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是我国佛学史上的一位著名的高僧，在历史上影响不小，并被后人誉之为我国的“解空第一人”。僧肇所处的东晋十六国时代，正是我国佛教的“始盛”时期，其时僧肇服膺鸠摩罗什所弘传的大乘中观佛学，撰写了我国佛学史上的名篇《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柴无名沦》等佛学论文，从本体论与解脱论两个方面系统而又深刻地阐说了大乘中观佛教哲学思想，并把印度佛学与我国的老庄玄学相结合了起来，不仅使我国佛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书记叙并评价的就是这位古代名人的生平事迹及其成就。

僧肇是我国佛学史上的一位著名的高僧，在历史上影响不小，并被后人誉之为我国的“解空第一人”。僧肇所处的东晋十六国时代，正是我国佛教的“始盛”时期，其时僧肇服膺鸠摩罗什所弘传的大乘中观佛学，撰写了我国佛学史上的名篇《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柴无名沦》等佛学论文，从本体论与解脱论两个方面系统而又深刻地阐说了大乘中观佛教哲学思想，并把印度佛学与我国的老庄玄学相结合了起来，不仅使我国佛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

第一章 僧肇的生平与著作

第一节 僧肇的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关于《涅磐无名论》真伪的考辩

第二章 僧肇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思想氛围

第一节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社会时代特征——佛

教兴盛的社会根源

第二节 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的风行——佛教兴盛

的思想原因

第三节 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般若学的勃兴

(一) 道安与本无宗和竺法深与本无异宗

(二) 支遁与即色宗

(三) 支愍度与心无宗

第三章 僧肇的老师鸠摩罗什的大乘中观佛学思想

第一节 鸠摩罗什的生平与译经活动

第二节 罗什的大乘中观佛学思想

(一) 主“非有非无”的中道空观

(二) 主“无我”说

第三节 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与作用

第四节 罗什的弟子们

第四章 僧肇同学道生的佛学思想

第一节 道生的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道生的佛学思想

(一) 佛性当有说

(二)顿悟成佛说

(三) 法身无色说

(四)佛无净土说

(五)应有缘说

(六) 善不受报说

(七) 二谛说

(八) 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

第五章  僧肇佛学是印度中观佛学与中国老庄思想

相结合的产物

第一节 僧肇对两晋佛教般若学的评估与

总结

第二节 僧肇对大乘中观佛学的宏扬和对老庄

玄学思想的继承

(一)僧肇佛学与印度龙树中观佛学

(二) 僧肇佛学与中国的老庄学

第六章 僧肇的佛学思想

第一节 僧肇佛学的本体论

(一)《物不迁论》辨析

(二) 《不真空论》辨析

第二节 僧肇佛学的解脱论

(一)《般若无知论》辨析

(二)《涅鬃无名论》辨析

第三节  僧肇在《维摩经注》中所阐说的一些

佛教思想

(一) 论“非有非无”的中道空观

(二) 渐悟说

(三) 佛无国土说

第七章 僧肇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节 僧肇佛学对南北朝三论学的影响

第二节 僧肇佛学对隋唐佛教诸宗派思想

的影响

(一) 僧肇佛学与三论宗

(二) 僧肇佛学与天台宗

(三) 僧肇佛学与禅宗

第三节 僧肇佛学对明代佛学的影响

附：僧肇集略注

一、《肇论》

二、经序

三、《维摩经注》(节 选)

附录

一、《僧肇传》

二、慧达《肇论序》

三、僧肇年谱

索 引

一、人名索引

二、文献索引

三、名词索引

后记

鸠摩罗什，汉云童寿，一名鸠摩罗耆婆。当时西域“制名多以父母为本，什父鸠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为名焉”。龟兹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地区)人。其父鸠摩炎，原为天竺人，“家世国相”，“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至龟兹国，“请为法师”。其母耆婆，为龟兹国王妹，“诸国聘之，并不肯行”，“乃见摩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罗什生于344年，卒于413年，终年70岁。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说：“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405年)，或云八年(406年)，或云十一(409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中，犹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如以弘始十一年计，则罗什卒于409年。然而鸠摩罗什亲授弟子僧肇所作《鸠摩罗什法师诔》中说：“(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五日薨于大寺。”僧肇师事罗什，为什门高足，所作诔文似较可信。如以诔文为准，则罗什卒于癸丑之年(413年)。终年七十岁，则生年应是344年。

罗什母亲亦“深惟苦本”，“乐于出家”，“誓志落发受戒”，受业禅法。罗什自小在其父母的思想影响下，七岁即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九岁随母至厨宾(今克什米尔地区)，遇小乘法师盘头达多，什即师事之，“从受杂藏，中长二含(中、长阿含经)”，并折伏外道论师，于是深得厨宾王尊崇，自此名播西域。年十二，罗什随母至沙勒国，国王“设大会，请什升座说转法轮经”。时遇莎车大乘名僧须利耶苏摩。苏摩“才拔绝论，专以大乘为化”，“罗什宗而奉之”。苏摩为什说《阿耨达经》，讲“阴界诸入，皆空无相”，“眼等诸法非真实有”的大乘空观的道理，罗什于是“研核大小乘，往复移时”，方知理有所归，遂专务方等(方等，泛指大乘经典)，于是弃小从大，“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论》”等。后又至温宿国论胜外道，“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王于是躬往温宿，迎什还国。之后，什母远离龟兹辞往天竺。罗什则留住龟兹，矢志弘法“东土真丹”。并立志云：“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嚎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

罗什“道流西域，名播东国”。时前秦苻坚称雄关中，西域前部王与龟兹国王弟等前来朝坚，以求内附。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大德，而欲求之。于是于建元十八年(382年)遣将军吕光、姜飞等率兵西伐。临发，坚饯光于建章宫，称：“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吕光破龟兹得罗什，然见其年齿尚少(罗什约在中年40岁左右)，“未测其智量”，乃以凡人待之，并强妻以龟兹王女。后吕光回军凉州，闻苻坚已为姚长所害，于是僭号关外。光卒，“其子袭位”。什停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

继前秦之后，后秦姚长姚兴父子称号关中，崇信佛法，闻罗什高名，即遣使请什入关，吕氏未许。于是于弘始三年(401年)姚兴发兵伐凉，并于当年的十二月二十日迎罗什入长安，待之以国师之礼。什住长安逍遥园西明阁，宣讲佛法，翻译佛经。时姚兴令沙门僧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姚兴并亲执旧经，罗什手执胡本，以相雠校，译出《大品》诸经，其盛况已可想而知。

罗什是中国的佛经四大翻译家之一。他所翻译的佛教典籍甚丰，据《高僧传》所记，他翻译了般若大品、小品，金刚般若经，十住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经，首楞严经，持世经，佛藏经，遗教经，菩提无行经，呵欲自在王经，因缘观经，小无量寿经，新贤劫经，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成实，十住，中、百、十二门论，凡三百余卷。

P98-10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僧肇现存的著作除《肇论》之外，尚有一些经序和《注维摩诘经》，现把这些著作合编成《僧肇集》一部。《肇论》以净源《中吴集解》为底本，经序则采自《出三藏记集经序》和《出三藏记集经序续编》，虽说《续编》所收的《梵网经序》和《四分律序》是否为僧肇所作尚有疑点，现亦编入《集》中，以供读者参阅。僧肇的《注维摩诘经》(节录)，主要采用的是《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的僧肇《维摩经注(节录)》部分。这一节录虽说未能录下僧肇的全部注释，但其注释的主要部分已经具备，所以我采用了这一节录，由于时间较紧，没有能再作补充。至于《僧肇集》的注释方面，也只是作了一个很简略的注，以供初学者阅读的方便而已，故称之为“略注”，缺漏之处，只好期待来哲作更详细深入的研究了。在注释过程中，曾参阅了陈慧达的《肇论疏》、唐元康的《肇论疏》、宋净源的《肇论中吴集解》、明德清的《肇论略注》以及日本学者塬本善隆的《肇论研究》、韩国学者孙炳哲的《肇论通解及研究》等著作。

作者

1997年5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