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亲切通俗之面貌，温渥现代人的心灵；

以小说白话之形式，呈现高僧道范与净行；

以再现风采为宗旨，为现代人树立智慧明灯。

达摩大师，以“一苇渡江”“面壁九载”为世人所知，欲了解这位开辟中国禅宗的智者的生平事迹，请读这本程世和所著的《达摩大师传》。

程世和所著《达摩大师传》讲述达摩大师是南印度香至王的三王子，初学小乘禅观，后得遇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从其出家，奉教师傅近四十年。至般若多罗灭度后，继为西天二十八祖。后来为到中国传播佛法，历经三载，才来到了广州。后又至当时梁国都建康，与梁武帝会见，因语句不契，遂渡江北上，从而迎来了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苇渡江”。达摩先到达洛阳，后至嵩山少林寺，在后山面壁，一坐九年。后来，神光“立雪断臂”向其求教，达摩为其精诚所感，认定神光可堪当大任，改其名为慧可，终传以正法眼藏。最后于公元五二八年灭度，并留下了“只履西归”的神迹。

【总序】佛光与慧灯星云

【卷首语】程世和

一 三王子志存佛业

二 从跋陀初学小乘

三 遇宗祖发明心要

四 承遗教祖师圆寂

五 返南天化导宗纷

六 拨迷雾王侄忏悔

七 奔东土三年苦渡

八 抵羊城开示佛法

九 入金陵机缘未契

十 坐洛阳预知佛难

十一 上嵩山少林壁观

十二 遭讥嫌五次被毒

十三 求大法慧可断臂

十四 付衣钵从容化灭

十五 传佳话只履西归

【后记】程世和

达摩淡然一笑，没有回答。在萨婆罗恭身迎请下，达摩进入寺院，稳稳地坐在法座上。萨婆罗率领一群僧众肃立在两旁。

达摩直视萨婆罗，问了一句：“世界上万事万物，纷纭复杂，请问什么是实相的相状？”达摩深知，这个实相的相状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破除他们错误的见解。

萨婆罗生平就致力于对实相的研究，自觉已进人一种高深的境界。于是他躬身向前，道出了他多年的体会：“法师，依贫僧之见，不使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相互混合纠缠，而使它们泾渭分明，就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相状了！”

达摩看着萨婆罗自鸣得意的样子，心中好笑，又追问了一句：

“你说不使一切事物相互混合，各各自成一体。如果把这些独立存在的现象叫做实相，那么你又是怎样来确定它们的呢？”

萨婆罗知道达摩是向自己发难，就赶忙辩道：“对万事万物本来就不能够加以确定。如果对它们进行明确的界定，它们就成了僵死的东西，还怎么能够成为实际的相状呢？”

达摩追问不舍：“按你所说，各种事物的实相是不能被具体确定的。但你既然说不能够确定它们，你又如何能体证到它们的实相呢？”

萨婆罗被问得哑口无言，一时语塞。他想了半天，勉强挤出几句话来：“我说不能确定，是指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由于受到种种局限而不能对客体加以确定，并没有说万事万物本身也没有确定性。我觉得，实相的本身还是有它的确定性的。”

达摩大笑了一声，直指对方的妄言之处：“你一方面说实相具有不能确定、变动无常的特性；另一方面，你又说实相的本身是可以被确定的。你用虚妄的见解来确定不可确定的实相本身，这样确定下来的东西，你能够说它就是实相吗？”

萨婆罗强辩道：“确定的本身如果也不能确定，当然就不是实相了。但是请你注意，如果你知道这个认识的客体‘我’本身也是虚幻不实的，就能知道诸法实相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变化无常的道理了。”

达摩一听，不禁哈哈大笑：“实际上，当你说起‘我’这个字时，这个我的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离我而去了。你所说的‘实相’也是如此。当你说出实相时，实相已经不是实相了！”

萨婆罗知道自己已经漏洞百出，但他仍不甘示弱，搜刮枯肠：“法师，虽然如此，不会变化的东西应该仍然存在，它就存在于‘不在’之中。这里我只不过假借实相这个词，来指称它所代表的真实含义。”

达摩又是淡然一笑：“实相实在是永恒的、不会变化的啊！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不是实相了。它岂能像你所说的那样一会儿是在，一会儿又不在；一会儿有，一会儿是无呢？”说到这里，达摩手指着虚空，一语道破实相的真谛：“你看这无限的虚空，就如同世间的实相，它既非有，也非无；既非在，也非不在。但它却是那样的广大辽阔，容纳万事万物。你能说这无限的虚空不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吗？”

萨婆罗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陷入语言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由得暗暗佩服达摩的悟性高超。于是，他躬身向达摩请教道：“法师，我现在终于明白自己识见的虚妄了。但不知我这具臭皮囊，能不能也像这无限的虚空一样，做到通达无碍呢？”

达摩环视着满寺的僧众，宏声答道：“如果你们真正悟明了什么是实相，就会知道真正的实相不在一切有无之内，也不出于一切有无之外。懂得了这点，你们的心灵就如同这无限的虚空一样，可以具足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容受无边的万物。如果你们仍执着于一己之识见，又怎么能够获得圆通无碍的智慧？又怎么能够直指心性，体证真如佛性？”达摩的法音如同洪钟巨响，声声锤击着他们的心灵，直使他们窥视到一个至大无边的精神境地。

在破除了有相宗的妄见后，达摩又风尘仆仆地赶至无相宗的山门。

坐在无相宗的法座上，达摩不动声色地问道：“诸位，你们说万物都没有相状，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验证这一点呢？”

有个叫波罗提的法师走出来，回答道：“我们说万物无相，是因为心灵虚空，没有任何的形状。”

P60－P62

佛教传人中国近二千年，高僧辈出，法雨沾霖；禅智净范，流布南北，蔚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清流。多少栖心禅理之士，机锋峻烈，杀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体，刮垢磨光。历代经籍及《海东高僧传》中有具体记载者，约一千七百余人，俱能垂高明于典范，显圣谛于法界。

可惜古籍艰涩难读难懂，已与现代人之心灵脱节，由于古文的障碍，历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渐渐黮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隐晦。现代人普遍缺乏判读古经籍之学养，即使悉心谛听，也难以拂除文言之乌云，识见高僧行谊，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贪恚愚痴苦恼的忧患，这是很可惜的！

台湾佛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佛教高僧全集》以历代高僧之风采再现今世为宗旨，力求现代化、白话化、小说化、真实化，将历代高僧道范与净行活泼呈显，以亲切通俗的面貌，温渥现代人的心灵，期望为现代人树立新的智慧长明灯。

繁体版的《中国佛教高僧全集》已陆续出版了八十六种。现商务印书馆从中选择，第一批先推出《惠能大师传》、《达摩大师传》、《临济大师传》、《鉴真大师传》四种。希望这些传记，能将蛛网尘封之高僧行谊再现当代，让前贤的智慧灯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众生；让圣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州大地的黑暗角落。

从木叶纷落的秋日写到白雪皑皑的冬日，终于写完了这部《达摩大师传》。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了，人人都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温馨气氛中。而我这个江南游子，则独自幽居在古城长安的一间斗屋里，成了一个“出家”远行的人。然而我的心中并不孤独，面对达摩大师大雄无畏的精神，让我更生发出一种追寻佛法真理的决心与毅力。

与达摩大师相仿，我也是家庭中的“老三”。也许是出于一种对“老三”身份的自觉，我这几年总认为在三兄弟家庭结构中，老大与老二由于过早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大都具有人世的性格，而老三则可以无忧无虑地置身家庭事务之外，成为“自由的个体”。巴金《家》中的老三高觉慧，就是一个摆脱家的羁绊，到宽广的世界里呼吸自由空气的文学家的典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三阿辽沙一人弃家远游，以基督博爱精神去拯救世界上千万迷途的灵魂。显然，老三较能自由地追求精神至境。

我虽然没有像大车国三王子“舍身饲虎”的献身精神，也没有达摩大师慈悲救世的伟大愿力，但我自以为，我这个“老三”也是一个行走在精神之境的“出家人”。我少年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坐在长江南岸，思索生命的意义。后来，进了省重点中学“重点班”，原本可以凭借自己优异的数理成绩，考入全国著名的大学理工系。殊不料，我却大反当时“重理轻文”的社会观念，突然改学了文科，这不啻使师长同学们大吃了一惊。而我却固执地以为，我这一选择，正可满足我对古圣贤哲的精神追求。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政府工作的机会，跑到远离江南的古城西安，每天呼吸着黄土高原那苍凉而悲壮的西北尘风，攻读古代文学的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后，本已联系好了去南京、武汉的工作单位，但又转念一想，如若我返归南方，便会失去北方；如若我留在北方，每年都可以通过探亲来往于南北之间。如此，不也就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思想延展的空间吗？

就在这样的心念中，我留在了天寒而困苦的西北，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地反刍与沉淀。自一九八八年至于今日，我在西安古城已经工作了整整九个年头。在这漫长的九年中，我独守在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斗室里，摒除外缘，优游于精神的世界里。在这期间，也成就了我的诸多论著和论文，计有《史记——一个伟大人格的凝聚》、《司马迁——与历史的“不仁”对峙》、《苍凉——陶渊明诗的真实底蕴》、《孤独的个体——谢灵运生存悲剧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妻子韩英也是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出家人”。她与我分居异地，曾一人独闯黑河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又曾独人中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其内心的苍凉与壮烈，精神的无畏无惧，唯有我知。这里，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大哥世昌、二哥世亮以及小妹桂芳，是因为他们在家服侍年迈的双亲，才使得我这个“老三”得以远行，成为追寻精神和自由的漂泊者，成为追寻伟大的达摩大师的“自由个体”。

正因为有以上这些经历与体验，我和达摩大师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契合。当我得知吴言生居士正为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企划的《中国佛教高僧全集》组约稿件时，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撰写《达摩大师传》的任务。吴言生居士也是一个精神独行者，他得知我的想法与冲动后，热诚鼓励我说：“达摩大师是中国禅宗的开创者，你要写出他超然物外的洒脱性格，及济度众生、延续法脉的悲心弘愿来！”吴言生居士常常是夜半踏雪来访，畅谈稿件，兴致来时，手舞足蹈，不到东方大白不肯罢休！

最后，我谨向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各位同仁致以深深的谢意！通过这本《达摩大师传》的写作，我庆幸自己今生与佛法有缘，与达摩大师有缘。从今而后，我自当珍惜这一因缘，继续不断地创造出更好的佛教文学之作。

1997年2月5日于古城西安