明新京报评论的视野追求。它既评说北京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波澜起伏，也关注世界五大洲的风云变幻。世界之大，均可人题；江湖之远，皆上笔端。

“彰显法治和人文”，表达新京报评论的价值观。努力推进法治建设，执著传播人文理想。

法治是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民主基础上的立法、执法、守法，以及各项制度、各项政策、各项秩序、各项纪律各个层面，制约权力，保障权利。

人文是以人为本，保护和尊重人的生命、幸福、人格、权利和价值，适应中国国情的自由、平等、关爱，科学和真理，热爱生活的情趣。

法治和人文，既是新京报评论人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衡量世事万物是与非、先进与落后的首要标尺。

“积极稳健有见地”，昭示新京报评论的方法论。

“积极”，举凡热点事件，诸如国家方针政策出台，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大外交活动，公权力滥用，公民私权利被侵犯，新京报评论都会努力发出声音，担当媒体责任。

“稳健”，不偏激，不偏执，不图一时痛快，不奢望毕其功于一役，以长久的耐心和韧劲推动国家点滴进步。

“有见地”，富有责任意识，不仅有批判性，也力求有建设性。不讽刺挖苦、冷嘲热讽地评判一件事情，而是提供解决的途径和思路：更不会充当道德审判和媒介审判的角色。我们的评论很少用反问句，甚至很少用感叹号。前者是居高临下，后者是拍案呵斥，都不是平等的讲理的姿态。二十一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启蒙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与说教，启蒙是自由的交流。

理念是评论的灵魂。总有一种力量鼓励我们奋勇前行。尽管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放慢自己的步伐，但我们没有改变前进的方向。

三

如果真要总结新京报评论的“特点”，大约可以有如下几个：

报道和评论分开。我们永远对事实保持敬畏，报道必须让事实说话。拒绝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评论。因此，甫一开张，新京报在新闻报道版之外，设立多个评论版面，把报道和评论彻底分开。

量大。除了社论(来信)版、时事评论版外，还有经济评论、文娱评论等专版，加上每周一期的“时事访谈”版和《地球周刊》中的“国际评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京报的评论是目前都市报中数量最多的。集束式的评论成为新京报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题材多样。如上所述，无论是时政的，还是社会的，无论是国内的、本地的，还是国际的，无论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体育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新京报的评论中找到相应的内容。

架构完整。从普通读者表达草根声音的“来信”栏目，到公民写作的“时事评论”、专家学者的约稿和“时事专栏”，再到比较高端的“时事访谈”，基本上对应了社会不同层级人士的观点表达，换言之，新京报评论在努力为每个人的表达搭建平台。

时效性。紧跟新闻，洞察时事时局的每一个微妙变化，在大家热议的时候第一时间发出声音，最大限度地发挥评论的力量，引导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所以，我们的大量评论都会和新闻报道同日见报，为此编辑部每天在夜里11点还在研究和修改稿件。评论和报道相互支撑，形成新闻传播的完整形态。

建设性。不用讽刺挖苦、冷嘲热讽的手法评判一件事情，而是努力提供解决的途径和思路。

权威性。身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京报储存了丰厚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学术资源，数百位专家学者的观点高屋建瓴，揭示事件的本质。对时局提出方略，这是普通评论者所难以达到的。

不谋求话语霸权。我们有“社论批评”栏目，欢迎读者对我们的社论进行批评；我们有“观点交锋”栏目，试图打造一个“声音广场”，更是让不同观点在这里呈现。我们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近三年来，我们力争在第一时间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不回避热点难点；又通过制度落实，保证言论正确引导舆论，提供建设性意见，在政府和公众问架起一座良性互动、积极沟通的桥梁。事实证明，都市报评论完全可以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说和解读，正确引导舆论，及时疏导民意，使之走向理性和法治，为实现社会和谐作出贡献。

四

三年来，新京报评论进行了诸多探索，在国内新闻评论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未来的新闻评论走向哪里，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新闻评论正在面临至少四个方面的挑战。其一是读者，随着社会的发展，读者的是非判断能力、理论鉴赏水平比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评论还沿袭过去的思路、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必将被读者所抛弃；其二是新兴媒体，互联网的普及，社会进入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尤其是近来博客、网络论坛的迅速发展，“好文章都在网上”开始成为一种新说法。这也给媒体评论增加了压力；其三是舆论引导，不必讳言，在“媒体崇拜”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在现时代还有着特殊的功能，新闻评论如何既能表达公众心声，又能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是一个大课题：其四是传统媒体间的竞争，评论作为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特殊的“武器”，目前已呈“遍地开花”之势，而用最好的文章吸引自己的读者，在影响力、资金、人脉等方面必然要有激烈的竞争。

新京报评论是十分注重约稿的，一方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以约到好稿；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也是新闻评论发展的一种趋势使然。  新闻评论有必要从“价值判断”向“专业判断”发展，抑或说，是“价值判断”和“专业判断”的并举。回顾时事评论复兴之初，其内容多是普适的“常识”的“贩卖”或重申，由一种全新的评判标准对事物的对与错进行评判，诸如“人权”，一度是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但后来被国人所认知，继而写进根本大法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些传统的理念也必然面临的更新，新理念的树立和旧观念的谢幕，事实上也存在着或激烈或温柔的交锋，在这个时代，新闻评论承担着它独特的释疑和监督作用——解答公众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疑惑。

常识的重复总是有限的，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新闻评论与时俱进。就写作者而言，此前评论仅仅是新闻界人士的“职业写作”，后来扩大到更多的人，谓之“公民写作”，他们做了大量的释疑解惑的事。现在，许多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正在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进入时事评论写作领域，拜网络或纸媒之赐，可以在书斋里“演讲”。他们所要回答的不仅仅是“对与错”的是非判断，而是更进一步，回答“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媒体需要这样的专业的评论员队伍——他们对新闻媒体的特点及读者的新闻消费的需求了如指掌，进而在浩瀚的新闻信息里，准确地发现公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又是具有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社会、哲学、环保等等专业研究的丰富积累和建树；然后，他们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解读公共政策，把新闻信息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以新闻评论而不是专业论文的方式写作成文，见诸报端，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效果。

新京报评论注重约稿，并开办“时事专栏”版、“时事访谈”版，也是为了增加评论的专业化。专业化的评论，并不会像有人担心的导致“圈子现象”，恰恰相反，因为专业领域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正好可以体现社会的多元化诉求，避免了不同媒体的同质化弊端，也能让不同的社会群体找到自己愿意倾听的声音。而媒体所面临的若干挑战，也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

五

贯彻一个全新的评论操作理念，需要一个稳定的、有高度共识的组织团队，和高效率的操作机制。

新京报成立“社论委员会”，由大部分采编系统的报社社委和评论部负责人组成。社论委员会的职责是把握舆论导向、确定重大选题、审核重点稿件质量。

而独立于其他新闻报道部门的评论部是评论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从浏览当日重点媒体报道的新闻，初步确定评论选题、提炼评论要点，召开部门会议碰撞观点，确定写什么、怎么写、谁来写等细节，再到约稿、编辑、出版，每天下午到深夜的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评论部的每个人来说，都像是一个5000米的比赛。

“观点是碰撞出来的”。每天下午，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常常可以听到评论编辑们吵架般地讨论，话题和观点的确定、丰富、补充和否决，都在这种民主气氛中完成。

作为新京报新闻运作的一“翼”，报社领导对评论十分看重，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并在人力和财力上多有倾斜——我们聘请的社论主笔，待遇高于国内同行，而约稿的稿费标准也在国内名列前茅，这为评论运作提供了动力。当然，新京报评论以良好的社会声誉也大大提升了报社的影响力。

六

在新京报创刊三周年之际，三本评论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借此机会，我们向支持新京报尤其是评论的人士表示谢意——

感谢读者。我们收到大量来信，表达对新京报评论的关注，褒扬进步，批评错谬，这些鼓励与期待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最大动力。

感谢作者。我们每天收到300篇左右的来稿，我们从中测试话题的热度，旁证民间舆论的走向，这为我们的评论提供了参照；遗憾的是，来稿采用率很低，感谢之余，也表示深深的愧疚。我们更想感谢约稿作者，你们常常牺牲休息时间，甚至夜半还为我们撰稿、改稿，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精神。也成为我们不敢懈怠的动力。

感谢国内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东方早报》、《北京青年报》等——的评论同行，作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对新京报评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时事评论在中国发展时间不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提升和开拓的空间都很大。新京报的评论，也同样有着诸多弱项，新的专业领域需要拓展、新的作者需要发掘、文本“论文化”的艰涩需要革除，凡此种种，仍有待我们这些时代同路人的共同努力。

王爱军新京报评论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