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诸篇，介绍了胡适跟妻子江冬秀、表妹曹诚英、学生徐芳的爱恋关系，以及跟美国友人韦莲司和罗维兹的海外情缘。还介绍了他跟女作家陈衡哲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些文章，跟狗仔队的爆料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这是翔实可靠的胡适生平史料；二、这是解读胡适作品——特别是破译他的诗歌的心灵密码的一把钥匙。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为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的永不回还。／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烦恼竞难逃，——／还是爱他不爱？／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低声下气去求他，／求他扔了我。／他说，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

序言—丘比特与缪斯

一对小兔子——胡适与妻子江冬秀

两只蝴蝶 十朵小花——胡适与韦莲司

一段深埋在心灵深处的情感——胡适与陈衡哲

这个“同心朋友”是谁——胡适与陈衡哲

秘魔崖月夜——胡适与曹诚英

她像一首抒情的短诗——胡适与徐芳

赫贞江上的第二架相思——胡适与罗维兹

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王志维谈晚年胡适

作为妻子，汀冬秀对胡适日常生活的照顾还是比较细致的。她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会做胡适最爱吃的徽州“塌裹”(馅饼)，使胡适能一饱口福。胡适开夜车，她也会预备好皮蛋或鸡蛋当宵夜点心。江冬秀不但在结婚前苦等了胡适十三年，婚后夫妻也有不少离别的日子。特别是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有整整四年只身在美国出任大使，把汀冬秀和孩子留在兵荒马乱、战火频仍的中国。胡适在家书中陈述了他不带汀冬秀同往美国的三点理由：一、江冬秀不懂英文，胡适所在地中国家庭又不多，江冬秀来此未免太寂寞，太苦。江冬秀出门应酬，语言不便；不出门应酬，又实在太不像样。二、汀冬秀若在此，胡适反要增加许多应酬。三、胡适本不指望在美国久居，故要减轻负担，节约钱为大儿子祖望做留学学费。1941年4月10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长信，细诉他在美国是如何的“受罪”。信中说：“我向来不对你诉苦。今天写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这里过的并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你若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我不请你出来的意思了。”抗战时期，百物腾贵。江冬秀带着儿子逃难，实属不易。她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两上两下的房子，要房金125元一月，还要先付两个月。又还要1500元顶费，只好租不成了。……租房子同要命一样的难。”(1939年1月27日)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样样贵的不得了。米70元一担，煤球8元一担，不出门也都不容易生活，你寄给我的五百元美金到今天没有收到。究竟从哪一方面寄出，请你速查明白，叫我瞎去问外人那钱，我宁愿死，做不出丢面子的事。”(1940年6月22日)由于时局不宁，生活动荡，江冬秀身体大不如前。1940年10月6日，江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我今年有老意的样子来了。身体不及两年前了。岁月不饶AT，老了。我这三年多，玩的地方一处没到过，在家也常常的一身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多。”但是，就在兵荒马乱的危急关头，江冬秀仍然妥善保管了胡适的藏书。胡适在1939年4月23日致江冬秀的信中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我想来想去，总想搬出这些书来到美国。请你同竹先生商量。运费若干，不必嫌贵。”从这个事例也可以反映出江冬秀身上超凡脱俗的一面。

规劝丈夫脱离政坛漩涡，是胡适对汀冬秀的特别欣赏之处。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13日，江冬秀在信中规劝他“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井恨自己不能多助他一点力。胡适阅后非常感动，在同年11月24日的复信中他发自肺腑地写道：“现在我出来的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1940年4月，国内传出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贺。江冬秀立即致函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义(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趑(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的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0年4月26日)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函胡适，推定胡适为国府委员。胡适去南京见蒋介石之前，汀冬秀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做官。”胡适接受了太太跟其他一些友人的规劝，两次恳切陈辞，坚辞国府委员，迫使蒋介石于4月19日复电照准。江冬秀不但不愿意胡适为官，也厌恶儿子从政。小儿子思杜想学政治，汀冬秀写信告诉胡适：“小三死没有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1939年6月27日)P15-17

丘比特与缪斯

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位“不孚众望”的皇帝路易十五。他的一生经常受女人影响，特别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尔侯爵夫人和巴利伯爵夫人，甚至影响到他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决定。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有一位伊萨伯拉二世女王。她的情人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先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成了她的叛逆者和西班牙的独裁者。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说，如果掩盖这些绯闻和隐私，全部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现代西班牙历史就会成为一部伪造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鲁迅在杂文《阿金》中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据我的理解，鲁迅这番议论主要反驳“女人祸国”的传统谬说，不赞成在男权社会里把天下兴亡的责任都推在女性身上；而绝不是说夏桀、商纣、周幽王的荒淫不会加速其政权崩溃，也不意味着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的婚恋与政治完全无关。社会兴衰的基本原因无疑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历史人物的性爱关系也会对此产生或隐或显、或小或大、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提到“性爱”二字，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被亵渎的字眼。据考证，“性爱”这个词系由希腊字“eros”——“爱”演变而来。“性”，当然包括异性的吸引、官能的快感；而“爱”还包括精神的共鸣、心灵的契合。英文中没有一个词能专指广义的情爱，所以常常使用“性爱”、“性爱倾向”二词。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热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友谊、舍己精神等等”，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是“纯粹人的感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231页)。不幸的是，“性爱”的涵义常常被解释为纵欲、色情，染上了一层污秽的颜色。基于这种状况，我们研究“性爱”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恢复这个词汇的原始与纯净意义。

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对性爱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坦诚开放的心态。东汉的“八乳镜”，新疆呼图壁县的岩画。西藏的蛙与蛇石雕，以及出土文物中的玉男根、石男根……都是古代性崇拜的象征。《诗经》三百篇中，有不少大胆炽热的情歌，在孔夫子看来都属于“思无邪”的纯正之作。就连孔夫子本人，也是他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野合的结晶。在孟夫子眼中，“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齐宣王之所以勇于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好色”，跟孟子性观念的灵活不会毫无关联。据《战国策》卷二十七《韩策》记载，秦国宣太后接见韩国使臣尚靳时，竞以自己跟丈夫做爱的姿势做比方，使后代的道学先生读起来为之瞠目结舌。汉武帝时，守寡的平阳公主可以跟左右商议重新择夫事宜；武则天时代，女儿太平公主竟能够大胆地为母亲介绍情人。当大臣朱敬则劝谏武则天不要宠幸太多的男色(面首)时，这位女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而且“赐彩百段”以为奖励。20世纪初在敦煌呜沙山藏经洞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撰写的一篇惊世骇俗之作，为研究唐代的性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到了宋代，中国性文化经历了一个转折期。自宋儒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近思录》)的伦理观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愈来愈被禁锢，愈来愈趋于病态。不过，与此同时，宋朝也出现了君臣同狎一妓的风流韵事(如宋徽宗与周邦彦同恋李师师)。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宋儒朱熹却纳尼做妾，成为轰传一世的丑闻。人们从这些事例中识破了道学的虚伪性，看清了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其实是孪生兄弟，或者说，纵欲主义是禁欲主义的反动。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性爱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更为多姿多彩。

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给作家以一种内在推动力，促使他将澎湃的激情化作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我们反对无限夸大和恣意渲染性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不赞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由于作家的主体精神价值取向不同，性爱在作家创作动力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和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性爱毕竟是创造意识和创造力萌发的动因之一。正是对夏绿蒂·布芙的疯狂的爱以及这种爱无法实现而导致的苦痛，促使歌德创作了影响一代人的浪漫主义小说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经常为灵肉分裂所困，促使歌德在作品中毫无隐讳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以致他的作品长期遭到天主教当局的查禁。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劳伦斯动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我自己：她对这会有什么看法？”无怪乎希腊俗谚说：“爱神(Eros)呵！你是统治者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千古不衰的永恒主题。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为作家提供了至为丰饶的素材。夏洛特·勃朗特对已婚的老师海格先生的单恋，使她的小说《教授》、《小城》、《简·爱》都映上了自传色彩。狄更斯少年时代的恋人玛利亚·毕德内和他那位早夭的小姨子玛丽·霍加斯，成为了《块肉余生记》中朵拉和小妮尔的原型。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部分素材即取自他的情人露易丝·科莱。她跟福楼拜分手之后写出的小说《他》，曾经在法国引起轰动。小仲马塑造的著名人物茶花女——玛格丽特．戈蒂埃，其实就是他热恋过的高等妓女玛丽·杜普莱西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此类事例也不胜枚举，冯沅君的《春痕》，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萧乾的《梦之谷》，洪灵菲的《流亡》，柔石的《疯人》，蒋光慈的《弟兄夜话》，郁达夫的《沉沦》，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都有作者本人婚恋生活的投影。郭沫若的小说，不少采用了自叙传的形式，留下了他自己称之为早期的性觉醒记载和婚恋经历——如《叶罗提之墓》反映了他的恋嫂情节和恋物癖，《残春》则是他与日本妻子安娜初恋经历的艺术再现。茅盾小说《虹》中的事件虽然跟他个人的经历完全无关，但素材的提供和构思的形成都得益于他的情人秦德君。这是作家的婚恋生活影响创作的又一特殊形式。

由于性爱对创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致使探究作家的婚恋生活成为了打开作品秘库的一把钥匙。有些作家的杰作之所以在他生前不能完全被理解，就是因为读者无法知道这些费解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比如，不了解拜伦与玛丽·柴伍斯(Mary chaworth)的恋情，就难于准确捕捉他在1803年至1811年这八年间诗作的主题。不了解雪菜的两度婚姻、多次恋史以及他的自由恋爱观念，阅读他的名作《西风颂》、《给云雀》也就如同隔靴搔痒。可见，作家的真实形象虽然首先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但出于正确动机和健康趣味研究作家的情感历程和私人生活，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作品是有裨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收录的诸篇，介绍了胡适跟妻子江冬秀、表妹曹诚英、学生徐芳的爱恋关系，以及跟美国友人韦莲司和罗维兹的海外情缘。还介绍了他跟女作家陈衡哲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些文章，跟狗仔队的爆料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这是翔实可靠的胡适生平史料；二、这是解读胡适作品——特别是破译他的诗歌的心灵密码的一把钥匙。

胡适历来认为，中国的传记文学十分落后，很少有传记材料是可信的，既无传神写意的大手笔，也无描龙绣凤的细密功夫。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多忌讳”(《(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既怕得罪死人，又怕得罪活人”(《我对于丧礼的改革》)，因此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地写一个人。这样就违反了写作传记的根本原则——“记实传真”。本书收录诸文的内容，均以当事人的书信、日记、作品及有关文献档案为依据，绝无臆想杜撰或“合理虚构”之处。因此，它必然成为胡适生平资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展现一个血肉丰富、密切感人、逼近历史真实的胡适的形象。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胡适指出，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关；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笔者认为，胡适所追求的理想人生，也就是徐志摩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本书所收诸篇都将支持和印证这一观点。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曾称赞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近来，又有人极力渲染“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①这两种评价其实都有各自的偏颇。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首倡人和开路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占有重要而显赫的位置。他的有些诗歌虽然蕴含着比较复杂的政治情节，但也有不少单纯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其中包括属于私密领域的情诗。他的情诗没有现代派诗歌中繁复的意象、非逻辑的观念联络、青春病态……却有古代咏史诗中那种源于现实生活的“本事”，是现实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现实化。因此，如果读者不了解这些“本事”，没有“以史解诗”的能力，也就不可能正确阐释这些诗歌的真实内涵。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用影射比附的方法来解读诗歌，但要真正读懂有些诗歌毕竟不能脱离作者主观意图的制约。比如，如果不了解胡适跟韦莲司的关系，即使粗浅如《蝴蝶》(亦名《朋友》、《窗上有所见口占》)也无法读懂。如果不了解胡适跟曹诚英的恋情，读《秘魔崖月夜》之类的佳作就会感到云山雾罩。如果不了解胡适跟陈衡哲的交往细节，权威专家也会对《水调歌头》这样的旧体诗词进行误读。如果不了解他跟罗维兹的隐私，读那首《无题》诗就会如读天书。可见，研究胡适的婚恋史，跟研究古今中外其他作家的婚恋史一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此外，必须提醒读者注意：胡适的情诗常常用诗前的-小序跋文或诗歌的后记制造烟幕，转移读者视线，以达到声东击西、移花接木的目的。这一点，他的好友徐志摩早有洞察。比如他故意在《车中望富士山》的后记中强调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在《南高峰看日出》附记中，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拉出任白涛做曹诚英的陪绑。《三年不见他》的附言中，言不由衷地把这首诗的抒情对象说成是北京大学。《“应该’’》一诗的前言，把他在爱情选择中的无奈心情说成是转达亡友倪曼陀的感情。他的一些译诗(包括用白话文译写的中国古代诗词)，如《你总有爱我的一天》(原作者为英国罗伯特·勃朗宁)、《译薛莱的小诗》(原作者为英国诗人雪莱)、《译张籍的人(节妇吟)》，也都是借他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他的心目中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寄情对象，这是了解胡适婚恋史的人都能读懂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编写了这本《胡适心头的人影》。目的之一是比较系统地介绍胡适生平中鲜为人知但能展现其血肉之躯的一面，目的之二是为正确解读胡适诗歌提供一些重要的史实依据。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本书所收诸篇都在情节和语言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兼顾了史料性与可读性。这是我进行学术普及工作的一次尝试。

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缪斯是文艺女神的统称．丘比特则是身有双翅、手持弓箭的小爱神。我没有考证过神话传说中这两类神祗的关系。但一部中外文学史足以证明，在创作实践中，只要丘比特的金矢射中作家的心脏．一定会使情感的激流奔突而出，从而产生创作灵感，出现艺术奇迹，使文学园圃生长出更多的奇花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